撰文|赵立波
公元1061年，二十五岁的苏轼在科举考试时一口气写下气吞山河的《进论》而里面的一篇叫《留侯论》的文章引起了考官的高度赞许，由此开启了学而优则仕的青云之路。这篇《留侯论》是他史论文的代表作品，长期得到了高度评价。明代杨慎在《三苏文范》卷七中说：“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
留侯论
此后的评论家针对此文纷纷给出评价，“此文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文家操纵之妙。”、“忽入忽宾，忽浅忽深，忽断忽接、而纳履一事，止随文势带出，更不正讲，尤为神妙。”《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
全文就张良在桥上遇见黄石公“纳履受书”这一传说加以评论。过去一般认为张良后来之所以能够协助刘邦用兵夺取天下，多亏了这本书。而苏轼则认为黄石公给张良的教益，不在于赠书，而在于通过“纳履”来考验启发张良，使他学会“忍小忿而就大谋”的道理。张良最终获得重大悟性，并在以后影响刘邦制定的战略。终于战胜了项羽，成就了重大基业。苏轼这篇文章很典型的体现了苏轼文章风格，纵横捭阖、雄于辩论的特点。能在前人未涉及到的观点处着手，并将传统观点推翻形成新的观点，且让人惊叹扶起，颇有颠扑不破之感。
苏轼
从开篇苏轼就认为豪杰与普通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表现在能忍与不能忍。“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因为他们缺乏远大理想，而豪杰之士被辱，却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在这些豪杰心里，“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接下来，苏轼认为，黄石公的事情真假并无什么奇怪之处，并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于张良的内在涵养与智慧。这种智慧让他在日后的磨砺中能够可以成就大事：“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因此这种品质在日后的楚汉之争中逐渐影响了整个战局的发展。“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毙，此子房所教也。”
楚汉之争
由此可见，张良的“忍术”已经影响了整个大局，直接作用于刘邦这个团队。成就大汉江山的首功归于张良，“非子房其谁能全之？”司马迁作《史记留侯世家》之时，猜测张良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英雄面貌，及至在采访中见到了张良画像，却“状貌如妇人好女”，这很让习惯于把英雄豪杰概念化、脸谱化的人们感到意外，司马迁似乎也为张良没有“魁梧奇伟”的相貌而有些失望，遂用“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来打圆场。其实，英雄豪杰本没有一定的模式。张良体弱多病，虽功高盖世，却只是“运筹策帷帐中”，未曾冲锋陷阵、攻城略地，不同于韩信、樊哙、周勃之流的武夫。此人外柔内刚、绵里藏针，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多次在关键时刻为刘邦作出正确决策，天下大定后又功成引退，避免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真大智者也。张子房，一位“状貌如妇人好女”的奇男子，一位兼具阳刚阴柔之美的伟丈夫。东坡先生说得好“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这不正是张子房之所以是张子房吗?
张良与黄石公
《留侯论》在某些角度和思想来看，寄托了苏轼对张良的深刻理解和个人崇敬情怀，在一个青年人眼里，他何曾不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张良？在传统读书人眼里。追求的“达则兼济天下”的这种理想主义，让苏轼对张良这样的人物深深的着迷，对文章赋予了大量的个人崇敬情怀。
这篇独特新颖的角度来争取优胜的文字，固然是科举卷子中所存在的一种现象，但是本篇文章提出的这一点，对客观认识历史人物的个人性情有着重要作用。
苏东坡书法
宋代学者罗大经在其著作中分析苏轼文风，认为他的早期文章深受《战国策》影响，所以能“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对此苏轼曾经总结早年文章创作时也曾说过：“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科举人习气。”
这时候的苏轼的人生尚且未境遇重大挫折，更多的是，仕途上的得意和青春相伴随的积极进取，在日后朝廷做官，正是他的“满肚子不合时宜”，让他的仕途不断遭遇挫折，从而遭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和苦难，但是凭借着这种早年的理想与坚忍，苏东坡最终成功突围，在坐牢与折磨后，依旧能豁达看待人生，写下千古名作《念奴娇》完全可以说， 他将张良的这种精神放大到自己的人生里并得到升华。
大江东去浪淘尽
无论是在贬谪的路上，还是满头白发，经历多次人生的大起大落，苏东坡都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正面引导，从而他的作品生命力也愈加强劲，这些对后人都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这或许就是我们学习苏东坡的最大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