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金库/我的家 春 秋（中）

我的家 春 秋（中）

文/侯金库

2010年1月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及其没落，歌颂了一群年轻人的反礼教精神。联想我的一生，我的家也是一个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家。随着社会巨变，我的命运也在激流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我想以此为题，回顾我的一生，作为对慈母和胞兄的祭礼，也让后辈们能从中吸取一点东西。

家境苦，活命赖慈母

     我生于 1935年阴历十二月初一，阳历是12月26日。这个日子和毛主席的生日相同，但是我可不像毛主席那样生在一个富裕家庭，而是生在一个矛盾重重的贫穷家里。我的命运，也和母亲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

     我母亲的娘家在礼泉县阡东镇的力士村，家里很穷。她先嫁到阡东镇的灰都村张家(也叫“灰堆村”)，生了我哥哥张金玺。然而不久丈夫去世，孤儿寡母无人照顾，她就带着哥哥，改嫁到咸阳马庄镇白鹤村的侯家，又生了我。

     当时我父亲还有一个前房的儿子侯志明，已经结了婚。所以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又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我的小名叫狗娃，侯志明给我起了一个和他连起来的名字，叫侯志发。按说，弟兄三人我应该是最幸福的了，有父又有母，他们一个无父，一个无母。然而好景不长，在我出生不满一周岁时，我父亲就去世了。侯志明成为家长，我们母子就成为累赘。两次守寡的女人，被认为是命运低贱，正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张家哥哥曾在马庄小学当勤杂工，给学校打铃、提开水，后来被迫回到灰都村，寄居别人家中。

     因为家穷，侯家哥哥和嫂子与我母亲经常发生矛盾，经常为吃饭争吵。无可奈何，母亲便在村里一个侯参谋家作佣人(给人家灶房作杂工或者服侍病人)，维持我和母亲的生活。有一次，我母亲给我烙了一个馍，我哥回家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馍给狗吃了。我母亲曾带着我到一个做生意的表哥郑二(西介村人)那里说理，找亲戚和自家人的长辈说话，后来又把哥哥告到乡公所，一切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没有结果。

     如此寄人篱下，无法生存。母亲只好离开那个“家”，带着我到外村给人做饭或服侍月子(照顾生了孩子的人)。记得母亲曾在咸阳帝王村给一个当官的人家服侍病人，他们家吃烧鸡喝酒，因我年幼好奇，就在人家跟前看。主人便给了我一块鸡肉，我连忙拿到门外去吃。这是我第一次吃鸡肉。后来母亲还带我到阡东崔家服侍一个病人，时间比较长，这家主人特别好，我到崔家还上了一年多的小学。无家可归，到处飘游，这就是我幼年时代的活命方式。

     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马庄一个表姐家。表姐给母亲说，你不如把狗娃送给别人，省得你受拖累。我母亲哭着说:“我再苦再累也要把他拉扯大。”这句话叫我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记。我想，正是因为有我，母亲才有活下来的坚强意志，也因为有了母亲，我才能得以生存。母子虽受苦难而相依为命，这就是我所体会的人间真谛。

     大约在我8岁时，我母亲通过自家人的长辈说话，和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侯志明分了家。当时，明明是弟兄两人，而侯志明硬要按弟兄三人分家。因为他还有一个哥哥，据说是打死了人，逃往新疆，后来查无音信。他要替那个已经不在的哥哥占一份家产。我母亲无法抵制，就忍气吞声，按弟兄三个分了家。我分得四亩地，一间空荡荡的破房。

     我记得还有一个碌碡，一个窗扇子。其中三亩地已经当给了别人，只有一亩地自己能种。过去富人家往外租地，每年收取租子。穷人生活过不去，就把地当给有钱人，换点粮食或钱，只能有钱时再赎回来。当时我母亲一再叮咛，地可以当给别人，坚决不能卖。卖给别人，就永远成了人家的。分家后，我们母子仍然无法经营。我的张家哥哥就把我和母亲接到了灰都村。

     1957年，我母亲生了重病，我买了油饼、腊羊肉给她吃。有一天，她从坑席的背后取出一个不知何时藏起来的点心(月饼)，交给我吃。我绝想不到，这就是她一生最后给儿子吃的东西。几个月后，母亲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她临去世时，一直放心不下的是，还没有给我订下媳妇。后经哥哥料理，把母亲送到坟地，我和哥哥都哭得肝肠寸断。村里人都说我是最可怜的人。我当时决不相信，和我受苦受难的母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在家想到母亲，一个人就跑到坟里大哭一场。

得重生，感激贤胞兄

     我的同母异父哥哥张金玺，从小失去父亲，在咸阳也受尽苦难。在无法立足之时，又回到了阡东灰都村。当他知道我和侯家哥哥分了家，又无能自理时，就把我和母亲接到灰都村。当时哥哥大约20岁。说他有家，不如说他也是一个无家的单身汉。他和村上一个单身汉住在一起给别人拉长工，我和母亲就住在别人家。

     按照农村的风俗，母亲是改嫁之人，我是白鹤村生的，都不能算是张家人。但是哥哥从来没有把我当外人，他还给我换了一个名字，和他连起来，叫侯金库，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说我是白鹤村人也行，是灰都村人也行，具有双重“村籍”。文革期间，我还把大儿子侯荣的户口落到灰都村，在灰都村也盖了房。

     到灰都村之后，生活还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办法，我母亲仍然带着我给别人做饭、服侍病人。有一次，我和母亲到礼泉昭陵寒家窑给一家服侍病人，因时间很长，没有和我哥哥联系，我哥就到处找。结果在寒家窑找到了我和母亲，哥哥和母亲抱头痛哭，其情其景，不堪回首。后来由于哥哥的勤劳节俭，在村里盖了两间房，从这时起，我和母亲便结束了到处飘游的生活，定居在灰都村。我母亲在家做饭，我和哥哥在地里劳动，这样基本上能够维持三个人的生活。我哥哥还供我在村里上了小学(此前，在白鹤村和阡东崔家断续上过小学)。1948年，我从村小毕业，插班考入阡东完小，1949年毕业(当时的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初小为一到四年级，高小为五六年级。村里都是初小，一个乡只有一两所完全小学。从村小升高小要报名考试)。

     我很喜欢“打柴劝弟”这个戏，哥哥打柴，供弟弟上学。我的哥哥张金玺,不就是这样一个孝悌忠信的典型吗!他在我极端困难之际，使我和母亲得以重生。1986年，勤劳贤惠的哥哥因病去世，为了感谢敬爱的哥哥对我无私的关爱，我给他和我嫂子用砖箍了一个双人墓。在阡东中学工作时，我也供我哥哥的大女儿上了中专。

春意暖，壮志节节展

     1949 年完小毕业后，全国刚刚解放，穷人翻了身，也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春意。

     当时，家里仍然贫困，我虚龄十五岁，就打算自己开始干活挣钱，以便减轻哥哥和母亲的负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前面提到的西介村人郑二，是我的姨表兄，他有个弟弟郑四，领着一个戏班子远近闻名。母亲就让我跟郑四学戏。因为唱戏行业在旧社会属于下九流，连祖坟都不能上，加之练功太苦，经常挨打，我就没有去。后来打听到咸阳一个诊疗所要人，想去学医，结果人家还不要农村的。于是在别人介绍下,我到马庄一个杂货店当了学徒。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职业。

     说是当学徒，其实就是“伙计”、“雇工”，解放后又叫“店员”。但是当地人都把杂货店的伙计叫“相公”或“相公娃”(对童工而言)。直接称呼就叫“x相”，比如叫我为“侯相”。我的“掌柜”(主人)是马庄的侯新娃。我在店里除了帮着卖货、进行一些食品杂货的制作之外，还给掌柜家里干一些农活。记得店里有次做点心，刚刚做成，新娃就让我把热点心尽饱吃。我确实也吃了不少，但以后见了点心就恶心。后来才知道，热点心最容易吃伤人，掌柜怕伙计偷吃点心，就用这个花招来治伙计。

     我在杂货店干了大约一年半，还得了六斗麦的工钱(一斗麦大约有30斤)，是我哥哥张金玺前去领的。我也为我能够给家里增加一点收入而感到高兴。

     但是，随着见识的增长，我却不安于相公生活了。因为解放了，国家对贫困孩子上中学还有助学金，我想上中学，继续深造。

     在我母亲和哥哥的支持下，我在家进行了一段复习，终于在 1952年考上了咸阳周陵中学的初中。这也许与当年扩大招生有关。周陵中学高年级一般只有两三个班，而52年就招了九个班，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分班。我是初55级戊班(按1955年毕业论年级)。同班的还有白鹤村的侯抗日、侯述藩、侯维宾、侯维和等数人。我侄子侯助理(侯志明之子，小我四岁)也在同班。还有小秩村的路迪民，他在班上年龄最小，我们两人关系很好。为了解决上学的经济来源，除了我享受甲等助学金外，我还把在白鹤村分得的地全部卖掉。这也是我人生经历的关键转折。

     初中的生活是愉快的。珍贵的学习机会和难得的经济来源，使我具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性，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除了上课之外，还参加一些课外活动。周陵中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学生和老师都喜欢秦腔。据说在1939年建校初，就创立了业余秦腔剧团。因为师生们文化层次高，对于唱腔设计和角色塑造都有独到之处，水平可与专业剧团媲美。校庆或节假日都要义演，还用演戏卖票集资建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现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级导演王斌(曾经与李瑞芳合演“十二把镰刀”，红极一时)，就是当年周陵中学业余剧团的学生，我们的音乐老师张鹏也是因为学生时期秦腔唱得好才留校当老师的。在我上学时，业余剧团没有了，但是依然经常排戏演戏。我曾经化妆上台演过两次戏。一次和一位职工合演“苏武牧羊”，我演苏武;一次和我们班的王志强合演“打柴劝弟”，我演哥哥。演“苏武牧羊”时，两人的唱词还颠倒了几句，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兴味无穷。

     1955年我从周陵中学毕业，考入西安电力学校。当时，初中毕业的前途有多种选择。有的可以找门路参加工作，比如我班的王瑞民就到邮电局参加了工作。这一年，西安有几个由苏联援建的国防工厂(只说“国防某工厂”)要从初中学生中招收工人，给了我校一些名额，我班的李平仁、赵芳彦等四名同学都被招走了。多数人就要继续深造。年龄小的，一般想上高中，年龄大的，就想考中专，早点参加工作(中专毕业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考试也是各学校单独招生，不搞统考。记得班主任李甫龄给大家讲，报自愿时要考虑国家需要，有人说“高中做官，师范可怜，土木搬砖，地质钻山”，这样不好。我的年龄较大，就打算上中专，所以报了西安电力学校。当时中专还是比较难考的，由于我学习扎实，就一举考中了。

     我在电力学校学习了两年。1957年，一方面因为家庭变故，母亲去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这时发现，上中专的前途并不理想，毕业后只是最低级别的技术人员，后劲不足，工资也少，所以就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于是，我在回家葬母之后，没有继续上学，实际是自动退学，准备自学考大学。

     这是一个没有把握、具有冒险性的选择，也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前途未卜的又一次转折，简直可以说是一次赌注。我在白鹤村哥哥的家里借用了一间房子，开始系统学习高中课程。虽然在中专学了两年，因为中专的基础课比高中粗略，困难还是相当大的。我还请正在咸阳中学上高三的路迪民利用假日到白鹤村来，帮我分析数学难题。好在自学可以针对高考的科目选择，我想考理科，无需复习文科课程。那时的高考对象,除了高中毕业生之外,还有一个“同等学力者”，不需要高中毕业证。也许是当年又碰上大学扩招，也许是老天怜悯，当然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我居然在辍学一年之后，与当时上高中的初中同班同学同时考上大学，进入陕西师范大学的校门，此事在同学中也传为美谈。不过没有考上本科，是数学专科，两年制。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这是一个流浪儿、一个“相公娃”的春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