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芳 李甍
本文以新疆地区汉唐时期的三角形及长方形衣饰为研究对象，以相关考古资料为依据，对其存在的时期及地区、主要用途和装饰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又综合其他时期及地区的相关考古发现，参考前人相关语言学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三角形及长方形衣饰的源流问题进行了探讨。
图1 楼兰LE壁画墓出土三角形衣饰
一、新疆地区的相关考古发现
1.三角形襟饰
最早发现的三角形衣饰实物是一件丝质斗篷残件（6A：1），出自罗布泊地区的6A号墓（位于小河西岸），系1934年贝格曼考古探险时所获。[3]贝格曼初推断此墓为楼兰时期墓葬，墓中出土其他衣物与营盘发掘实物极为相似，亦应属汉晋遗存。据贝氏描述，该斗篷主体面料为绢，发现时已残作3片，其原始形制已难复原。残片中2幅前片襟缘上，各缝缀有三角形衣饰两片。三角之两腰上另有包边缘饰，一侧以绿绢为缘，一侧以红绢为缘。（图2）
图2 罗布泊6A号墓出土绢斗篷
2.三角形底摆
以三角形衣饰装饰门襟的实物，目前仅6.A：1一例，其余多作摆饰。三角形态的底摆又有两种类型，一是剪摆，一是缀摆。
所谓剪摆，是指衣身自腰线分裁，腰下部分裁剪出尖角形态。剪摆样式实物仅见于营盘墓地，均为女服，形制完整者两例。其中编号M7：14的上衣，衣长80厘米，袖残长92厘米。为圆领阔袖样式，衣长至膝，偏襟左掩。衣以本色几何纹绮为面，绢作里，两袖中部嵌朱红色绢一段。腰下摆缘，裁作左右对称的尖角，两片尖角略有交叠，出土时前襟挂一只铜镊子。[4]（图3）另一件编号M8：16的上衣，为圆领左衽喇叭袖短衣，衣长110厘米，肩宽45厘米，袖长90厘米。以浅黄色绢为面，白色棉布作里。底摆亦裁作左右对称尖角形，缘边镶纬锦。[5]（图4）除剪摆外，楼兰LE壁画墓还出有用于缀摆的三角形衣饰。该衣编号03LM1：5，残损较重。依残迹推测，为交领长袖右衽绢袍。留存的部分门襟上，缝有六片长方形饰片。衣身左右两则，自髋部向下有开衩。袍摆缘贴缝高约16厘米的连续倒三角形衣饰7片（前身），饰片上沿缘红色绢边，有紫、绿两种颜色的三角形绢片，两色相间排列。三角绢片两腰上亦有缘边，为红绿间色。此外，每片三角形中线部分也有与底绢异色的竖条绢饰带，并有黄色窄缘。[6]（图5）
图3(左上) 营盘M7：14
图4(左下) 营盘M8：16
图5(右) 楼兰LE壁画墓03LM1：5
除出土实物外，三角形缀摆样式上衣在公元6～7世纪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亦多有所见，且均为贵族女性供养人所服。如克孜尔第67窟供养像中，有两位戴花冠及风帽的贵族女子，均上著低胸圆领阔袖衣，一人半袖，一人长袖。两衣之衣摆为各缀系铃铛的三角形衣饰4片（前身）。[7]（图6a，b）克孜尔第17窟供养人像中，有二身戴头巾的女子形象。服饰相仿，上着等级较高的双翻领带护肩样式半袖衣，衣之下摆缀三角形衣饰6片（前身），材质与领襟边饰相同。（图7）此外，克孜尔第69窟供养像中龟兹王后，戴花冠、穿圆领低胸半袖衣。衣之领缘与摆缘材质、工艺相似。其摆缘较前述两例的差异在于，虽保存了尖角的结构，但不是多片三角形裁片的连缝样式，更类似于一次性剪裁而成的尖角锯齿形缘边。（图8）这又与于阗喀孜纳克佛寺壁画中女性所服上衣一致。[8]
图6a(左) 克孜尔67窟女供养人像
图6b(右) 龟兹半袖缀摆衣款式示意图
图7(左) 克孜尔17窟女供养人像
图8(右) 克孜尔69窟龟兹王后
除上述洞窟及佛寺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形象外，苏巴什古寺遗址所出舍利盒所绘乐舞图中，亦有多位舞者著缀三角形摆缘之半袖上衣。学界普遍认为此盒所绘是为名曰“苏幕遮”的舞乐场面。（图9）
图9 苏巴什古寺遗址所出舍利盒舞者形象
3.长方形襟饰
所谓长方形襟饰，是指在袍之内、外门襟上剪裁或缀缝长方形缘饰，相关实物集中出土于汉晋时期楼兰LE壁画墓及营盘墓地。其中，楼兰LE壁画墓出土长方形襟饰长袍三件，分别编号03LM1：4、03LM1：5、03LM1：5。三件形制相似，以03LM：4保存最为完整，是为交领右衽、窄口长袖、收腰阔摆样式。袍以白绢制，衣身通长127厘米，肩袖通宽220.4厘米。袍服衣身的裁片分上下两部分，内、外襟沿边，由腰及摆各剪裁出4片长方形装饰条。袍摆缘有四条等宽异色的绢条饰边带，由上及下的色彩依次是浅棕、淡蓝、绛红及白色。（图10）
图10 楼兰LE壁画墓03LM：4
营盘出土长方形襟饰长袍亦有三件，分别是M19：17、M22：24、M27：4，亦均为交领长袍，其中有女袍亦有男袍。形制相似，材质各异。有以平纹褐作面料者，如M19：17为男尸内袍。基本形制为交领右衽长袖袍，亦是腰线处断裁，腰下部分，作夹层，以褐为面，衬里是以大小不一的褐片拼缝而成。内外两襟的腰下部分，缝缀五片一端相连的长方形深赭色褐片。每褐片长10～16、宽10～11厘米。（图11）另M22：24为女尸内袍，制为单层，身长约110、通袖长约170厘米。领、袖、腰、摆等结构与M19：17无异。不同的是，M22：24以本色绢为面料，腰下部分内外襟各连綴四片方形饰片。可见，长方形饰襟之片数依衣之长度，有多寡之别。另一件M27：4为左衽长袍，为男子外衣。身长98、袖长58厘米。制作单层，面料为本色毛夹纱。除衽向区别外，其他结构均与上述两例相同。[9]
图11 营盘M22：24
梳理实物及图像材料，长方形及三角形衣饰表现出如下特点：
存在时期及区域 就目前整个新疆地区发现情况来看，三角形衣饰延续时间较长，几乎贯穿于整个汉唐时期。前期1～4世纪实物均出自楼兰及营盘墓地所在处，而后6～7世纪的遗存主要见于龟兹地区。这也是鄯善与龟兹服饰相类的典型案例之一。长方形衣饰除见于汉晋时期的楼兰及营盘墓地外，并无其他实物及图像发现，故推测其使用时间较短。值得注意的是，由上述楼兰LE壁画墓出土03LM1：5来看，长方形衣饰与三角形衣饰同时存在于一件服装中，故两者的关联性不容忽视。
主要用途及装饰性 由各墓葬实物或壁画形象来看，西域所见三角形及长方形衣饰仅作上衣之饰件。但有此装饰的上衣形制，不尽相同，其中有交领衣、翻领（圆领）衣，有男服也有女服。由此推测，这种衣饰是某一地区居民或某一民族服饰文化中相沿成习的一种独特装饰手法。随着时间推移，人群的迁徙融合，虽然上衣的基本样式在不断改变，但这种装饰手法仍得以保存和延续。作为上衣之饰件，长方形衣饰多作门襟装饰，有些是直接在衣襟上剪裁而成，有些则是单独裁片再缝缀于门襟之上。而三角形缘饰则多为底摆装饰，装饰性较强，不仅在三角之沿边及中线上饰以异色包边，还采用间色或贴金等装饰手法。
二、风格源流相关问题的探讨
通过对新疆地区相关考古发现的整理，我们可以肯定三角形及长方形衣饰无论在用途、造型以及装饰上都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这种独特性也必然是以一定的文化背景及审美倾向为依托的，这引起了我们对其风格源流问题的关注。
1.贵霜钱币中的长方形衣饰
楼兰及营盘墓葬出土了公元2～4世纪三角形及长方形衣饰，由地理位置看，两处墓葬遗址接近，同是汉晋时期丝路南、北道的要冲之地。其中，营盘出土的大量器物体现出中原、中亚以及西亚的不同文化因素，该地区居民的民族、种族的相关研究仍在进行中。除出土服饰上具有明显共同性以外，营盘与楼兰LE壁画墓都发现有佉卢文遗物。较早发现的4件佉卢文文书，系1914年斯坦因在营盘古城废墟发掘所获。[10]此外，上世纪末的营盘墓葬考古中，也发现了一封置于盒内的佉卢文书信。[11]楼兰LE壁画墓的前室东壁上的一则佉卢文题记，经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安德鲁·格拉斯（Andrew Glass）博士释读，此题记为壁画作者签名。[12]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的年代大致在2～4世纪初，[13]楼兰LE壁画墓的墓葬年代在汉晋时期。而就此墓墓主之身份族属问题，众家各持己见。一说系鄯善国人，即本地贵族；[14]一说是为粟特人，即商旅客居。[15]林梅村先生认为该墓中心柱上的轮型图案、壁画中人物手持器物及坐姿等，都体现了强烈的犍陀罗文化艺术特征，而佉卢文无疑又是贵霜王朝的三大官方文字之一，故推断该墓“实际是侨居楼兰的贵霜大月氏人的墓葬”。而楼兰出土魏晋木简中，也有不少贵霜大月氏人在楼兰定居的佐证。[16]
仅就服饰而言，笔者以为楼兰LE壁画墓墓主与贵霜人的联系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一枚贵霜伽腻色迦二世（Kanishka II，255～275年）钱币上，发现了与楼兰LE壁画墓及营盘墓地出土长方形襟饰长袍极为相似的例子（图12）。该金币反面为持三叉戟的湿婆正面像，正面为手握三叉戟戴尖帽的贵霜王站像。其所著长袍为右衽，腰下外襟有连续3片长方形饰片。与此相类的形象还见于贵霜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 II，290～310年）钱币中。[17]
图12 伽腻色迦二世钱币
2.月氏及匈奴遗迹中的三角形装饰
学界普遍认为，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本是世居我国河西、祁连山一带的游牧民族——月氏。[18]公元前2世纪，月氏为匈奴所败，西迁伊犁河、楚河一带。约公元1世纪向阿姆河之南扩展势力，建立贵霜王朝，从而称雄于中亚绿洲及印度北部。我们虽然可以将楼兰LE壁画墓出土服饰与晚期贵霜服饰相联系，但由于贵霜帝国内部民族及文化的交加复杂，故而很难确定此服饰与西迁前月氏人服饰的关联性。
受墓葬考古所限，西迁前月氏人的服饰全貌尚难知晓。与月氏有一定关联性，同时又具服饰研究性的材料，主要出自巴泽雷克和诺音乌拉两处墓地。20世纪20～4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者在阿尔泰山区的巴泽雷克谷地发现了五座大墓。关于此地居民的族属，有人推测是月氏，也有人认为是匈奴。[19]该墓地曾出土一件以猛兽噬咬动物纹为主要装饰的半月形金项饰，这种纹样也被看做是长城地带中段早期游牧人艺术中最为流行的题材之一。[20]除动物纹外，项饰之正中，有两位上身赤裸对视跪坐的男子，两人共执一件上衣。由其肌理表现，衣以毛皮制作。上衣作背视，后摆平直，前身下摆呈尖角样式。（图13）其形态与营盘出土剪摆服饰，如出一辙。
图13 巴泽雷克出土金项饰上的尖摆服饰形象
时属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蒙古诺音乌拉墓地一直被认为是匈奴人墓葬。月氏与匈奴，同是秦汉之际北方的游牧民族。《史记·大宛列传》记月氏“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匈奴冒顿单于幼时曾为月氏人质，匈奴也在一段时间内臣服于月氏帝国。有学者认为“月氏人最初的文化水平高于匈奴人，而且匈奴人在政治上从属于月氏，月氏在文化上对匈奴构成影响是必然的”[21]。
服饰文化的影响是否亦在其列呢？诺音乌拉墓地虽没有完整的三角形衣饰服装出土，却见有不少以罗、绢或汉式织锦制作的三角形装饰残件。如编号MP-1807的残件，面料为丝罗，其下缘残存两片大三角，上部有9行小三角饰带等距排列，并有深浅间色。（图14）而MP-1689中，三角形饰带为绢质，其上缘贴缝于一块红地动物云气纹锦上。[22]（图15）
图14(左) 诺音乌拉出土丝织品（MP-1807）
图15(右) 诺音乌拉出土丝织品（MP-1689）
综合上述贵霜钱币以及巴泽雷克及诺音乌拉考古的零星线索，可以初步推测，长方形衣饰可能是贵霜大月氏人的服饰，而尖摆服饰以及以三角形织物为饰可能早在汉晋以前，即是中亚东部的游牧部族——月氏、匈奴所共有的服饰或装饰手法。然而，没有其他考古证据显示汉晋时期营盘及楼兰LE壁画墓等与匈奴人的联系，而与月氏人的关联性更为明显。
3.由月氏人、龟兹人的同源关系看三角形衣饰的源流
目前考古发现所见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三角形衣饰，似乎都与月氏不无关系。但由于月氏人墓葬考古的相对匮乏和难以确定，使得月氏人之族源问题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议题之一。一部分学者认为月氏系斯基泰人。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夏伦（Haloun）认为：“月氏不仅是被叫做斯基泰人，实际上他们就是斯基泰人本身。”[23]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以榎一雄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认为巴泽雷克古墓所在的阿尔泰地区，于公元前3世纪是月氏帝国的一部分，而“巴泽雷克的居民可能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被分离的斯基泰人’（Detached Scythians），亦即月氏人。”[24]有趣的是，我们在时属公元前4～前3世纪的斯基泰金银器中发现了大量三角形衣饰的例子。这些器皿上的浮雕人物，多为男子，披发齐项或至肩，服交领上衣及阔腿长裤，其上衣之衣摆呈尖锐三角形。如今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的库利奥巴冢所出金银合金瓶上，有画面四组，均是斯基泰人日常生活之写照。其浮雕描绘人物所着上衣一致，都是后摆平直、交领前开襟样式。两襟之底部裁作三角形，两襟闭合后，左右小三角合为一个大三角，衣摆最低点长及大腿中部。（图16）在另一件同时期的斯基泰金牌饰上，还出现了三角形态更为尖锐的上衣，其前身衣长至膝部，与营盘出土剪摆上衣颇为相似。（图17）
除双尖摆样式外，在盖马诺娃·莫吉拉（Gaimanova Mogila）古墓出土的银碗上还见有4片（前身）三角形摆饰的服饰形象（图18），其形态与上述新疆考古所见缀摆样式服装相似。有学者认为，这只银碗上的高浮雕人物形象是斯基泰的王室家庭成员，表现内容应是斯基泰英雄时代的某个画面。[25]
图16(上) 库尔—奥巴出土合金瓶上的人物形象
图17(下左) 斯基泰金牌饰上的人物形象
图18(下右) 盖马诺娃·莫吉拉银碗上的人物形象
就以上例证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公元前4～前3世纪的斯基泰部族中有以三角为饰的服饰风俗。若月氏人确为“被分离的斯基泰人”，三角形衣饰可能是随着远古时期月氏人的西迁而传至中亚东部，并因月氏帝国的强大而影响其周边的游牧部落——匈奴。进一步看，若龟兹确为公元前月氏西迁时的遗留部族，[26]那么也可以解释6～7世纪的克孜尔壁画中何以出现大量三角形衣饰服装。
除以上主张月氏系斯基泰人的一类观点外，多数学者认为月氏应是吐火罗人的一支，吐火罗人于汉文文献中，是以“月氏”的名称出现，[27]贵霜王朝当主要是由西迁后的大月氏所建立。[28]在语言学的相关研究中，W.Winter曾主张将贵霜王朝的语言和族属与龟兹语联系起来。B.B.Иванов也认为贵霜王名中的后缀-ska，应来源于龟兹语。[29]而焉耆语与龟兹语，一直以来被看作是吐火罗语的甲、乙方言。[30]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一文，也肯定了月氏人与龟兹人同是吐火罗人，又同与青铜时期阿尔泰克尔木齐文化居民有一定亲缘关系，而这一文化源自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月氏与龟兹分别代表了由克尔木齐后裔分别发展而来的吐火罗系统的游牧民族及吐火罗系统的农业民族。[31]若月氏人与龟兹人同属吐火罗人一说确然，三角形衣饰也很可能是延续于吐火罗人中的一种装饰手法。学界普遍认为吐火罗是历史上分布最东的一支印欧人，吐火罗语是一种属于Centum语组的古老印欧语。与吐火罗人一样，斯基泰人—塞人亦是印欧人种，但操东伊朗语，属于Satem语组。[32]吐火罗人与斯基泰人—塞人在不同时期的迁徙过程中应该有过融合与分离，就目前研究来看，三角形衣饰与两支人群的关联性均不容忽视。但究竟月氏人属于其中哪支？究竟三角形衣饰是因哪一支印欧人的迁徙而应用于塔里木盆地居民的日常服饰？目前仍难有定论，有赖于今后更多的相关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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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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