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言说“东亚”的可能 ——《发现东亚》（修订版）序言节选

云里编者按

    先略解释一下题目。“言说‘东亚’的可能”语带双关，它一方面设问：作为一个思考对象，“东亚”存在什么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探讨：言说这个思考对象，存在哪些可能的方式？

    为什么要考虑“言说”的问题？因为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感到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叙述，来重新梳理东亚近几百年的历史。而这又是因为，以往我们熟知的霸权性讨论和论述方式，已越来越无法概括今天这个面临着多重危机与挑战的世界，历史学者必须在历史叙述方面有所回应。

    题目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可能”。“可能”（potential）或“可能性”（possibility）指向一种敞开的状态，表示它不是唯一的、确定的，也不是一种必然。但同时，“可能”也并非纯粹虚无。它指向新的认知方式，且总处在不断充实、转变和交流的过程中，故不断变动，蕴含未知的潜力。

    最后是加引号的东亚。“东亚”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个自在的实体。从地理上说，把亚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陆板块就莫名其妙。亚洲和欧洲属于一个大陆板块，为什么要分开？亚洲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是很可以讨论的。从国别、族裔与人口来说，亚洲也不是一个明晰的实体。谁算亚洲、谁不算？各有各的说法。但是这种模糊状态，恰构成思考的切入点。正因为亚洲不是一个自在的、边界明晰的实体，所以它也不是全然排他的。亚洲也好，东亚也罢，必须从开放和流动的角度才可以被言说。也就是说，“东亚”不能被当作单一确定性的概念来认知，而是靠不断地否定我们熟知的某种普遍性、确定性，才成为“可能”。

   如果这么说有些抽象，我举一个例子。疫情期间的2021年5月4日（美国时间5月3号晚上），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主持了一个开放的网络论坛，主题是“海上风雷：五四论保钓（1971—2021）”，纪念1971年兴起的“保钓”运动五十周年。这场运动主要由中国台湾的留美学生发起，由于它大张旗鼓反对美国操纵的东亚安保体系，先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长期镇压，后被民进党当局长期漠视。发言嘉宾包括当年参加运动、今天已入耄耋之年的几位老保钓人士（如刘大任、张系国等）和一些中青年学者。聆听这些亲历者和后辈研究者的对谈，我们不难发现“保钓”运动厚重丰富的历史内涵。发言者都没有就“保钓”谈“保钓”，而是把它置于更宏大的时空脉络中认识。具体来说，就是把它放到从五四运动到今天、中国与东亚的整体变化中去理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刘大任先生说的一句话：“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保钓运动。”他的意思是：对于那一代台湾青年来说，“保钓”运动就是五四运动的自然延伸。五四所激发的那种家国悲情、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以及对强权的反抗，是“保钓”运动直接的精神资源。

    其实钓鱼岛不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东亚”，体现着东亚世界所面临的现代困境吗？

    《发现东亚》这本小书的问题意识，与战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中兴起的亚洲问题讨论是一致的。其核心之一，是寻找并建立“亚洲”这个概念合法的主体性。它的理论框架，如很多读者明确指出，受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影响。但我在写作中也不断反思这套理论的问题。和给我极大启发的思想史类作品不同，我试图用偏事件性的叙述，梳理多线条的东亚近代史脉络，介入关于东亚现代的思考，并力图跳脱欧洲现代性叙事所规定的单线逻辑，即亚洲从“封闭”“保守”“闭关锁国”，走向“文明”“开化”“融入世界”。

    当然，破除这类欧洲中心论逻辑，并不是要代之以中国中心论，而应该是去中心化的。不能说线性逻辑一无是处，它的不足在于它只是可能性的一种，而不应是垄断的唯一。所以本书以梳理另外的历史脉络，从东亚现代的内生性、多元性和互动性的视角，来尝试另一种可能的叙述。

    本书内容主要来自于教学。在教学中，我有意引导对普遍性知识的多重批判，包含以下几层：一是带有目的论的线性史观；二是寻求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知伦理（即把“亚洲”或“东亚”本质化，借建立其内部的某种共性以同其他文明相区隔）；三是国际关系思维中，把民族国家概念投射到历史中的趋向，导致对过去静态、单向度的理解。

    本书开篇提到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之后《脱亚论》也屡次出现，可视为全书的一个动机（motif）。这篇文章代表着身处东亚社会的知识分子第一次主动建构“亚”的概念。但建构的方式，是否定性而非肯定的。急切的自我否定，恰构成一个隐喻：东亚知识分子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殖民现代冲击的时候，不约而同地以否定自我的方式，寻求新的身份认同。即以言说“我不再是我”来言说“我将成为我”。自19世纪晚期以来，否定性论述是一种解读东亚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的普遍方法。

    《脱亚论》开篇说“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紧接着用了一个比喻，说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麻疹无法防御，那怎么办？福泽说，有害的流行病我们尚无可奈何，何况利害相当且往往更有利的文明？明智的做法就是帮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用疫情期间的话讲，就是“群体免疫”。

        但阅读《脱亚论》的时候，也不能忽视，福泽本人对西洋文明持相对主义的观点。他强调与西欧为伍，落脚点仍然是保存与发扬日本的“国体”，这点在他的《文明论概略》里说得很清楚。西洋文明是“利弊参半、往往有利”，对其要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就像对待作为流行病的麻疹。俗语中常听到“脱亚入欧”，其实福泽谕吉本人从没说过“入欧”。他说要与欧为伍，却坚决反对成为欧的一部分。这里面包含了两重否定。第一重是对“亚”的否定，我们在近代史上屡见不鲜，比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第二重否定则批判、反思西欧文明的殖民性，强调东亚的主体角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性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东西对举的二元分析方式，比如“中体西用”“和魂洋才”或“东道西器”，渐次引出20世纪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以及“近代的超克”口号。此态度虽是批判西洋文明，但本身又矛盾重重——它批判的工具恰来自于批判的对象，以成为殖民帝国来反对殖民帝国。

 二战之后的去殖民运动，出现一种正面构建“亚洲”的论述方式。这是从第三世界革命的视角出发，把“亚”放在“亚非拉”框架里，看作全球反帝反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刺激下，又出现一种新的正向论述，就是所谓“东亚奇迹”或“亚洲价值”，也可看作建立亚洲主体性的某种努力。

    单独抽离出来看，这几套思路都不成功，但是它们互相叠加，折射出复杂而丰富的思维之网，提示东亚社会多重的历史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亚”的意义深刻转变：从愚昧、落后、封闭、野蛮的符号，到“亚细亚主义”中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动员性力量，再到后来第三世界的反殖论述，最后成为发展主义的另类模式等等。所有这些言说方式，无论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都指向对“现代”的批判性思考。

    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与福泽谕吉或是亚细亚主义者当年面对的问题有相当的一致性。“脱亚论”或“亚细亚主义”式的回应，在方法上当然是错的，因为它们力图以日本殖民帝国抵抗欧洲殖民帝国，最后陷入了法西斯主义争霸，代价惨重。但它们意识到的问题，则未必是一个假问题。第三世界论述本身具有很强的进步性，它试图摆脱殖民框架，但在实践中又执着于殖民者带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在结构上难以挣脱束缚。

    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回到发明的“传统”或是依附当今的霸权，恐怕都行不通。寻找另外资源的努力，不是简单复制殖民现代性的话语、建立一套新等级性和排斥性的逻辑，而是重新认识那些被庸俗现代化理论所遮蔽的经验，包括：东亚作为历史空间既有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东亚近代被殖民的经验；它作为第三世界一部分的角色；以及它所经历的革命、反帝反殖实践……每一种资源都应该重视，才能完成多元多重的言说。

这里存在另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怎么定义“现代”？不用说，汉语中通常使用的“现代”（以及与此相关的“现代化”“现代性”等），是一个被欧洲殖民逻辑所主导并垄断的概念，指向提示“人类进步”的各种指标，比如工业化、城市化、民族国家化、理性化、科学化、自由民主价值的普及等等。但这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意识形态表达。

    我把“现代”看作一个有具体时空背景的历史情境，是大航海沟通全球以来，大部分人类社会都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的情境。“现代”的基本态势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三位一体。谈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脱离另外两者，否则就脱离了其基本历史脉络。资本无尽积累是目的，殖民扩张是形式，帝国主义是两者相互实现的基本权力结构。

    “现代”一定是全球性的，而不只是欧洲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从16世纪开始，所有人就已经被现代裹挟其中了。对于西部非洲的人来说，奴隶贸易是他们参与“现代”的方式，就是他们对“现代性”的献祭。对于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地方社会来说，被殖民是它们介入“现代”的途径。对于美洲原住民，失去土地和被屠杀则是他们的“现代”命运。“现代”并不一定是美好的，18、19世纪后欧洲思想者们所勾画的、以理想政治经济模式为图景的“现代”，其中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以其他人的不幸为代价。我们不能脱离英国对南亚的占领和对印度地方工业的抑制，来谈工业革命，因为如果没有靠压榨印度获得的廉价原料和庞大市场，蒸汽机和纺纱机是不会运用到大规模棉纺生产中的，英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城市化与工人阶级，也就不会以我们所知的方式形成。同理，我们不能脱离北美的奴隶制，来谈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当我们熟读洛克、托克维尔等论自由与民主的篇章，也要了解，他们花了同样多的（或是更多的）精力，来论证帝国殖民事业的必要和正当。也就是说，“现代”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系统，不能只挑局部表象，不审内在肌理和网络。

    那么东亚的现代经验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书想探讨的。关于这个话题的著述已汗牛充栋。我不想用“从中国发现历史”来替代西方中心论，或者以“大分流”等理论来反对历史必然论。这两种思路虽然极具思辨性，但其基本提问方式，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欧洲那样的现代。不论其答案是“中国其实有”，或者“中国因为如此偶然的原因所以没有”，都还是在强化欧洲现代这个参照系。

    我们应当回到历史实在的层面，来分析造成今天中国或东亚角色的历史经验是哪些，今天我们的身份定位和思考方式，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展开的。其中包括：东亚区域中微妙的身份意识和史观；16世纪到19世纪，东亚从居于全球贸易体系中心到逐渐边缘化的过程；东亚与西欧文化互动的兴衰教训；20世纪以来东亚的双重否定逻辑……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似乎不能从1840年开始，而必须要回到16世纪甚至更早。我选择的叙事起点，是壬辰战争和满洲崛起。这两个历史事件不是孤立的，更大的时空背景是：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全球交流加速，海上航路和商路被开拓，构筑起一个忙碌繁荣的早期跨区域性市场体系。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形成，和壬辰战争及满洲崛起同步，它们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是东亚现代身份最重要的背景和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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