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编者按
鉴于哈佛大学宋怡明教授正在北大文研院邀访而且在明天（11月15日）在北大将做一个公开的讲座，为了便于读者对他的研究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重新推送一下关于他的两个访谈文章。
本期推送李仁渊教授对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史专家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的访谈。访谈录详细介绍了宋教授的学术经历，并梳理了他几部专著的主要论点和理论框架，有助于年轻读者进一步了解受访人的研究和相关的史学发展。宋教授的介绍见正文前；访谈人李教授的简介见文末。文中所有插图由受访人提供给本公号授权使用。
该访谈录来自与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的《明清研究通讯》第63期并于2017年8月发布。我们的推送获得了原受访人、访谈/撰稿人和《明清研究通讯》及其主办单位各方的明确授权。而且《明清研究通讯》及其主办单位也同意我们代为申请微信原创保护及署名方式。公号感谢所有上述各方的授权。任何第三方媒体或者单位皆须经过原各权益人授权方可再次转载。具体信息可以查阅网站htt://mingching.sinica.edu.tw.
在上次访谈之后，宋教授又出版了两本合编论文集 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 (edited with Jennifer Rudolp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和 The Chinese Empire in Local Society: Ming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Legacies (edited with Shiyu Zhao赵世瑜) (Bril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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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怡明教授专访
访谈人 | 撰稿人 李仁渊
协助整理 孙莹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教授，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博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主任。1994年博士毕业进入加拿大麦吉尔 (McGill) 大学历史系任教，后转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2005 年起在哈佛执教。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明清及近代社会史。著作有《实践亲属：帝制中国晚期的宗族与继嗣》(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2) 与 《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2008，中文版2016），编有《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资料汇编》(2006)、《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2017)，合编《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2010)。近几年致力通过民间文献来研究明代卫所与地方社会，于2017年底出版《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宋教授在主持活动，图片为受访人提供给本公号授权使用
投身中国史研究的机缘
宋怡明教授在十三、四岁时就曾与父母到中国旅游，对当时变动中的中国印象深刻。高中毕业后，宋教授决定不要那么早进入大学，而是先利用一年的时间四处游历。借着多伦多大学与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合作关系，宋教授获得在武汉教授英文的工作机会。于是凭着高中毕业前一个学期上夜间中文课的程度，宋教授只身前往刚对外开放的中国。由于当时中国（1984 年）欠缺英文老师，因此宋教授的薪资非常优渥，能够以在武汉教英文的收入旅游中国各地。单独旅行的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尚很稀罕，遇事时地方当局往往不知如何处理，一路上发生许多惊险有趣的经历。靠着公众交通工具与搭便车，宋教授从云南到西藏、新疆，游遍了整个中国。现在回想起这场意料之外的壮游，宋教授仍觉得冒险，“如果是我儿子，我绝对不会答应他这么做”。
结束中国旅行后，宋教授在 1985 年进入多伦多大学主修国际关系学，后因学校要求，另外选修中文课，但他对于中文的兴趣远超过其本科。也是因在多伦多大学时，宋教授已修习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历史课程，为日后投身中国历史研究打下基础。就读第三年时，宋教授申请到国际扶轮社奖学金，于 1988 年赴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就读，但随后发现只有历史学可以解答他的疑问，故宋教授申请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在 1990 年左右，宋教授成功申请到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前往牛津攻读博士，原计划成为伊懋可 (Mark Elvin) 教授的博士生，但当年伊懋可教授离职前往澳大利亚，由科大卫(David Faure) 教授接替其教职，最后宋教授在科大卫教授门下学习。当时科大卫教授依据其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成果，已经在思考其后著作 Emperor and Ancestor 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问题，于是 1992 年宋教授在科戴维教授的安排下，到福建跟随厦门大学的杨国祯教授学习。
宋教授和他2018出版的合编论文集，图片为受访人提供给本公号授权使用
族谱与家族的策略
宋教授在牛津求学时，在导师科大卫教授的课堂上开始对族谱产生兴趣。当时在海外最容易接触的中国族谱是犹他家谱协会的收藏。此家谱协会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立于 1894 年。由于该教会（即摩门教）相信家庭是天定的永恒关系，且在世教徒有为其祖先洗礼的义务，因而将族谱视为最重要的文献，并从 1970 年开始以微卷方式收集华人家谱，目前已建立当今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华人族谱数据库。当时宋教授在翻阅族谱时，注意到福建福州螺江的陈氏族谱，此螺江陈家为溥仪太傅陈宝琛之家族，后来宋教授有幸得到陈宝琛儿子的引荐，到螺洲镇进行研究，更入住当地居民家中。宋教授回忆起这段过往，认为此次福州田野经验对他的一生受益颇多，数个月的田野调查除了让他真正理解现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更让他了解如何从当代农村生活形态认识过去。
在厦门大学时，宋教授花费大量时间与郑振满教授等人一同解读族谱，发现福州家族组织不仅与科大卫《中国农村社会结构：香港东部新界的世系与村落》(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1986) 中在新界的观察不同，也与闽南地区的家族组织有所差异，遂决定以福州的家族组织作为其博士论文。
宋教授于 1994 年博士毕业后，分别在麦吉尔大学 (1994-1998)、多伦多大学 (1998-2005) 任教。在此期间，宋教授与郑振满教授、丁荷生 (Kenneth Dean) 教授、王大为 (David Ownby) 教授等学者有许多学术交流，且因 David Wakefield 教授之故，接手翻译郑振满教授的《福建明清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Family and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Qing Fujian，2001)。翻译这本书让宋教授对族谱资料有更深入的阅读，亦对其博士论文的出版有所帮助。宋教授在 2002 年于多伦多大学执教时，出版其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简称《实践亲属》），此书探讨明清时期的福州群体因国家规范、意识形态而“创造”家族组织的过程。[1]
宋教授主持费正清中心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图片为受访人提供给本公号授权使用
以学术脉络而言，早期西方学界对中国家族的理解可分为两个面向。人类学家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透过对他人田野报告的整合，可以用功能论去理解家族组织在特定地方社会的角色，但无法明了这些组织的历史过程。历史学家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承袭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的说法，将家族视为宋代以来程朱理学的实现。在《实践亲属》中，宋教授以明清时期的福州家族为个案，不仅勾勒出明清时期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更指出家族并不仅是理学家的理想实现，更重要的是地方社会接受此社会组织的经过。
除此之外，宋教授还发现清末福州的大家族，透过族谱的编纂，修改、遮掩原本蜑民的身分，而族谱中的“复姓”实际为家族有目的性的“改姓”。由此，宋教授强调“族谱”的目的在于构建一套“合理”的家族发展史，人群通过族谱修改，有效地构建身份认同，并在短时间内改变其身份。换言之，本书从族谱文书讨论地方家族的“策略”，即人民因应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所做的调整与改变。因此，这本书在为华南学派提供崭新的案例研究之余，亦提醒学者所谓宗族组织并非单一的独立个体，必须将之放回各自地域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真正理解其复杂性。
五帝信仰与中国文化统一的“幻象”
宋教授在麦吉尔大学授课时，于《亚洲研究期刊》发表《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文，为其最早发表的文章，[2] 内容系针对福州当地的五帝信仰进行深入研究。“五帝”指的就是五瘟神，通常以五尊兽头神像受人祭祀，明清福州乡村一带多遍布五帝庙，且庙宇会定时举办村庄巡游活动与驱邪仪式。尽管五帝庙被官方列入“淫祀”，并在不同时期受到来自官府不同程度的打压，然而当地的信仰活动始终连绵不绝。事实上，在地方菁英与官方的记载中，当地的五帝信仰属于国家祭祀的“五显”之变体；相反的，从流传的民间传说来看，“五帝”始终被人民视为当地的独特信仰。宋教授察觉到明清时期许多原属于“淫祀”的地方神祇，在地方人士有意识的“改造”后，尽管名称符合国家正祀，可是在祭祀形式、神祇与信众的关系上，地方的信仰传统仍然会延续下来。换言之，中国社会所谓的“文化统一”并非是真正的统一，甚至在一定层面来说，只是地方菁英创造出的假像，在中国标准化的表面之下，中国各地方社会的信仰，仍保有各自的活动空间。
基于此论点，宋教授认为此文章具有研究方法和学术方面的双重意义。首先从学术脉络来说，《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尝试响应西方学界自八零年代以来围绕“中国性”(Chineseness) 产生的一系列学术论辩，即“中国仰赖何种机制达到统一”或“中国社会为何是如此状态？”早年的研究者倾向中国社会主要仰赖“专制”与“皇权”等政治因素，后来人类学家华琛 (James L. Watson) 在 1985-1993 年发表多篇文章，企图由信仰和仪式的标准化来理解中国文化整合的现象，而宋教授这篇五帝信仰研究是最早对华琛的“标准化”理论提出挑战的文章。[3]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宋教授强调研究者不能过分仰赖地方菁英与地方官员的著述，需要结合其他民间文献，否则易被单一视角蒙蔽而不自知。
前线岛屿
在2008 年出版的《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简称《前线岛屿》）为宋教授第二本学术著作。[4] 此书以冷战期间的金门为研究案例，具体讨论冷战时期的金门人民在经济、社会、宗教等生活面向如何受到军事化、现代性、与地缘政治化 (geo-politicization) 等具全球性的因素影响。
此书承袭《实践亲族》的研究方法，不同于明代的早期近代国家，现代国家在国家样貌、管理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宋教授仍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除了官方档案外，还大量使用田野调查、口访纪录和地方档案等民间文献，得以突破旧有框架，重建出金门的“新历史”。
从理论方面来看，宋教授认为在《实践亲属》中，“族谱”不仅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更直接反应人群面对国家、社会条件下的多样策略。换句话说，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实可视为民众面对国家的策略之一。而在《前线岛屿》中，宋教授以战时体制下的金门为例，更进一步表示人民即便处于强而有力的国家统治下，依旧能找到适当的方法追求自身利益。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书中提出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带给本书很大的启发。让此书倾向于理解当地人群的策略，也就是不同群体如何以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源为依据，采取行动并形成优化自身处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宋教授和他最近专著《被统治的技艺》，图片为受访人提供给本公号授权使用
被统治的技艺
宋教授 2017 年 11 月底出版第三本专著《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被统治的技艺：帝制中国晚期的日常政治，简称《被统治的技艺》）。从书名可知，此书与《前线岛屿》同样受到斯科特的影响。[5] 此书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景，从军户族谱着手，不仅成功将地方卫所的历史变迁还原到其地方社会和地方史的脉络中，还以此为基础，进而剖析地方军户当时的社会条件与其选择的生存策略。
从学术史的脉络来看，本书企图省思西方学界关于社会与专制国家的理论。学界对于明史的基本认知普遍以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论点为主，强调明代社会的基调从初期的“专制国家”转为中晚期的“市场”、“商业化”，而中晚期“国家”的角色弱化，以至于要理解中晚明须从市场与商业化入手。[6] 宋教授认为明代中晚期的“国家”一直存在，甚至无所不在，且影响力已融入日常生活，乃至我们在明清到当代农村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常是明初国家制度的遗留，如现代农村部分神庙即是明初官方建立之社的遗留。以往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常常将概念上的“国家”或“社会”当成真实的存在，而忽略了在历史的实际状况中，被归类在国家或社会的人群往往有不同的立场与动机，未必就把自己当成“国家”或“社会”的代表。因此关键并非国家与社会孰大孰小，或是“国家”能否控制“社会”，而是要在历史的动态过程中理解不同人群面临各种制度性因素时所作的选择。
基于此观点，宋教授提出“日常政治”的研究概念，讨论一般民众的经历、策略与选择，尝试厘清人民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即人民在日常状态下如何理解国家，如何与国家和其制度周旋，甚至主动利用制度达到目的。一方面在人民之间，“国家”是日常政治的重要资源，符合国家制度的“身份”，在彼此竞争时可以成为一种优势。另一方面，在人民与国家之间，由于两者目的不同，其重点在满足国家的需求之下求取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人民“玩国家”的核心就是参与国家的制度，熟悉制度的运作逻辑和缺漏，进而利用国家的语言，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这样的现象，宋教授以金融管理中的“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 一词来综括。简单来说，宋教授在此书突破传统政治学中的“二元对立”，即服从国家制度与反抗国家制度，企图辨析人民在服从与反抗之间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因此，宋教授不同于詹姆斯·斯科特主张的“不被统治的技艺”(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而是强调人民处于“被统治的状态下优化自身”的各种策略。
从明代军事史脉络来说，传统对明代军户制度主要的叙述是：明初奠定下来的制度衰败，导致明代中叶以后抽军无法征集足够兵员、屯田无法负担军粮。然而制度是否腐败不是宋教授主要关注的问题，其所关注的是军户这样的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例如，从蒋家族谱与《明实录》可知，原以防卫倭寇为主，具有海防责任的海防军丁，在海禁的背景下，拥有技术与情报上的优势，同时卫所的海防军丁与当地各方势力都有密切联系，军丁转而利用此优势，与倭寇“勾结”，进行走私活动，共享海上商业利益。[7] 另一个例子是无论卫所或屯田，被抽调的军户被迫离开了原有的社会网络，因此常需要在新的地方建立新的网络，而这些网络常常以神庙为核心。现在在农村观察到的神庙系统或社会网络，部分是在明代军户的制度中创造出来的。这两个例子都显现出为了应对军户制度，在地方社会中所造成的具体影响。
这些例证同时也支持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即透过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历史学者可以追溯到远至明代的历史演变。从早期在福州螺洲的田野经验，到现在对军户的研究，都显现出“重回历史现场”对历史学者了解地方社会的重要性。
地方文献与数字人文
访谈/撰稿人：李仁渊，哈佛大学博士(2014)，现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文化史、书籍史。着有专书《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2005，简体版2020)，论文《畲民之间：帝国晚期中国东南山区的国家治理与族群分类》、《在田野中找历史：二十年来的中国华南基层社会研究与人类学》、《阅读史的课题与观点：实践、过程、效应》等。
协助整理访谈：孙莹，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生，为罗士杰副教授指导，硕士论文题目：《制作黄埔信徒：战后台湾社会威权崇拜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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