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探索 ——北大文研院《学术之路》研读会纪要

研读会伊始，《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以下简称《学术之路》）编者之一、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首先介绍了自己与多伦多大学文化与媒体研究系和比较文学中心副教授白若云共同编纂本书的缘起。在疫情期间，陈老师等学者为了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创办了“云里阅天下”公众号。在此过程中，陈老师、白老师在其他几位学者的协助下，前后对老中青三代二十余位学者进行了学术访谈，这些访谈展示了一批优秀国际学者的学术经历和成长过程，尤其对年轻学者和学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在互联网上反响也十分热烈，因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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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若云、陈利编著：《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

商务印书馆，2023年

接下来，刘遥老师首先从政治学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基本上可以沿着改革开放这个主体，粗略分为阴阳两面——阳面为比较成功的乡村改革、财政改革、国企改革等等；阴面为仍是挑战的环境问题、分配问题、群体抗争性事件等等。当然，因为中国政府始终扮演着改革中燮理阴阳的角色，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常常会横跨阴面和阳面两个方面。此外，大部分中国政治研究还会涉及央地关系。刘老师接着总结到，在过去十年的中国政治研究中，回应式研究居多，而牵引式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回应比较政治学或者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话题，而很少出现让研究其他地区或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来进行回应的中国研究成果。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总是要先和主流文献对话。最后，从研究方法来说，目前北美中国政治学研究有普遍从定性走向定量、从小数据走向大数据、从深描走向全景研究的趋势和追求。这一背景，再加上研究者所面临的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压力，导致尝试跨学科研究对于当下的青年学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学术之路》为困境中的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然后，张泰苏老师在线发言。他从当代法学研究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西方的中国法律研究曾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但在近十年逐渐有所改观，这与美国法学界的宏观变化有关。张老师认为，美国法学是一个学科从封闭成功走向开放的罕见例子。事实上，美国法学放弃“内卷”的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百年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突破法教义学的束缚，但直到30年前才迎来关键性转折。其时，美国法学院的教职评审标准开始发生改变，即在教师招聘时吸引并录用大量拥有其他学科博士学位的人；同时，美国法学界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发生变化，出现了一批专业评审的交叉学科的专业期刊。两者相辅相成，令美国的实证主义法学和实用主义法学发生了质的飞跃。而美国的中国法学研究则稍稍落后于主流，大致在20年前迎来这一变革，涌入了一批拥有经济学和法学双博士学位的人才，但其中法律史研究领域仍然较为薄弱。张老师认为，美国法学界成功打破学科内卷趋势和学科间壁垒的经验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借鉴，不过这一成功也与法学界本身氛围较为自由、压力相对较小有关。

随后，郑小威老师开始了她的分享。在她看来，在研究中结合经验材料与社科理论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现象：社科理论刺激她向史料提出问题，而对史料的分析促使她修正自己使用的理论框架。她首先从个人经历出发，介绍了中国与北美历史学训练侧重点的差异。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训练注重从史料出发，精读史料，并且注重本领域内部的史学史研究，北美历史学的训练往往重视社会科学理论，并鼓励学生使用社科理论。比如，在郑老师博士期间上的一门必修课上，老师要求学生用一个自己喜欢的理论来解释一个历史现象；而当时她选择了以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期间的江南士绅的行为。基于此，郑老师提出，当前青年学者和学生的目标在于，怎样走出简单的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欧洲中心论”批判，从而在历史学研究中继续发挥理论的功用。接着，她结合《学术之路》的内容，通过四个例子具体说明了自己运用理论的心得。首先，就反思西方的社科理论而言，我们现在知道，当欧洲变成对外扩张的强权时，其关于世界的宏大叙事以及由此建立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也开始兴起。学者可以像陈利老师一样，在研究中抓住形成这种宏大叙事的关键时刻进行分析，由此对这种宏大叙事及理论进行解构；第二，以社会学为例，可以像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那样，从中国的田野中发现非常有解释力的，而且很有包容性的概念与理论；第三，以郑老师自己从事的概念史研究为例，可以通过精细的概念史研究来考察不同文明对于关键概念的不同理解并梳理出其各自特殊的政治哲学脉络，比如西方语境中的“专制”之于中国古典意义上的“专制”，从而明确看到西方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取代本土概念的过程和原因；最后，以哲学研究为例，最近也出现了用分析哲学方法去重思儒家论述的新趋势。总而言之，在走出批评当代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西方中心色彩这一步后，重要的是还要基于中国的、亚洲的经验和数据提炼出一套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概念和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排斥或拒绝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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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周雪光老师接着指出，《学术之路》中的经验大体来自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而自己希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周老师首先回顾了自己进入北美学术世界时（1980年代末）北美中国学的重大转折，即从区域性研究转向学科性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以1989年维克多·尼（Victor Nee）刊发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文章（"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4, no.5, 1989, pp.663～681）为标志，中国学开始从区域性研究进入社会学的主流杂志。此时正逢80年代末大批中国留美学生参加工作，因此这些学人的文章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美国主流的社会学杂志。不仅如此，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也出现了类似动向。但是，美国社会学近年来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即从过去的比较社会学开放取向更多转向到本土化，更多地关注以美国本国/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课题。对中国的研究也同样从一些共享课题的系统研究变成了不同题材的零星研究。因此，中国学整合进英文世界学科性研究传统固然可嘉，但也并非没有隐患，尤其是在理解中国近些年的巨大变化上还是力有未逮。

周老师接着指出，跨学科研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但这也涉及一个严重的挑战，即中外语言文献互动程度不够。比如，以中文发表的文章很难对英文文献产生影响，这背后既有语言的原因，还有分析概念差异较大的因素，因此中文学术成果总的来说对英文学术范式没有形成思想高度上的对话。周老师继而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探讨了这一问题，指出扎实的学科性研究训练与宽松的学术环境所保障的长期田野调查相结合将会产生一批优秀的学术作品，但在此基础上可能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克服中外文献之鸿沟。最后，周老师强调，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英文文献里面的中国学何去何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伴随实地田野调查环境的各种困难，未来的英文中国学可能会更多转入远距量化研究，这一研究取向转变将来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青年学者和学生来说，应该坚持用学术帮助中国和世界相互了解，并且如《学术之路》各位学者所说的那般，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去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而开拓新的领域。

陈利老师接着从法律史角度分享了自己的体会。陈老师自陈非历史学科班出身，这使他需要付出比他人更多的时间去努力学习和收集文献档案，但对他的治学路径也有积极的影响，让他敢于突破学科传统的壁垒，突破自己的知识局限，更加批判性地推进自己在史学研究方法和议题上的思考。这种批判性来自他对历史学研究五个方面的反思。首先是“历史”是什么的问题，陈老师认为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此前对“历史”的理解具有至少三种不同的维度：全人类共有的历史、过去所发生事情之记录、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第二，是对于历史文献性质（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historical sources）的反思和思考，尤其是要更深刻地理解档案的属性，包括档案史料的性质及其形成过程中涉及的权力关系，这方面可以借鉴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和安·劳拉·斯托尔（Ann Laura Stoler）等学者的研究。第三，是对历史写作叙事（na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之属性的理解，即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书写历史，会如何影响读者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如何影响我们解读材料等等。第四，是对历史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和反思，认识到研究者对自己的不同定位——如作为转译者（translator）、中介者（intermediary）、知识生产者（knowledge producer）等——会让其对自己的研究产生不同的期待和预设。最后，是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使命的认识，即不再沉迷于过去那种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只是为了找到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相的理想，而是勇敢正视所有研究项目的阴面都会存在无法网罗的他所说的“隐性档案”（invisible archive）及我们现有文献档案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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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因此，陈老师建议，研究中应该先意识到并坦承研究者自身的预设和主观能动性，接着才能去谈论客观性是否可能等问题。不仅如此，研究者还要保持对权力和知识之关系的洞察，否则，这些知识产品就容易被权力所利用。由此可见，批判性史学（critical history）非常重要，尤其要意识到研究者是在一个特定政治、社会、文化环境里从事知识生产，而这种环境又可能影响我们对具体的人或事件的解读，这种意识将促使我们时刻保持自我反省和警惕的精神。同样，对于跨学科而言，或许也需要先主观认识到跨学科的重要性，接着才能自觉和清醒地跨越学科壁垒。在此过程中，学术满足感常常是短暂的，如何应对智识探索中可能不时遭遇的彷徨和焦虑将是青年学者和学生的一大挑战。

在自由讨论和提问阶段，陈利老师首先邀请张泰苏老师从四个方面分享自己的学术之路：自己的中国研究方法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在此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惑和苦闷？又是如何克服其中困惑并找到学术状态的？张老师首先从跨学科的问题开始谈起。他认为，不同学科在不同时期对研究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把跨学科本身作为目的来追求，而应将之视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但是，当下的学术环境对跨学科研究方法并不友好，这一点在《学术之路》中也有所体现，可以发现从老年学者到青年学者，学科壁垒带来的压抑感愈发增强，以至于现在的很多年轻学者无法做到自然而然地进行跨学科研究，而是需要刻意为之。对于陈利老师的其他问题，张老师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并无定规，因为他不希望选用的研究方法限制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是希望自己能做到随着特定的问题而不断调整研究方法，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不断调整和拓展工具箱。而自己学术之路上的苦闷，则更多来自外部环境而非学术问题。最后，张老师分享了自己在确立学术志向之前尝试其他职业的经历，并建议年轻学者和学生在从事学术前先确认自己对其他职业的接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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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周雪光老师接着围绕跨学科话题进行讨论。他通过组织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例子，指出每一个学科对跨学科的标准和期待是不一样的。比如历史社会学会重视跨学科的知识，但有的方向比如社会不平等则非常专门化，不同的研究风格都能产出极具影响力的成果。周老师强调，好的研究工作不取决于其方法和手段，而是要看研究成果是否影响其他人。他回顾了自己从最初的量化研究，到后来有意识地加强田野调查，并开始扩大相关阅读量的经历，指出正是在处理研究中不断碰到的问题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而关于目前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周老师认为是近年学科壁垒逐渐加深的现实，这意味着各个学科的刊物对本领域文献传统梳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实际上加重了年轻学者跨学科的压力。

郑小威老师随后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志趣及其渊源。她认为自己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的影响和北大的影响。具体来说，90年代末的北大校园还是十分理想化的，老师们以身作则的人格魅力感召还有课堂上对于大问题的热烈讨论培养了年轻学生理想化的世界观，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想能够对世界有一些改变；家庭环境则进一步强化了她对研究思想观念的青睐。郑老师认为自己对晚清民国梁启超等人思想的关注来自他们所抒发的非常理想化的论说，因此她迫切想了解这些论说的结果和影响。至于跨学科问题，郑老师认为自己的跨学科自觉主要是来自博士时期导师的启发。最后，郑老师也分享了自己在求学生涯中因缺少古典经学的训练以及缺少思想史研究同伴而产生的苦恼，以及自己如何通过兴趣和努力尽量克服这些问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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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园

刘遥老师也进一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一个好的研究应当灵活运用方法，但当前学界似乎出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军备竞赛”，以至于一个人很难同时掌握最新的动向。对于新的方法，他认为一方面可以和别人合作，另一方面还是需要靠自学。他以自己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例，指出在研究之初他常常困惑于银行报表数据的统计和处理方法，直到他改变思路，将问题引向空间因素，转而收集一些空间数据来分析整个银行业的扩张与收缩，最终“曲线”解决了研究中的数据困难。

随后，两位文研院邀访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从两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其一，他从21世纪初开始就通过研究生课程向学生介绍北美中国学的情况，当时国内学界主要依赖柯文（Paul A. Cohen）建构的中国学谱系，那么在此之后北美学界还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总结性著作；其二，北美的中国研究与其他区域的研究具体有哪些不同。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范广欣首先回顾了自己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接触北美中国研究传统，随后又前往北美学习政治哲学的求学经历，接着将自己的方法总结为：其一，做有思想的思想史；其二，从思想史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即相较于用理论来解释历史，更侧重从历史来解释理论的来源。

最后，陈利老师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跨学科教育背景对自己发展分析角度和寻找研究课题有很大帮助，他也因此鼓励年轻学者在扎实学科训练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大量阅读，去初步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才有可能在思想上或方法上迎来突破。

在各位老师的讨论告一段落后，在场和线上的听众积极提出了各自的问题。针对如何在两种方法之间（比如社会史与观念史）寻求平衡的问题，郑小威老师指出，应当从具体的历史问题出发，而不是先说要平衡两种方法：她以对晚清学会的研究为例，指出可以从具体的问题出发，把观念（观念史）与观念的实践（社会史）结合起来；范广欣老师则指出首先应当区分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接着指出不应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应该是在具体研究中感到跨学科的必要，进而顺其自然地进行跨学科实践。

关于北美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的问题，陈利老师回答到，如果研究者对“历史”、史料性质、历史研究者的角色以及历史叙事这几个方面都有充分思考的话，问题意识可能就会“水到渠成”；而研究方法则应根据不同问题的需要去具体选用和规划。关于进入学术领域之初如何选择角度，以及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一问题，周雪光老师强调，不要先验地寻求一个好的角度，摸索出一个最适合自身研究的角度。关于北美学界最近是否有质性研究上的范式突破，以及是否能为中国学界借鉴这一问题，周雪光老师指出，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质性研究范式，而中国学界应当更加重视从自己的田野调查等实践中提炼新的范式；刘遥老师接着以The Ghost Map: The Story of London's Most Terrifying Epidemic（中译本为《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2017）一书为例，指出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并不是对立的，好的研究可以出色地结合二者。

关于如何在学术研究问题意识中平衡政策导向与学术两大因素的问题，陈利老师认为，这与研究者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有关，如果想让自己的学术产生更大政策影响，那么主动从政策和现实生活中去吸收问题意识可能也无可厚非，但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学术问题而不是现实政策影响。郑小威老师和刘遥老师也相继指出，学术同仁评价和学院评价体系等外部因素也会影响研究者对自身问题意识的表述。本次研读会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黄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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