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编者按：
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是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老师的首部中文学术文集。本书汇集了作者二十余年对清代及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及文化史，以及中外关系史和国际法史的研究成果，包含十余篇代表性论文和学术总结，反映了他英文专著之外的主要学术著述和这些年来在史学研究理论方法上的思考。
今天分享的这篇关于历史档案的反思和利用方法的文章选自该书第十一章，原题“史料文献与跨学科方法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运用”，最初发表于《法律与社会科学》，系应邀撰写的一篇个人学术经历分享。陈利老师将在一本暂名为《档案与历史：真相体系的构建》的英文专著中，对包括“隐形档案”等核心概念进行更深入且系统的理论化提炼和分析。对此课题感兴趣的读者，可关注陈老师的后续研究成果。本文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书。
关于本书各章内容更详细介绍，请读者点击文末首篇推荐文章或文末“原文链接”。为方便感兴趣的读者，我们在文末加入了购书链接，以及陈利老师在多伦多大学开设的研究生史学理论课中关于历史档案/微观史的两堂课的阅读书目。
另外，作者建议已购买了《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和本书的读者保留好购书收据，等作者下本中文书（很可能是《帝国眼中的中国法》中译本）出版时，可以凭购买了该两本书的收据参加抽奖活动，有机会获得作者下本中文书签名版或作者计划用来答谢部分读者的免费签名版。具体活动规则和时间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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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
（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出版）
点击图片，可阅读本书“导言”
近20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方兴未艾，涌现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不仅是因为研究者对“传统” 法律文化的兴趣在增加，也得益于近些年来法律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开放和出版促成了各种新的研究项目。不过，虽然法律史研究的著作源源不断地出版，但取得重大理论突破或对具体课题研究有开创性分析的上乘之作仍然屈指可数。不少论者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研究者对史料的收集和利用缺乏深入思考和理论指导，而在研究法律史时也对运用交叉学科的概念或分析框架缺乏兴趣或信心。要解决这些问题，长远之计是鼓励年轻学者重视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突破。为此，应《法律与社会科学》的编辑之邀, 笔者仅就过去20余年求学及研究中的个人体会和管见所及，同年轻读者们谈谈如何将史料利用和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发新的研究角度并增加分析的深度和学术价值。本文所论对于很多资深学者来说当属常识，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 但如果能给部分年轻学者有所启发，也就不虚此文了。由于交稿时限较短，加之不少想法是初次进行书面梳理, 谬误之处只得俟日后再补充修正，故而下文纯属抛砖引玉！自从历史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以来，提倡用“科学” 方法治史的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占据史学界的主流地位。所谓的原始资料, 尤其是官方档案文献, 就成了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最重视的学术资源和立论之本(本文用“史料” 一词来指称包括官方档案在内的各种所谓原始文献)。史料的翔实和权威程度, 往往决定了历史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这种强调史料的客观真实性并坚信研究的使命是还原历史事实和真相的观念, 直到20 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挑战，但其影响在当今史学界仍然随处可见。这对于将朝廷颁布的律典条文或官方司法档案作为主要资料和研究对象的法律史学者来说, 尤其如此。以清代法律史研究为例，最近几十年来整理开放的资料, 不仅有台北和北京故宫现存海量的清代中央各部门档案文献(包括各种奏折和题本等), 还有四川巴县、南部县和冕宁县, 顺天府宝坻县，台湾淡水厅新竹县, 青海西宁府, 以及今黑龙江境内(原清代吉林将军辖下) 双城县等地方衙门的司法判决文书及行政档案。这些档案由于来源于政府机构, 似乎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又因为它们所保留的历史信息在数量和类型上具有其他文献资料难以比拟的优势, 所以成为众多清史研究者的学术宝藏和争相援引的资料. 但是, 这些数量庞大的史料在促进研究的同时, 也造成了研究者对这些史料的依赖性和分析方法上的被动。很多研究者并未对这些档案或相关史料的形成和性质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研究, 对其价值和局限性认识不够充分, 因而限制了自己分析和利用这些档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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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重庆清代巴县档案
（原档现藏于成都市四川省档案馆）
最近二三十年间, 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个所谓“档案转向” (archival turn) 的学术潮流。不少学者就如何有效利用官方档案做了很多有益分析, 将档案视为一个理论概念、一种选择性集体记忆、一种权力政治博弈的武器或产物, 或一个社会及文化构建的空间来进行研究。在历史学界,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简单认为档案是寻求历史真相的数据库, 也不再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将历史事实客观地重现。新史学理论呼吁我们要重新审视现存史料的来源和性质, 以及研究者的使命和工作。就如同美国历史人类学家安·斯托勒所说, 历史档案不是“找回” 历史知识或真相之所在, 而是“生产” 历史知识和真相之所在; 并且, 档案的结构、组织形式和信息分类, 都反映了背后的知识体系和政治权力关系。换句话说, 包括历史档案在内的史料不应该像过去那样仅被当作历史研究的信息来源, 它们本身就应该是历史考察的对象和思考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史料的收集、选择、解读和分析进行综合细致的考虑。
为此, 笔者结合自己的体会和对近年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的了解，将这些工作暂且简单归纳为四个字: 思、全、深、新。换言之: 对史料的性质要认真思考; 对互补性史料收集要全; 对关键史料的挖掘要深; 对史料的分析角度要新。这些听起来都像老生常谈, 但真要做到位, 则并非易事。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也并非都能将这些建议落实,更遑论达到较高水平。所以本文的目的是促进交流学习, 也是与读者共勉!
作为历史研究者, 首先我们要正视一个显而易见但又很少被重视的事实：所有史料, 尤其是官方档案资料, 本质上都具有残缺性(incompleteness 或fragmentarity) 和片面性(interestedness 或partiality)的双重特点。这些特点, 一方面体现在现存史料在数量上只能是相关信息的一部分或极小部分,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现存史料在内容上只反映了部分当事人、见证人、转述人或评论人的角度。这可以从当前年轻学者比较熟悉的日常生活来理解。就像19 世纪末中国出现的那些中英文报纸对清末时事的报道今天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原始资料一样，现在互联网上的各种公众号推文, 微信、QQ 的交流记录或截图, 爱奇艺、快手上由无数知名不知名的用户自导自演并免费上传的音像资料, 甚至淘宝上拍卖东西的广告和图像, 都可能成为将来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或史料。很显然, 这些资料不可能都会完整保存下来。比如, 我们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和微信聊天的记录, 以及手提电脑里的文件, 除了自己故意删除外, 还经常因电子设备更新换代而在无意中就永久性丧失了。即便是保存下来的资料, 对于了解21 世纪初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而言, 最多也只能提供挂一漏万、浮光掠影的信息。而这些资料的产生和保存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偶然因素和个人动机, 则更是将来的研究者难以准确解释的问题。这个道理, 同样适用于21 世纪初以前的档案文献和其他史料。对于没有现代媒体和音像技术的历史时期, 史料的残缺性更加明显。除了现存文字资料本就支离破碎之外, 我们对于由转瞬即逝的视觉、听觉及嗅觉所感受到的历史现实生活知之更少。今天, 我们只能凭着现存的极少信息来想象明清甚至更早时期的音乐或戏曲演奏的方式和效果, 文人吟诗作画的声音和表情, 市井小民如何骂大街和欢庆节日, 或者君臣朝堂争论议事等生活百态。
如果我们同意历史上所有发生过、存在过或经历过的事物或现象都留下了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历史痕迹, 那么可以进一步推断, 目前尚无法找到的历史记录或痕迹，形成了一种同现有各种文本和非文本史料之间相互呼应和互相解读的关系。这些与理解现存史料密切相关的信息, 可称为“隐形史料”(invisible source), 相对于现有档案而言则可称为“隐形档案”承认这些隐形史料的存在, 有助于我们在利用和解读现有档案和其他史料时, 秉持一种更加谨慎和开放的态度。在分析史料时, 就不会拘泥于先入为主的想法, 而是批判性地对待现有史料中的信息, 研究它们产生的背景和涉及的利害关系, 并分析有哪些相关的信息被有意无意地埋没或销毁了。这个过程可能包括问自己: 还有什么隐性史料或档案存在? 后者对同一个事情或现象会提供什么别的解释或信息？正视史料的残缺性及片面性, 并重视隐性史料, 并非苛求研究者去重构成百上千年前的历史全貌。然而, 一件作品或著作如果确实能很好地再现已经了无踪影的历史场面或图景, 则往往会成为传世之作。像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朝的《乾隆南巡图》和《红楼梦》之类的美术或文学作品, 其重大历史价值就在于通过非凡的艺术手法，将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或个人生活的种种细节栩栩如生地展示给后世的读者, 这是无数其他历史文献和档案加起来可能都无法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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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扬 《乾隆南巡图》（局部）
（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在历史学领域, 除了下文会提到的孔飞力(Philip Kuhn)和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 的微观史名著外, 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 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曼素恩(Susan Mann) 等当代顶尖汉学家的一些中国史著作之所以蜚声中外,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史学功底、高超的史料运用能力与过人的写作技巧结合起来, 让现代读者能身临其境地重温几百年前的历史和生活。易言之, 这些学术名著通过精彩的史料分析和文笔, 以及由此让读者产生的合理想象和推理,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残缺, 重建了部分隐性史料, 从而大大地缩短了读者和历史现实之间的距离。对史料来源和性质进行考察, 还会让我们更加关注史料的创造者和目标受众的性别、种族、宗教、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及他们相互间的权力关系, 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和分析史料内容。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近几十年的女性研究、种族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方法。以中国妇女史为例, 除了高彦颐、曼素恩、贺萧(Gail Hershatter)等资深西方学者研究明清妇女史的重要学术成果外, 法律史领域中也有白凯( Katherine Bernhardt)、柏清韵 (Bettine Birge) 和任思梅(Johanna Ransmeier)等学者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妇女财产权、婚姻和法律主体性的研究。但是从妇女史或性别史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司法档案还有很大空间。比如对司法文书进行性别化解读(gendered reading), 可能会赋予无数地方司法档案和刑科题本以新的利用价值和分析维度; 档案中对男女涉案者的描述, 可以揭示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心态如何看待两性在生理和心理特征、家庭及社会角色定位等方面的差异。苏成捷(Matthew Sommer)对清政府如何规范同性性关系的研究, 以及戴真兰(Janet Theiss) 对清代妇女面临的道德压力和性别秩序(gender order) 的研究, 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提倡史料收集要全, 不是说研究者要穷尽一切资料, 也不是说资料总是多多益善, 而是建议在史料数量满足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尽量多收集内容和类型互补(complementary) 的资料。这一考虑, 主要是基于上文提到的现存史料天生具有残缺性和片面性的双重特点。收集内容及类型各异而又互补的史料, 有助于研究者听到代表不同利益、阶层、性别和观察角度的各方声音和主张, 进而重构一个更加包容(inclusive) 和多元化(diverse) 的历史叙事, 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以免我们的研究总是被历史或档案胜利者(victor of history/ archives) 的角度(经常也就是强权或精英者的角度) 所决定。以清代法律史研究为例, 除了利用中央或地方政府留下来的律典、条例、地方法规、通行、成案、谕旨、奏折或题本、实录和说帖等官方文献, 以及其他各种司法和行政文书档案外, 研究者还应该对方志、家谱、文集、私人日记和信函、各种民间契约、文书、碑刻或志铭、行规或民间不成文惯习、采访或口述记录, 以及有关的影像或器物等各种文字或非文字资料, 进行收集整理, 分析其价值、关系和互补性。在实践中, 并不是每个研究项目都能收集到类型和内容如此齐备的史料, 但在设计资料收集工作和分析所得资料时, 研究者应该有这个预先规划和统筹意识, 并认识到所收集信息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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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小白菜一案中前者妻子詹氏遣人京控的呈词
(原档现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以清末光绪初年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为例, 对于二人是否因奸毒杀后者丈夫葛品连以及他们的死刑为何最终被刑部复审推翻这些问题, 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史料和方法进行分析。有的研究者可能会选择使用刑部档案, 再加上翁同龢或其他刑部官员的私人日记, 来比较分析清朝刑事法制或司法实践的特点。另一些研究者可能使用上述司法档案, 结合在上海发行的中文《申报》或英文《北华捷报》等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 来分析官方和民间士绅(尤其是浙籍人) 以及中外社会舆论对该案的不同理解和表述, 或者分析它们如何反映了传统中国司法政治和“黑幕” (比如徐忠明和杜金关于此案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可能会集中研究清末以来有关该案的各种传奇、故事及戏剧, 以了解文学和法律的互动, 以及这些作品如何影响人们对该案的看法和理解。而比较理想的方案是让这些材料及其他相关信息都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考虑进去。因为这些资料来源各异, 代表了不同的利益、角度和时代背景, 其结果就是对同一事件可能形成了多种自成一体的合理解读, 或者说多种都能自圆其说的复数“真相” 或历史叙事(plural “truths” or multiple narratives)。这并非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或史料的相对可靠性, 而是说特定研究者未必有足够的信息来确认自己的解释就是最准确可靠的。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资料进行综合比较和批判性分析, 或者对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史料就其事实根据和动机进行“交叉询问” (cross-examine), 我们可以从多角度来理解事情原委和当事者的想法及行为, 还可以在不同表述或材料的缝隙(fissure) 之间寻找到可能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第三种解读。值得顺便一提的是, 不同研究者在收集、整理、分析相关史料时, 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和考量, 因而会产生在承认多种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又一种新的变量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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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1875年11月17日首页，《杨乃武案已定》
在《帝国眼中的中国法》(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一书中，笔者为了分析欧美国家对中国法律和社会的认知形成过程, 不仅使用了横跨200 多年的各种中外官方档案(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包括中国、英国、美国、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国的资料)、大量的游记、外交官和政要的私人日记或信函、西方知识界名流和传教士的著作, 还使用了源于10 来个西方和亚洲国家地区中近30 个不同城市发行的70 多家报纸杂志, 以及众多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收藏的文献资料、水彩画或明信片和照片等。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改变过去那些只专注于外交文书等官方档案或其他一两种类型史料的研究倾向, 更好地把握西方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理解和想象, 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中和何种复杂的国际关系条件下形成并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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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Chen,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陈利著《帝国眼中的中国法：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预计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中译本在考虑不同声音和观点的同时, 该书也希望能借此反过来观察上述材料所反映和催生的中国形象以及中西异同的观点在西方是如何传播的, 对西方不同社会阶层带来了何种影响。因此该书分别从档案、知识界、大众和官方政府的角度来展开分析, 多维度、多切面地探讨一组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这种方法丰富了我们的理解, 并揭示了复杂的历史和文化互动。
史料互补性的问题常常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 而是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改变过去长期将法律史局限于研究国家法律制度或者司法判决模式的做法, 而是将法律和法律史作为一个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问题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和窗口。这也要求我们从上述学术领域中汲取有用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方法。诚然, 一篇论文或一本书不可能研究过多不同的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有这种跨越学科界限的主观意图和学术培养方式, 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设计研究题目和问题, 寻找理论框架, 并引导史料收集和分析工作。这样才能在研究中充分考虑史料的互补性, 更全面地理解历史。
上文探讨了史料利用和分析的横向关系, 本节再谈谈史料利用和分析的纵向关系, 亦即对关键线索或有特殊价值的史料要深入挖掘。这要求我们像超级侦探一样抽丝剥茧地寻找和剖析相关史料, 包括上文提到的互补性史料和隐性史料, 并在把握了史料多维度意义的基础上, 将一个历史事件或现象分析透彻, 领悟其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意义。这种方法在实践中的操作和学术价值, 在微观史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虽然国内法律史学界使用这种方法的仍然较少, 但以金茨堡等为首的微观史学家所提倡的方法已经为不少国内学者所了解。在《奶酪与蛆虫》这一经典名著中, 金茨堡通过深入分析一位16 世纪的意大利小磨坊主因信奉违背天主教教义的异端邪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审判时留下的供词, 重建了正史不载但在乡间口耳相传的民间宗教信仰和地方社会文化生活的面貌。他的另一专著《夜间的战斗》则研究一群因为相信灵魂会在半夜升空作战保护自己而被视为异端加以迫害的意大利北部村民的案例, 揭示了16、17 世纪欧洲统治阶层如何将风俗文化的差异变成了理性信仰与巫术邪教之间的矛盾。就微观史学家而言, 一些看似反常或特殊的现象, 经常昭示了别处没记录下来的、更大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和历史潮流, 即金茨堡和另一位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爱德华多·格兰地(Edoardo Grendi)所称的“特殊的普遍” (the exceptional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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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 Ginzburg, Cheese and the Worm（JHU Press, 2013）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金茨堡微观史名著《奶酪与虫子》
同金茨堡的书相呼应, 著名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 通过讲述一个16 世纪的法国农民多年冒名顶替他人丈夫而最后受审的故事, 利用各种司法文书信息和其他资料以及作者自己的合理推理, 为读者成功展示了当时法国农村社会在财产继承、社会风俗、家庭关系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图景。中国史领域中的如下两本名著也可被视为微观史的范畴。孔飞力的《叫魂》一书, 对1768 年从江浙爆发并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割辫夺人魂魄谣言引发的恐慌和司法追捕进行了细致分析, 从而揭示了18 世纪乾隆盛世表象下潜伏的重重危机和矛盾, 以及清代专制皇权(monarchical power) 和官僚权力(bureaucratic power)之间的张力和共生关系。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一书, 则研究了20 世纪20 年代的奇女子施剑翘在佛堂枪杀军阀孙传芳为父复仇这一案例。她详细考察了此案所引发的民国时期政治、法律、知识界人士和公众关于传统道德观念和现代国家法治关系的大辩论, 对中国现代“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在形成过程中的特点和复杂性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在国内, 王笛对成都茶馆和袍哥等题目的数十年研究, 也体现了微观史方法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上述这些微观史名著, 显示了作者们能高屋建瓴并细致入微地运用史料, 通过个案研究总结出既根植于翔实史料又在理论上超出本案范围的历史意义, 从而找到了被宏大历史叙事所掩盖, 被中长期制度或经济、社会史遗漏的分析视角。这些研究从史学方法和理论上, 挑战了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等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史学家所强调的长时段(longue duree) 和决定性宏观结构性因素, 以及为国内读者熟知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也为理解历史发展和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时更有效的路径。▴
Eugenia Lean,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史教授林郁沁获奖专著《施剑翘复仇案》
本书第一篇文章研究1784 年“休斯夫人号” 案件及其对中外关系和现代历史学的影响, 也是一个微观史研究的例子。笔者在该文章发表后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修改、扩充和润色。为了研究这一事件, 笔者在十年间收集了各种涉及该案的文献资料, 并结合100 多年间和其他中西法律纠纷相关的官方档案和非官方表述, 将一个200 多年来关于本案看似牢不可破的通说(即认为该案件的性质属于过失杀人, 而且是西方寻求在华治外法权的道德和法理依据), 从其事实、法理和相关历史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辨析和质疑, 并结合该案件所涉各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 重新诠释了西方在华治外法权的根源和所谓中西文明冲突论的构建过程。其中一份重要的中文奏折, 笔者找了十余年, 几经周折, 才终于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手抄出来, 而此件至今仍未完全开放使用。
对这个案件的研究还揭示了主导性的原始话语体系(primary discourse)影响下产生的有明显偏见的论述是如何变成了权威的官方档案和现代研究所依赖的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 再经著名历史学家之手变成从大众到学者均无人质疑的共识和“真相”。这个由主导性原始话语体系到原始资料的嬗变过程, 是值得所有历史学者关注并警惕的。作为一个全球微观史的例子, 研究“休斯夫人号案” 的意义也超越了案件本身, 其分析结果对帝国档案的产生、权力知识体系的形成, 以及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的演变, 都提供了新的解释。这次尝试也表明, 微观史研究是可以同其他研究方法有效结合起来的。而就本文的主题而言, 重点在于研究者需要知道如何深挖史料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分析史料、表达论点和选用分析框架时要敢于创新。年轻学者固然不希望被人说只会标新立异, 但也不应因此放弃在研究上的不断开拓和进取。研究要有创造性, 这无疑是学术训练中的基本要求, 但是知易行难, 明清法律史学者在面对大量司法档案和其他史料时尤其如此。
一方面, 如同上文指出的, 有创意的研究和分析要建立在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考察和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之上。比如在使用清代司法档案和文献时, 我们要留心它们反映了当事各方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和不平等关系, 档案中的叙述抹杀了什么人的声音, 被书吏或幕友整理过的诉讼案卷(包括犯人供词或详文等) 当中有哪些情节被改动了, 清代刑部或皇帝驳回地方官员判决时所依据的理由反映了什么样的司法和政治考量或意识形态等。这和安·斯窦乐（Ann Stoler）等学者提倡的对档案文献进行“逆纹理阅读” （read against the archival grain）的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和挖掘不同史料间的关系和差异, 读出文献资料字面之外或字里行间的意思, 进而获得重新解读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视角和信息———是类似的。安·斯窦乐在此后的专著中还提倡了“顺纹理阅读” (read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的方法, 来捕捉史料中和授权表述(authorized narrative)不一致的官方个别人员的情绪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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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美国著名历史人类学家斯托乐著《沿着档案的脉络：认知焦虑与殖民问题》
另一方面, 要在历史研究上不断创新, 我们有必要熟悉各种史学理论和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除了历史学(不只是法律史), 平常还可多关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内相关的著述和理论方法。此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将其他学科的概念方法经由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角度引入中国法律史研究中, 包括黄宗智、曾小萍(Madeleine Zelin)、苏成捷(Matthew Sommer)、步德茂(Thomas Buoye)、王志强、络德睦(Teemu Ruskola)、张泰苏、张颖、张婷、张萌和杜乐等有海外学术背景的学者, 以及梁治平、邱澎生、徐忠明、屈文生、尤陈俊和赖俊楠等国内学者。自然, 此处仅就笔者最熟悉的部分学者而言, 限于篇幅, 不再罗列其他有理论建树或从事跨领域研究的学者。
笔者的《帝国眼中的中国法》一书同样借鉴了来自中国史、英国史、南亚史、欧洲法律史、西方帝国和殖民史、国际关系史、国际法研究、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翻译理论、艺术史以及批判性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成果。
当然, 历史研究中运用理论或借用其他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并非毫无风险。黄宗智在20 年前曾指出, 运用理论不慎, 可能会陷入“不加批判的运用、意识形态化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包括中国中心主义) ” 等四大陷阱。但是如果对这些陷阱有清醒认识并加以防范, 合理运用理论可帮助拓宽研究思路, 重新审视史料性质和内容, 从而对历史事件和现象做出或许更准确的解释。新的思路常常能给一些看似了无新意的题目和材料赋予新的意义, 甚至将一些史料“变废为宝”。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戴维斯的名著《档案中的虚构》所使用的“赦罪书” (letter of remission) 这种由重罪犯人呈请法国王室减罪的书信, 其本质上都是为当事人犯罪行为寻找借口和减刑的理由, 所以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程度可能是档案文献中最低的。但戴维斯并未因此放弃这种材料, 也没有纠缠于赦罪书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将计就计”, 通过分析赦罪书中的故事表述结构和背景, 揭示了16 世纪法国的不同社会阶层如何理解犯罪行为和动机的合理性,以及讲述者和预期听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故事的讲述方式和内容。这些赦罪书还对研究16 世纪法国的社会和司法制度以及妇女生活和地位提供了宝贵信息。
同样, 19 世纪初至20 世纪上半期, 西方国家涌现了大量关于中国酷刑的文字报道和水彩画、明信片和照片等视觉艺术材料。这些资料曾长期被视为中国社会和法律制度野蛮残酷的证据。笔者《帝国眼中的中国法》一书对这些“原始资料” 进行了新的分析。我的目的并非简单指责它们是西方殖民帝国“东方主义” 或种族主义心态的产物, 而是分析这些文字和图像资料如何见证并催生了一个西方人在谈论和想象中国法律和社会时形成的“情感共同体” (emotional community), 以及西方近代的“ 感性自由主义” ( sentimental liberalism) 如何在此过程中成为殖民主义帝国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 即笔者所称的“感性帝国主义” (sentimental imperialism)。这种看似粗制滥造且带有明显偏见的材料由此获得了新的价值, 并揭示了权威的官方资料所无法揭示的重要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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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远东” 国家的书中展示的“中国刑罚” 水彩画内封面
Henry Norman, 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1895, New York: C. Scribner
具体回到清代法律史研究领域, 以上对史料的性质、收集、挖掘和分析等方面所做的探讨, 可以给清代司法档案和其他相关法律史料(如孔府档案、徽州民间文书等) 的利用提供不同的研究问题意识和路径。比如, 现存州县衙门不同类型的档案资料, 可以用于研究地方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 民间经济或商贸活动的规模和模式, 社会不同群体或阶层的法律意识及其对司法制度与功能的理解，鲜为人知的司法文化或司法政治的运行逻辑, 被档案保存下来或被压抑的女性声音或者女性的法律或历史主体性, 离经叛道但又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民间宗教信仰或风俗习惯, 法律和法律知识在儒家文化和政治传统中的现实作用, 滥讼与压讼这两种话语体系间的互动关系及其隐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以及国家权力机器在基层社会中的体现或缺失(及其替代机制) 等。当然, 每个研究项目在论点和分析上的创新程度和学术价值, 还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史学理论素养以及实际操作中的领悟力和执行力。无疑, 此外还有大量其他重要和有趣的研究课题值得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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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和白若云老师合编《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商务印书馆2023年秋出版）
陈利，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博士（J.D.）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Ph.D.），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历史与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和法学院兼任副教授。曾任该校历史与文化研究系主任（2016-2019年）和“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首任会长（2014-2017年）。他现任《法律与历史评论》（Law & History Review)、《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以及《法律与社会调查》(Law & Social Inquiry) 等国际英文学术期刊编委。他主要研究16世纪以来在中国史和全球史中的政治、文化和法律三者的互动关系和影响。他2016年出版的首本英文专著《帝国眼中的中国法》（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先后获美国法律史学会（ASLH）2017年Peter Gonville Stein著作奖荣誉提名(Honorable Mention)和亚洲研究协会（AAS）2018年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著作奖。他即将完成研究清代司法幕友和司法资本的英文专著Invisible Power and Technocratic Governance: Legal Specialists and Juridical Capita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1640s-1900s，并同时在研究清代秋审制度和皇权政治。除本书外，他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曾晓萍于2015年合编出版英文论文集Chinese Law：Knowledge, Practice, and Transformation, 1530s-1950s，并同白若云合编由商务印书馆于2023年出版的《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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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梁治平 / i
目录 / v
导言 知识权力与权力知识：在交叉和缝隙中考察法律、政治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历史影响 ／ 1
第一编 法律与国际政治及文化
第一章 法律、帝国与近代中西关系史学：以１７８４ 年“ 休斯夫人号”案为例 ／ 17
第二章 现代国际法被质疑的两大起源神话：普遍主义和平等主权在中西关系史上的演变 ／ 87
第三章 感性主权、国际法和１９ 世纪中国的法律地位 ／ 141
第四章 殖民强权的例外之地和绝对责任制度在“ 半殖民地” 中国的形成 ／ 166
第五章 国家成为受害者：伤害索赔的伦理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报复行为 ／ 202
第二编 法律与国内政治及文化
第六章 清代中国的法律专家与地方司法运作 ／ 233
第七章 知识的力量：清代幕友的律学著作对清代司法场域的影响 ／ 285
第八章 重现帝制晚期中国的法律职业群体 ／ 322
第九章 清代对法律专家的管控及皇权的局限性 ／ 361
第十章 中国法的传统化：晚清法律改革背后的国际话语政治和认知暴力 ／ 390
第三编 法律史学术漫谈与札记
第十一章 史料文献与跨学科方法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运用／ 431
第十二章 对帝制中国儒法关系的思考及重读瞿同祖先生著作札记 ／ 450
第十三章 在实践中摸索当代人文教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北美教中国史小结 ／ 467
第十四章 访谈：法律帝国与帝国法律 ／ 488
主要参考文献 ／ 514
后记 ／ 573
附部分相关阅读参考书目：
陈利老师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十多年的研究生史学理论方法课“Critical Historiography of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中有两节课重点讨论历史档案和微观史研究，下面是其中部分阅读书目，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第十周，档案转向和历史书写（ The Archival Turn and History Writing）
必读书目 Required Readings:
Natalie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44.Ann Laura Stoler, "Colonial Archives and the Arts of Governance," Archival Science 2, no. 1-2 (2002): 87-110.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cerpt. Adina Arvatu, “Spectres of Freud: The Figure of the Archive in Derrida and Foucault,”Mosaic: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44, No. 4 (December 2011): 141-159 (skim).Janet Staiger, “Securing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as a Tale of the Historical Real: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Perverse Spectators: The Practice of Film Recep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1-209 (skim).Li Chen,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apter 1 (skim).James Hevia, “The Archive State and the Fear of Pollution: From the Opium Wars to Fu Manchu,” Cultural Studies 12, no. 2 (1998): 234-64 (skim).
参考书目 References:
Ann Laura Stoler, “‘In Cold Blood': Hierarchies of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nial Narratives’,” Representations, no. 37 (1992): 151-189.
Carlos Ginzburg, “Proof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Margins of Natalie Zemon Davis’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37 (1988): 114-27.
Ibid., “Clues: Roots of an Evidential Paradigm,” in Ginzburg,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rans. John and Anne C. Tedeschi (Baltimore, 1989), 96–125.
Ibid.,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rans. John and Anne C. Tedeschi (Baltimore, 1989).
Ibid., “Checking the Evidence: the Judge and the Historian,” Critical Inquiry, 18 (Autumn 1991), 79–92.
Thomas Richards, The Imperial Archive: Knowledge and the Fantasy of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
Hans Kellner, “Narrativity i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Since,” History and Theory 26, No. 4 (Dec., 1987): 1-29.
第十一周: 社会和文化的微观史研究 (Microhistory of Society and Culture)Istvan Szijarto, “Four Arguments for Micro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6, No. 2 (2002): 209-15 (for an overview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method).Carlos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76], excerpt. Carlo Ginzburg, “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It,” Critical Inquiry 20, No. 19 (Autumn 1993): 10-35.Natalie Zemon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excerpt.Eugenia Lean,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Chapters 2 and 4.Francesca Trivellato, “Is There a Future for Italian Micro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 History?” 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 2, No. 1 (2011).参考书目 References: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cal Marketplace,” in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 trans. Eren Branc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0.Carlo Ginzburg, “Just One Witness,” in Saul Friedlander ed.,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2-96.Ibid.,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Witches: an Experiment in Cultural History,” Acta-Ethnographica-Academiae-Scientarum-Hungaricae, 37 (1991–92): 283–292.T.A. Lee, “A Letter from a Teenage Accounting Clerk in 1846: A Hidden Voice in a Micro-history of Modern Public Accountancy,”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2008).Hans Renders and Binne de Hann, eds.,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Biography: Approaches from History, Microhistory, and Life Writing (Leiden: Brill, 2014), (esp. Matti Peltonen, “What Is Micro in Microhistory?,” 105-118. Richard D. Brown, “Microhi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119-28; Hans Renders,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veness: Biography, Life Writing, and Microhistory,” 129-38).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j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3).Thomas V. Cohen, Roman Tales: A Reader’s Guide to the Art of Microhistory (London: Routleg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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