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炼成系列 - 夏威夷大学蔺乐谈“华丽冒险的至暗时刻”

华丽冒险的至暗时刻

——从博士到青椒的社会学瞬间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教育、组织、经济社会学、社会变迁、中国社会以及全球中国等。主要著作为英文专著《机会主义的果实：规范偏离与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的演变》（The Fruits of Opportunism: Noncomplia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Supplemental Education Industr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2年）。该书荣获2023年度美国社会学学会亚洲与跨国研究领域优秀图书奖（Honorable Mention, Asia/Transnational Book Award,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评价该书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多面性和微妙性的最佳作品之一。美国社会学学会组织与职业研究分会前主席、密西根大学Elizabeth Popp Berman教授认为“这本开创性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证”。

20年前，我曾是某培训机构的一名英语教师和部门经理。我那时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在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学者。也许是因为这前后的差异不小，一位老朋友半开玩笑地感叹，说我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据说，这个说法一般用来描述个人的蜕变和转型。

社会的转型是我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在我近期出版的专著中，转型和演化都是关键词。这本书讲述了培训产业近40年来在组织和教学方面的转型，也揭示了不确定环境下市场兴起与演化的模式。在写作过程中，我的书和我自己也经历了协同演化。这本由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专著从构思、数据搜集到写作和修改共用了13年时间。尽管在这期间我没有换过题目，但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身份、心态和视角。只不过相对于“华丽的转身”这样的表述，我更愿意把近年来摸索前进的转型看作是一场华丽的冒险。当我在2009年决定半路出家、从头学习社会学研究并以此作为职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名30岁“高龄”的博士申请人。我那时隐约地感到即将踏上一条少有人走的高风险之路：申请到芝加哥大学（“芝大”）或其他社会学重镇，完成历时8年左右的博士训练，进入某个研究型大学工作，再用5、6年时间修改博士论文、出版第一部专著并通过终身教授（tenured professor，在北美通常以副教授衔为起点）评估的洗礼。现在回头看，其中某些环节的失败几率比我那时估计的更高。而所谓华丽，也并不是说结果有多么高光，而是说整个过程充满了曲折、焦虑、挣扎，也不乏诱惑、奇幻和转机。在博士训练和青年教师（“青椒”）成长这两个主要阶段中，我经历了堪称这场冒险中至暗时刻的几个特殊瞬间。

芝大博士历程：非典型的曲折

芝加哥大学校园

让自己也感到有些惊讶的是，我的开局虽有磕碰，却相对顺利。在2010年初入芝大的时候，我刚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并参与过培训机构的英语教学工作。我也因此积累了一些应对新的学术和语言环境下各类挑战的经验。同时我又是一个刚刚入门的社会学小白，既对社会学理论充满了新鲜感，又对芝大的严苛早有耳闻、心中惶恐。于是，我把前两年的目标定为“活下来”。为此我申请了距离图书馆较近的学校公寓，减少学术以外的活动，并把精力都放在上课和阅读等最基本的训练科目上。

为了督促自己读透文献并检验阅读效果，我主动在课堂上针对所读到的社会学家和他们的理论指点江山、高谈阔论。当然，在我的导师Andrew Abbott教授和赵鼎新教授的课堂上，这种“冒进”的风格免不了暴露一个年轻学者对各路名家、理论和流派的迷信。记得在Abbott老师的第一堂课上，他让我们介绍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我详细地描述了火锅，并提出红汤的辛辣和清汤的温和在鸳鸯火锅里实现了对立统一。当时我很欣赏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以我又得意地把韦伯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类比为鸳鸯火锅式的对立统一。Abbott老师端着他的镶边茶杯听完之后微笑地表示对火锅很感兴趣，但马上问了一个问题: “But where is the hot sauce（但是辣酱在哪里呢）？” Abbott老师显然认为韦伯的这些方法论概念缺乏辣度，同时似乎又借机传达了他一贯的理念：博士生需要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的生产者，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奉任何所谓的“大师”为圭臬。赵老师在课堂上更是明确提醒我们，不要做任何意识形态的俘虏。我一开始以为赵老师只是要我们多讲故事，于是把培训行业的故事一股脑塞进课堂讨论和论文中。有一次，赵老师看完我的一篇小文章以后说，“如果你就提炼出这些东西，那你在培训行业的四年白干了！”当时把我吓得不轻。在与赵老师熟识之后我才体会到，他是期望学生们在当代研究中写出历史维度，并让理论和故事能够自洽和互洽。随着一切都变得熟悉，到第二年末的时候我隐约感到可以在芝大活下来了。至于能不能活着走出芝大，当时还不敢多想。

中期迷局

虽然开局一片光明，但暗淡的时光却在博士历程的中段到来了。在2014和2015年，我在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阶段所遭遇的挑战以及学业以外的变故让我一度想要放弃学术之路。我的田野调查采用了“多机构、长时段”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设计。在这两年中，我一共调研了28家培训机构并重点搜集了与6家机构有关的第一手资料（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以及内部文件等）。这28家机构不仅包含当时的行业领头羊，还包括一些曾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引领潮流但后来逐渐在竞争中落败的机构。这一“多机构、长时段”的设计既可以增加博士论文的历史维度，也能够克服仅仅讲述成功故事的方法论偏见。当然，这样的设计也推高了资料搜集和考证的难度。对于培训这样一个地位模糊的行业，就连活下来的成功组织的统计资料都少得可怜，更别说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的组织。

尽管有这些挑战，我在田野的初始阶段仍对前景非常乐观。毕竟我对培训行业相对熟悉，也有比较丰富的人脉。但我也明白，要把田野调查这样的复杂工程执行到位，需要一点悲观精神，例如规划细节，按最坏的情况准备，考虑多套后备方案等。离开芝大前的两三个月，我基本都在进行田野的准备工作。我首先与赵老师以及另一位导师Elisabeth Clemens教授对访谈的结构和问题进行了梳理。此外，我当时已经远离国内的社交活动多年，并在每天读书写作的环境中变得有些轻度社恐。显然，回国做田野前需要进行心理和技术方面的建设。我不仅提醒自己要敢于以“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的姿态主动与人联系，还第一次用上了智能手机并安装了微信，甚至自己动手制作了感谢访谈对象的小礼物。

然而进入田野以后，我很快感到准备远远不够。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其中一大类问题可以被归为田野中的日常挑战——如何与被访者落实访谈计划、如何找到陌生的被访者以及如何交叉检验被访者故事的真实性等。我很早就开始联络培训圈内熟悉的朋友，老朋友们也都很帮忙，但依赖熟人也意味着接受熟人交往的逻辑。例如，在对熟人提出访谈邀请之前，我总觉得要跟对方拉拉家常、沟通感情。在这个阶段，对方经常与我聊得热络，甚至告之“随时联系啊”，然后却很难确定正式访谈的时间。我就这样跟培训行业的大佬和朋友们吃了几次饭，拉了许多家常，但到了第一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才只访谈了两个人。

相比找熟人帮忙，更大的挑战在于找到市场形成初期那些陌生的“上古大神”，也就是那些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利用业余或退休时间开办培训班的教育工作者。正如我预感并且由书的结论所确证的，培训行业既不是国家政策有意识地创造的，也不是脱离国家影响而自然长出的，而是由许多曾经的国家教育系统内部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在这个庞大的国家系统的边缘地带通过杂糅国家和非正式市场的资源和组织技术一点点开凿出来的。关于这些教育工作者的信息是很难获得的。除了少数后来成名的企业家，大部分这类曾经叱咤风雨的大佬从未进入公众的视线。由于可靠资料的匮乏，有时就连搞清楚他们某些人的名字，都只能请教本行业的资深老兵。有一次，为了摸清某个传奇创始人的姓名和社会背景，我先后询问了六位资深创业者，却仍然只得到了两种不太一样的版本，只能靠自己进一步比对、核实。当然，还有比核验人物名字更有挑战性的。交叉检验多个被访者所谈到的某些历史事件就很有难度。我不仅需要考虑来自不同信源的故事不能互相印证时如何进一步核实或取舍的问题，也需要警惕访谈对象与其所述事件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如竞争对手等）可能对所讲事件的可信性造成的影响。总之，关于田野初期的记忆都被各种问题和挑战填满了。

当然，在硬着头皮扛过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有惊喜出现。2014年春季的一天，人民大学的冯仕政教授打电话告知，他辗转帮我打听到了两位在80年代初就开办培训学校的人民大学老教师。我立刻兴奋地拎着两袋水果去二位家里拜访。这两位八旬老人很高兴有人愿意聆听他们的创业史，便拉着我聊了两个小时，还把创业的很多文字资料和老照片一一展示给我看。当我听完故事走出房门不久，二老的儿子就打电话过来，追问我到底是谁。在他看来，在这个年代如果有陌生人拎着水果到老人家里聊天，最大的可能是要忽悠老人买保健品。有趣的是，在打消了他的疑虑之后，我还在聊天中发现这位儿子是二老下海创业的重要推动者和出资人，于是又专门找时间和他进行了电话访谈，获得了故事的另一个宝贵视角。

田野中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自己在访谈精英人群方面的经验缺失。我的访谈对象大多是培训行业的创始人、高级经理和资深教师。他们中有不少算得上是另类精英：草根出身，后来成为商界领袖。访谈这个群体的最直接误区是陷入他们的时间和空间情境。刚开始时，我基本按照他们的要求在他们办公室进行访谈。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样做的问题。例如在与一位行业大佬的访谈中，他的秘书不断进来提醒接下来的会议和电话安排，后来他甚至跑到隔壁的会议室安排工作。此外，和他们约上访谈已经耗费了我不少时间和社会资源。再次邀约会更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群往往乐于讲述经过他们思维加工的对事件的解读，而不是事件本身。这说明我不仅要改变自己提问的方式，更要解决问答情境背后的权力关系问题：大佬们本就享有较高的权力地位，也对自己熟悉的话题有权威感；在被他们宽大桌椅环绕的主场作战，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互动中的权力。田野访谈不是玩弄权术，但当双方的权力关系过于不平等时，问答的质量可想而知。

我决定创造一个自己的主场，变被动为主动。当时，芝大北京中心已经投入使用。这是芝大倡导全球化的老校长亲自主导创建，号称达到5A高档写字楼装修水平的中心。作为芝大的博士生，我本来已经申请并获批了中心的权限，但由于之前一直在外面围着他人转，反而很少加以利用。我立刻申请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并开始邀请培训行业的各路神仙来中心访问。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北美高校有所了解，也对芝大在北京的运作神往已久，于是一拍即合。等他们到来时，我就先带着他们参观中心，并介绍墙上贴着的几十位芝大诺贝尔奖得主的趣闻。接着，我又请他们进入我的办公室，在自己的主场用中心的功夫茶具给他们泡上一壶金骏眉，再提出我请他们讲故事的具体要求。也许是这样的气氛起了作用，后续被访者的故事越发精彩起来。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

进入2015年，我对田野越来越有感觉。但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条路上的诱惑风景却让我对学术之路产生了怀疑。2010年代的中期，资本和互联网大举进军培训行业。许多原来培训行业大机构的高管和教师抓住这个风口，纷纷开启了拉投资、拿股权、做上市的新玩法。在访谈中我不断听到诸如 “某某某去年光是卖股权就卖了6000万”这样的故事。后来有几位老朋友在拉到投资后，也拉我一起创业。有一天，其中一位朋友提到我该为老爸考虑一下医疗和养老的财务安排。想到这一点，又想到是跟老朋友们一起工作，我有点动心了。那一天傍晚，我和几位同样在北京做田野的芝大社会学和人类学博士朋友坐在一起吃披萨。我跟他们谈起了这个短期创业、长期学术的计划。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在游艇上搞学术”梦想的绝佳计划，并对我的犹豫态度表示惊讶。他们的态度也让我大为惊诧，因为我之前还怕他们会笑话我对学术的不坚定。晚上，我分别打电话给老妈和老婆，征求她们的意见。两位军师给出了一致的意见：由我自己决定，但建议我一鼓作气，先完成学业。老婆还让我回想一下，之前遇到过的那些未拿到学位的人跟我说过什么。原来，我们在芝大找房期间遇到的两个中介都曾经是芝大的博士生。她们都已经年过半百却仍未取得学位。其中一位就以自己为例，很恳切地劝我，完成学位一定要一鼓作气。当我想到这些，又考虑到把研究和创业混在一起的学术伦理问题，就暂时搁置了创业这件事。

在这一年下半年，父亲的因病去世让我滑落到至暗的谷底，也使得创业计划失去了推进的意义。在父亲离开的时候没能陪伴左右，让我很长时间都被悲伤和自责的复杂情绪所包围。我开始抽烟，一度陷入了失眠，并越发觉得社交活动无趣。我看着自己曾经发的微信朋友圈，无法理解以前为什么会花时间写那些看似好笑的无聊段子，然后把朋友圈删了个干净。那段时间，我想过放弃学术，却又很难割舍。我很少出门，但在家里又很难集中精力工作。这个阶段拼凑起的两篇文章，很快迎回了匿名审稿人的拒信。似乎越想尽快重返学术的探险之路，就会越快地跌倒。与其他的剧本一样，家人的陪伴和时间的流逝成了治愈的良药。我们一起探访了许多住所周边的森林和小溪。此外，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了Clemens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大意是越是对学术感兴趣，就越需要有时候把它放一放。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坏事，但是九天打渔、一天晒网就是呵护志趣的好事。我开始彻底放下手中的工作。除了重新捡起荒废了几个月的投篮和练琴，我每天下午去附近的湖畔跑步，并隔三差五到附近一家敞亮的亚洲超市买菜。到了第二年冬春交替之际，我和家人又一起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游玩。站在那独特的高纬度雨林中，我感到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鲜亮的绿色了。

走出芝大

接下来的2016/2017年是我芝大博士岁月的尾声。在这个阶段，博士生们往往要面对学术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现实，并接受成功率很低的一项挑战——找到一份终身轨的教授工作（tenure-track position，这一类职位的起点为assistant professor，即助理教授)。自上世纪以来的一个长期趋势是，北美高校大量削减终身轨教职，并代之以合同制讲师。这一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速。到了2010年代中后期，北美非经管类社会科学博士毕业生中大约只有20%的人能找到终身轨教职。即使对许多名校而言，这个数字也好不到哪去。

也许因为我当时已经经历过了至暗时刻，所以对这些求职的挑战倒并不感到害怕或焦虑。从个人的角度看，也许这样的心态、自己的准备和师友的指点起了作用。而跳出个人的视角，自己也许只是幸运地站在了2008年和2020年两次就业市场崩溃之间的小阳春之中，且这个时期恰逢婴儿潮一代学者大规模退休的开端。总之，我的学术历险又呈现了一次有惊无险。我竟然在没有任何正式英文发表的情况下，以未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申请材料拿到了夏威夷大学（“夏大”）的工作合同。在这个交流困难的时代，能够进入一所有着悠久亚洲研究传统的州立研究型大学，并能在东西方交汇之地继续理解中国与世界，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结果。要知道，在惨淡的就业大背景和自己的发表情况下，似乎很少有人对我的就业前景有太高期望。在夏大的机会出现之前，Clemens老师曾直率地提醒，不应该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申请工作，以免打击信心。在我即将赴夏大参加面试和求职演讲之前，赵老师更是打电话叮嘱，让我一定认真准备。

也许是结果太过惊喜，当我获得工作并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Abbott老师不仅在答辩会后照例打开了香槟，他和Clemens老师还开玩笑似地解读起转机背后的各种暗合与缘分。Abbott老师说起，我恰好是他担任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的第100位芝大博士毕业生，而Clemens老师提到我姓名的两个首字母在拉丁语中恰好对应两个50。当我补充说到，夏大社会学系恰好是在约100年前由一群芝大社会学的教授和博士们创立的时候，我们的酒杯碰到了一起。一个月后，我活着走出了芝大。

夏大青椒岁月：都是疫情惹的祸？

2017年夏天，我开始在夏大以助理教授的青椒身份踏上新的探索之旅。以疫情爆发的2020年为界，这一段冒险的上半场并不缺少一枚青椒通常面对的焦虑，而下半场则又让我体验了一把带有疫情魔幻风味的暗淡时光。

青椒上半场

夏大坐落在背山面海的福地，俯瞰檀香山市周边的海滩和其他旅游胜地。但在青椒岁月的前几年，想象中面朝大海的画面却很少出现。在终身教授评审“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北美的青椒们需要在研究、教学和服务等方面都做出成绩，否则必须走人。在这最需要交出研究成果的几年，恰好又是教学最为稚嫩、最需要花时间备课的时期。我们这些刚刚博士出炉的青椒们，甚至需要马上学习如何指导其他的硕士和博士学生。就我个人而言，到夏威夷工作还意味着与家人分居，我也因此需要经常穿梭于两地，不时调整时差、温差并在航班上阅读、写作和备课。

夏威夷大学一角

面对众多的挑战，我不出意外地加入了焦虑的大军。我的教学工作进展相对顺利，但发表的滞后足以让人抓狂。刚开始时，我像很多青椒一样执着于把文章投到顶级期刊，却只收获了拒信。第二年，我更有意识地兼顾大部头和小文章，以及发表的质量和数量，但进展仍然缓慢。一个小转机出现在第三年。我申请并获得了一份条件优厚的博士后奖学金，因此可以有一整年时间专心写书，不用教学。我意识到我的八万字专著有救了，但还不敢有丝毫放松。所幸的是，我在前几年的摸爬滚打中积累了一些管理研究过程的经验。其中一条经验是写学术日志。做研究需要有好玩的点子。但如何证明一个点子并将论证过程清晰地表达出来，则是另一码事。后者操作中的难点，又在于如何平衡对完美的长期追求和对不完美的短期接纳。为了实现这种平衡并减少拖延，我开始系统地写作学术日志。简要地说，就是在有了一定规划后迅速动手分析和写作，然后在学术日志中记录进展，列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最后在排除掉一些不靠谱的以后选择执行相对较好的方案。也许是以上努力和经验积累的共同作用，我的专著和其他论文终于进入了快车道。

青椒下半场

就在曙光初现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一切都打乱了。不过，这一始于自然和医学领域的危机，后来倒成为了我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学术职业体系、学习如何与高校行政部门等组织打交道并利用工会和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契机。

疫情冲击了工作的方方面面。教学自不用说，对着电脑上课对许多学生和教师都是一种暴击。而我的研究和发表更是被疫情拆得七零八落。例如在2020年下半年，我的一篇论文在某中国研究著名期刊的第一轮审稿就用了8个月。在我多次邮件催促之后被告知，该杂志从主编、编辑到他们请的匿名审稿人纷纷染疫后病倒了一大片。又过了几个月之后，该杂志发来了一封拒信，里面只有一个审稿人的简短评语。让人好笑又好气的是，我这篇对某学派有诸多批评的论文，竟然很明显是被该学派的某一学者单枪匹马毙掉的。要知道，有经验的期刊编辑一般会邀请不同阵营的多个审稿人，以避免知识产出的过程被偏见左右。这件事体现了该杂志管理的问题。它也说明了疫情对发表周期的影响。

到了青椒后期的第二年，疫情带来的次生灾害夹杂各方面的压力又让我陷入一个暗淡时期。由于疫情带来的就地隔离、网课和我个人的健康等原因，我减少了飞行，有了更多时间在外州陪伴家人。春夏之交的一天，夏大的同事和邻居徐图教授突然给我打电话，用颤抖地声音跟我说“你最好回来看一下你的房子，太恐怖了。厨房里漏出来的水流得到处都是，墙壁上还爬满了小飞虫…”在这个我自己都不敢脑补的恐怖环境中，徐老师冲进家里抢救了我的藏书和吉他。不幸的是，吉他的面板已经在高湿度的环境中变形隆起。

我不得不在德尔塔毒株仍在肆虐的情况下飞回夏威夷，并寄宿在徐老师的家里开展多线作战。一条主要的战线是在逼仄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完成书稿。当时正是跟我的八万字书稿较劲的时候。我承诺了芝大出版社，在三个月后交付全稿。在拿到博士后奖学金之后，我的写作计划进行得还算顺利。现在我不得不面对徐老师家里“家徒四壁”的写作环境。他当时很快要搬离夏威夷，所以已经把家里的大部分家具卖掉或送人了。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席地而坐，在一个小升降桌上给学生上网课，并在课余的时间继续推进写作。

与人交锋的第二条战线上的情形则更加险峻。漏水发生在我租住的学校教师公寓。公寓管理部门认为漏水不是我的责任，但他们仍然认定我没有及时汇报，并把这件事捅到了学校其他的行政管理部门。此外，公寓管理部门之前并未强制大家买保险，匆忙中的大规模抢修又产生了高额的费用。他们竟然提出由我负担维修费用。其他部门也没闲着。我甚至听说，学校的某个部门准备调查我是否违反了疫情期间的规定。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恰好快到我终身教授评定之前最后一次合同续约的时候。与一年后的终身教职评审阶段相比，在合同续约阶段，高校管理层的权力更大。这是因为前者更多彰显的是专业的逻辑，而后者具有更多行政过程的色彩。在我了解的许多北美高校，终身教授的评审一般基于两点：第一，校外相似领域的专家意见；第二，校内系一级和校一级的学术委员会投票的结果。有了这两个专业机制，再加上一些高校有教师工会给教师撑腰，高校管理层对终身教职评定的影响力相对有限。而在合同续约阶段，管理层却可以翻云覆雨，甚至单方面解约。总之，如果学校领导层有意刁难，并且可以证明有违反规定的行为，我可能会面临无法续约的风险。

一时之间，暗夜又降临了。当然，在经历了博士中段的那一次至暗时刻之后，我已经有了一点无所畏惧的心态。只是这一次我作为漏水事件的受害者，却要被人冤枉、蒙受财务损失甚至面对丢掉工作的可能。这一切让人无法接受。我白天与人愤怒的争辩，晚上失眠，还要时不时地担心拖欠书稿。也许是因为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我的老胃病也犯了。在吃饭和睡觉都不能如意的日子，我主要靠与家人视频、户外徒步和在多邻国上学其他语言来缓解焦虑。情绪平复以后，我想到对于这场冒险而言，在小阴沟里翻船很不值得。因此，我一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也避免鲁莽地升级事态。针对某些部门的问询，我引入了工会代表，也咨询了律师。当我拿出充分证据表明并无违规后，相关行政部门撤销了调查。接下来的暑假，我开足马力写作，在截止日前顺利交付了全套书稿。这本专著也成为了终身教授评审的基石。

足够至暗的冒险？

一个故事可以有多种解读的方式。以上故事的一种解读思路是，学术工作需要拿捏某种特定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是学者的经历和特殊时刻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也许至暗时刻的困境可以锻造学者的气质、心境和态度，甚至能够形塑做学问的风格。当然，也可以换一个思路进行质疑，以上讲述的挣扎和困境称得上至暗吗？毕竟除了家庭变故和瘟疫流行，其余的困难在个人层面既不涉及生死存亡，似乎也无关人生终极要义。尽管每一代人有其特殊的困境，但不排除有人会说，我们这一代的困境放在父辈的苦难面前，显得还不够暗淡。

我想在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所谓“真正”苦难和动荡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们，为什么会在人生的大方向上踏上一条如此高风险的旅程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回到冒险的起点和比较微观的层面，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当然是我们信心的源泉。尽管我生长在经济情况普通的家庭，但父母的教育让我很少感到安全感的缺失。我在芝大的冒险，也是在师兄师姐已经搭建好的信息与经验的安全网保护下完成的。就连我的导师阵容都和几位师兄高度相似。此外，估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在决定开启冒险之前对前路的险峻程度仅有有限认知。更重要的是，可能很少有人是仅靠冒险起点时刻的志趣来走完全程。对学术冒险的志趣和热情并非是申请文书中的常量，而是可以在冒险过程中不断强化、衰减和重新锁定的变量。

在更宏观的层面，我们成长的时代也给予了信心的支撑。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国丰富的社会变迁，也触到过北美社会学教育仍然以智识训练为主的传统。很多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底气来源于对所研究的故事、现象和时代精彩程度的信心。当原料足够精彩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表达和呈现，以讲好有社会学意义的故事，讲好社会过程中的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那些在故事呈现过程中提炼观点，等待发现和打磨细节的若干令人兴奋的时刻，值得暗夜中的清醒，也在不断拍打着学者们的肩膀，让我们望向新的冒险之旅。

如果读了有所收获，别忘了给作者和公号留言或点个赞或”在看“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