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里新书推荐：宋念申著《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章节精选

《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出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发现东亚（修订版）》，新经典出版公司出品，新星出版社，2024年。

我们都是地理的囚徒¹。

欧洲为何会以它独有的方式走入现代，这是个热闹了一两百年的话题。有人归结于文化秉性，有人归结于宗教伦理，有人归结于国家建构，有人归结于环境和生物资源……而我想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欧洲与亚洲的地理关系。

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亚洲？每次我在课堂上问这个问题，最常得到的答案是：一个大陆，地球上“七大洲”之一。

亚洲当然首先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出现的。但是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地理概念，没法用纯地理的方式解释通——欧洲也是。因为亚洲和欧洲，并不是相对独立的陆地板块（当然严格来说，非洲也不是独立板块）。它们同属于欧亚大陆，两个“洲”的土地紧紧相连，并没有海洋或地峡将它们分成看上去相对独立的大“岛”²——这点和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很不一样。而且亚欧边界的划定，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历史上也不固定。今天以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黑海一线的分界，是在18世纪才提出、到19世纪才相对约定俗成。直到今天，其实都并没有一个所有人公认的、精确的欧亚分界线。美国学者刘易斯（Martin Lewis）和维根（Kären Wigen）就说：“欧洲和亚洲间的分界是完全武断的。”³

所以，以后我们再次听到“亚洲是一块大陆、是七大洲中最大一块”的时候，应当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客观的自然描述，而是被人为地、主观地塑造出来的一个知识产物。

我们都知道“亚细亚”（Asia）一词起源于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它仅指代土耳其的阿纳托利亚地区，后来才用来指称欧洲以东的一大片陆地⁴。在古代欧洲人的世界观中，世界分成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非洲）三个部分，但这三块空间，还不是今天“大洲”的意思，它们之间虽有分隔，但作为人类世界的总体，是连续而非断裂的，而且人们对大陆和海洋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十分清楚。仅就这一点来说，古代欧洲与中国的地理观念，倒是差别不大，都是基于陆地的。

在蒙古帝国横扫欧亚、打通从东亚到欧洲的通途之前，欧洲人对东方的具体经验，止于印度——恐怕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最远抵达印度有关。托勒密式地图，在很长的时间内，就把东亚部分标记为“外印度”或“上印度”（详见第三章）。蒙古征服，带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契机，让欧亚两端的联系空前紧密起来⁵。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学者、商人和官员，则为两端都带来地理知识上的跃升。通过他们的贡献，在东亚和西欧的地图上，印度洋海岸线渐渐完整起来。他们的航海经验，成为明初郑和能够远航至东非、15世纪末达伽马能够到达印度的必要条件⁶。

但真正刺激了欧洲大航海事业的，还是马可·波罗。正是他对东亚，特别是中国的迷人描述，引诱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探险家们要千方百计绕过奥斯曼土耳其的阻隔，前赴后继探索通往东亚的另外的道路。

问题来了：欧亚虽是一体，但如果不走陆路，要从大陆的西端到东端，那便是这世上最远的路。

打开今天一幅标准的世界地图，我们就清楚了：在苏伊士运河没有凿通的情况下，若坐船向东去亚洲，就必须绕过整个非洲，方能进入印度洋。同样，如果没有巴拿马运河，西行的船则必须绕过南美洲大陆，才能进入太平洋。而北行的道路——即取道北冰洋的所谓“西北航道”或“东北航道”，则因常年冰封雪盖，从古到今只存在在理论中，很难实现。就是说，若是不能直接走陆路，共处欧亚大陆的两个远邻要串个门，就必须把地球绕个遍。这真是实实在在的“地理的囚徒”。

不得不“佩服”西欧人的是，他们还真就选择了最困难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欧洲过去以陆地为导向的地理认知，开始转向海洋。这种转向在1492年的哥伦布那里，达到一个高峰。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发现”了好望角，明白了非洲南端并不连通亚洲；“发现”了美洲，把势力拓展到新大陆；并最终实现了环球航行，打通了抵达东亚的东、西两个航道⁷。在寻路亚洲的冲动下，一幅完整的地球图景，渐次向欧洲人打开了。

因此，我们或许要重新描述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学史。它不是简单的由“已知三大洲”到“发现新大陆”的线性积累。更体现历史逻辑的说法应该是：西欧人为了“寻路亚洲”，而不期然“重识非洲”并“发现美洲”。不但如此，为了寻路亚洲，他们以海洋为新的通途，走出了大西洋，抵达了印度洋，发现了太平洋，殖民了大洋洲。寻路亚洲，成为西欧跨入现代、征服全世界的契机。

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把地理知识积累的动因和过程，带入到地理学讨论中。

正因为这个动因和过程，欧洲人借定义多重的他者，重新定义了自身。他们把地理认知、空间征服、与殖民事业融合在了一起，将亚洲、非洲、美洲纳入了一套新的空间—文明等级秩序中。“亚洲”、“非洲”和“美洲”不再只是一种地理描述，而成为带有文明论色彩的身份象征，只有放置在与“欧洲”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理解和表述。

图：1633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墨卡托—洪迪乌斯《地图集》封面。围绕着擎天神阿特拉斯的是六位女神代表的已知世界。从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墨西卡娜[北美]，阿腓力加，欧罗巴，亚细亚，秘鲁阿娜[南美]和麦哲伦妮卡[想象中的南方大陆]。全书名称为：《阿特拉斯：关于创世以及所创之世的宇宙论沉思》。来源：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藏品。

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拓殖事业日益成功，他们的身份塑造，在时间和地理两个向度上展开。地理和特定人种挂钩，各个大陆被人格化，固定了身份。此时，亚里士多德提到“东方”的“专制”（despot）特性、“野蛮民族生来就是奴隶”的论断⁸，以及基督教对东方蛮族的想象，又获得了新的、具体的投射对象。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著作中的“中国”和“亚洲”，指向的不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是欧洲文明的反面镜像，是人类“普遍历史”的野蛮或半野蛮阶段⁹。这就是地理学家唐晓峰先生所说的：“依托新的全球地理观，而将整个人文空间时间化、历史化。”¹⁰

这种情况下，地球上的东西南北，就有了方位之外的意义。为了寻路亚洲，欧洲人向南绕行非洲和南美，开启了殖民进程。早在哥伦布的时代，“科学主义”指导下的地理—人种观念就认定：北方温带与南方热带，因为气候的差异，产生了人群特质的差异。哥伦布的航行，不但是到“东方”去寻找财富，更是向“南方大陆”征服可供驱使与奴役的次等人群¹¹。自然，“南方”、“热带”这些词语，便在此后的数百年指代了蛮荒与偏僻，关联着落后、疾病与压抑的涵义。而在今天反殖民的语境下，“全球南方”则包括了所有曾被殖民、经济上处于依附中的国家，不论其地理方位在哪里。

与“南方”相对的“北方”，在今天泛指经济发达地区。不过在中世纪，“北方”是寒冷黑暗的地带，代表了异教徒和野蛮人的世界、欧洲人的梦魇、基督教世界威胁的来源。喜欢看美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的读者，想想“凛冬”从“北境”而至的设定，就能体会这种想象的当代生命力。

而“东方”，则因为其遥远，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成了被想象，被奇观化、同时浪漫化的对象——爱德华·萨义德所指出的“东方主义”，即由此而来¹²。

南、北和东，彼此之间及各自内部，边界还相对模糊，存在张力，但它们共同构筑了“西方”的确定性——尽管所谓“西方”内部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异。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的话说，“西方变成了一个处于历史探究范围之外的越来越被自然化的实体。” ¹³20世纪以来，“西方”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是殖民国）自我确立的身份，冷战后更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挂钩。于是，人类社会便分立为一对矛盾体：“西方”及“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

不用说，任何一种地理—文明意识的形成，都依赖于对他者的“发现”。所有文明早期的地理表述，不论是埃及，巴比伦，中国，还是欧洲，无不以自身出发去了解世界。地理所要处理的不光是自己内部的秩序，还有自己和外部的关系。当新的地理知识不断填充进来的时候，各种文明都按照原有的知识体系去为新空间安排合适的位置。

发源于地中海地区的欧洲知识体系，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和犹太—基督教中诞生出欧、亚、非三大空间的地缘意识。1492年之后，它最需要处理的，是“寻路亚洲—发现美洲”带来的全方位冲击。这一冲击不但是认识论上的，也是本体论上的，而且充满了财富和权力诱惑。它所针对的也不仅仅是分立的亚洲或者美洲，而是包括所有人类可抵达的、全球性地理空间。对这一冲击的处理方式，直接导引出了欧洲殖民性的现代经验。

相比而言，古代东亚的地理意识中，只有从中心到边缘的远近差异，本没有三大洲的分别。因此，尽管明清官员、朝鲜文人、江户日本的学者和制图师们知道了美洲的存在，这并没有彻底颠覆既有的知识体系和世界想象。对那些接受欧洲地理学观念的人而言，新大陆不过是文明更为遥远的边缘地带而已。这一新的知识，并没有导致拓殖冲动。

所以，就算是中国人或者别的东亚人更早抵达美洲，这种抵达也不是“发现”，不会对传统世界观构成根本性冲击。

地理表述和历史表述从来紧密相连，互为表里。我们通常认为，知识是不断聚集、积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加，我们对历史和地理的认知一定更为丰富、准确和客观。既然地理和历史知识，可以用来建立属于全人类的共通经验，那么人们的时空感一定会越来越趋同。

这样说有一定道理。比如，今天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使用相同的日历和计时系统；所有国家教室里的世界地图或地球仪，样子也都差不多。古代人构想出来的世界图像，在现代世界没有什么指导意义了。卫星定位系统，让地球上每个人对周遭空间的体认，都高度同质化了。

可是，再往深里想想，其实纯然客观的地理认知，和纯然客观的历史认知一样，并不真的存在。就像历史学家面对同一份文献，会有不同的解释一样，同样的空间信息，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差异性与信息的科学性无关，而是由解释者的文化身份、政治理念、历史经验，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决定的。

15、16世纪以来，人类对地球表面形态的信息，掌握的越来越多了，却并未导致感受与经验的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现代的整体感知反而日益割裂——就像地图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边界线。当地理单元（比如“亚洲”）成了文明等级的符号，用以论证某一群人比另一群人拥有更高的文明合法性，或者像19世纪出现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那样，成为帝国理念的有机组成（比如麦金德的“世界岛”¹⁴），则地理认知，也就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表达。哥伦布之后的500年里，地理—政治上的割裂性一直没有弥合。持续至今的对哥伦布的争议，正说明了这点。尽管欧洲经验几乎垄断了对“现代”的阐释，但我们一定要清楚，在非洲、拉美和大部分的亚洲地区，当地人介入“现代”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现代”体验，和西欧人的极为不同，其价值绝不该被忽视。

那么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呢？也是一样。16世纪后，随着欧亚两端交流的频密，东亚的轮廓在双方的地图上越来越接近了，但地图背后所反映的时空经验却并没有日益趋同。这种矛盾在今天变得更为突出¹⁵。其中的原因，既是文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理解。

任何知识，都有它发生、演变的历史。“亚洲”作为一个空间政治概念，也有其历史。既然这个概念常常被想当然地接受，却又执拗地凸显它的不合常理，那么它作为知识的历史，就很值得好好梳理一番。本书的梳理方式，是从地图入手。

1.语出Tim Marshall, Prisoners of Ge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6.

2.中文的“洲”，原意为水中的陆地，类似于岛的概念。欧洲文字中的Continent，则仅指向面积广袤的土地（landmass），但此词用来指今天的大陆板块，则相对较晚。具体讨论见第六章。

3.Martin W. Lewis and Kären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3.

4.与此类似，阿腓力加（Africa）一开始也仅指位于埃及西部的一小块区域，后来扩展至整个非洲大陆。

5.将蒙古帝国视为全球化开端的全球史作品已有很多，且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比如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陈心慧译，北京出版社，2016年）、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以及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马晓林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等等。

6.Giancarlo Casale, The Ottoman Age of Explo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可以一提的是，后来发现澳大利亚大陆的英国库克船长的远航，也与英国探索通往东亚的“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的努力有很大关系。见James Cook, The Three Voyages of Captain James Cook 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5. Charles J. Shields, James Cook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cific.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2.

8.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是：“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引自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5页。

9.同上书，第496-502页。

10.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0页。

11.Nicolás Wey Gómez, The Tropics of Empire, Why Columbus Sailed South to the Ind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12.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三版。

13.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14.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15.典型的例子，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会套用“世界岛”或“海权论”等帝国主义时代的地缘政治理论，去曲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或者某些海洋霸权国家援引“自由航行”原则来挑拨中国在南海“搁置争议”的倡议。更为讽刺的是，一些曾瓜分非洲、至今仍控制非洲经济命脉的国家用“殖民”来形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这类地缘政治思想都与欧美的殖民实践紧密相关，却被以己度人地投射到他人身上。

宋念申，出生于北京，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和历史系教授，“云里阅天下”学术顾问团创始成员之一。近期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出版专著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s, 1881-1919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韩文版：너머북스，2022)、《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修订版，2024；香港：中和，2019；台北：联经，2019；韩文版：历史批评社，2020），和《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桂林：广西师大，2024）。中英文论文发表于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Geopolitics, Inner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社会学评论》、《新史学》、《开放时代》、《读书》、《区域》、《文化纵横》等刊物。作者在此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