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终文｜学者的自我与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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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4-01-02 07:59
美国
年终文写到第十二个年头，我越来越能感受到它的奇异之处。它既不是对旧年全景式的回顾，也并非完全是新年企划。相反，它是一篇充满了偶然性的文章。往往就是在年末的时候，我会抽个时间坐下来，看看心头上最强烈的想法是什么，没有什么规划地把它写出来。作为一个学哲学的，我常常担心它生成的偶然性不赋予它在道理上的正当性；但是作为一个私人历史的记录者，我发现年终文竟然都成了我下一年的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二十出头的时候在北大学哲学，教授们张口闭口就是“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我们把生活的经验和哲学思考紧密融合，不要去做那种没有生命力的哲学。长大了一点，我开始嘲讽自己出身的传统，觉得不过是青春的自我感动，哲学本身没有什么大用，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工作者，和其他打工人没有什么不同。三十岁后，我发现自己其实没得选，高度的自我反思已经是一种成瘾式的习惯。我越来越多地运用各类技术（日记、文章甚至学术论文）去贪婪地加工自身生活的经验材料，提炼出道理，并时时监测生活是否按照这些道理来进行。甚至可以说，我似乎真的在严肃执行着古代哲学家教给我的道理：运用理性去克服情感，让生活变成一个有道理的整体，互相之间呈现出一种consistency。Martha Nussbaum就曾批评过这种哲学家的傲慢，认为它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一脉的遗毒。人类试图用理性来为纷杂的世界整理出一个稳固的秩序，并且试图控制它，这是一种人类超越自身局限性的虚妄幻想和傲慢。一个真实的人类世界是无法被整理成有序的。悲剧和文学中所呈现出的那种不可弥合的冲突、偶然性、情感和脆弱才是真实的人类生活。哲学家想过一种超越人性的神性生活，这不是秘密。哲学家很容易变得傲慢，这也不是秘密。经常有搞文学的朋友抱怨或嘲讽搞哲学的：“为什么你们可以去claim一个东西是错的？你们有什么资格去做这种判断？”有的哲学工作者可以将反思局限在论文之内，但是很多人很难守住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我越来越能体会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傲慢。本科的时候，斯多亚派哲学还没有如今这样的引人关注，我偶然在北大图书馆借到一本斯多亚哲学和心理治疗的书，大为震撼，并开始进行长期的“精神修炼”。那时见过我的朋友应该有印象，我像散播福音的使徒，四处奔走，声称自己是一个斯多亚主义者。在我心里，如果要用一句话去概括斯多亚伦理学，那应当是Epictetus《手册》的开篇：“万物之中，有属我之物，有不属我之物”。我们能做的，只是关注我们可以控制的。归根到底，斯多亚主义者希望构建一个刚强的人格，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和情绪。斯多亚哲学会教你一系列心理技巧，其目的都是要让你明白，要用理性去守住“自我”，不让它被外在世界左右。斯多亚主义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无序的命运中，找到一个稳固的、可靠的、确定的和自我可以控制的行为标准。Seneca和Aurelius都曾使用过堡垒的比喻，在自我和外在世界之间，需要构建起一个高耸的城墙，他人的观点和命运的事件都不能成为触发自我灵魂波动的trigger。我修炼此功十几年，深感其益。每一个希望修炼斯多亚功法的人，内心里都有一个根本的渴望，就是获得生活的自由感，学者尤其如此。我和我的朋友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被决定的”，自己对它丧失了控制。持续的不确定感成为焦虑的来源。现在的时间都会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榨干，处于现在的我们，只能无聊地刷着手机，把一个个难熬的“现在”扔进垃圾桶，等着不确定的未来变成一个个“现在”。斯多亚哲学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心法：守住ego，以“我”为纲。这对处于焦虑之中的学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举个例子。搞人文学术的人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文献说了a，那个文献说了b，我觉得说得都挺好，自己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读了越来越多的文献，没有什么看法，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写不出论文”。但是，如果一个人ego足够大，那其心态是完全相反的：“我有一个想法太想表达了，a说了这个有点道理，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屁话，我不同意；b说的不错，可以为我所用；c说了一堆，我根本不关心，和我想说的没关系”。虽然最后的论文呈现出来的是和a、b、c进行的诚恳对话，但说到底最深处的动机还是一种对自我的兴趣和对世界的表达欲望。我在芝加哥遇见过不少我欣赏的学者，他们都有这个特质，甚至有人坦诚，平时从来不去主动跟进什么学术动态，而是专注思考，在写论文的时候，才去看看二手文献。如果一个人的问题意识并不是通过文献得来，那必然是通过生活得来，这就呈现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学术生活的模式。一个ego小的学者的模式是：平时跟进学术动态，读了大量文献，力图找到一个可做的问题，希望给这个问题领域做一个贡献。相反，一个ego大的学者的模式是：“我”平日对生活世界和个人灵魂有很多看法，希望通过学术的方法来表述。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表达欲望成为阅读文献的标准，以此为纲对已有文献分门别类，臧否一番。我们可以看到，ego小的学者更有可能陷入到焦虑当中——“读了这个文献之后，我如何判断好坏？”“真的有好坏么？”“我这样说符合标准么？公允么？能这样说么？”甚至，还会有更加根本性的焦虑，“我真的想说点什么么？我到底关心什么问题？”与此相反，ego大的学者更有可能摆脱焦虑：自我的感受成为先天正当的标准，乃是一把长剑，可用来披荆斩棘。我甚至有时觉得，学术生产的训练体系归根到底是在培养大ego。写review是为了你能对他人进行judge，写论文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很想表达的view，写回应是为了让你defend自己。我们再想想，博士研究生训练的终点是什么？是defense（辩护）。它的本质是让年轻一代在公开场合反驳权威的质疑，相信并捍卫自己。事实上，并不只是学术生产的具体过程会诱发学者的大ego，整个scholastic life（至少是在人文学术领域）都是滋生大ego的温床。首先，这种生活所要求的是独处和静思。这种单独作业的工作方式，和自然/社会科学家的lab与合写习惯迥然不同；其次，从任何功利视角来看，人文学术都不是一个高回报的事业。这并不是仅仅是关于薪资、非升即走的制度，也是关于你的工作的成就感的即时性。很多时候，人文学术即不能从个人回报的角度来辩护（钱赚得多），也不能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辩护（对社会有用）。所以很不幸，很多人文学者在工作中疲于辩护，又不得不在生活中再次处于“辩护的焦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术从业者们不得不走向“为己之学”或“内在的高贵”等辩护思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找补。人文学者感受到的压迫越多，ego就越会膨胀，人都是需要尊严的动物，如果在社会价值中找不到寄托，只能从内在的骄傲中去找，这就回到了大ego的问题。“以我为纲”的心法虽好，但武功练久了，总是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我近年来明显感觉到，我一边希望清除斯多亚心法，一边又不得不依靠它。这种拉扯感十分强烈。在2021年终文《故乡与自我》中，我希望通过重建“故乡”的神圣性来突破自我中心主义。这个思路的核心是：以（人文）学术为业生活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大ego的，必须通过一个更加神圣的东西来冲破。回归以烟火气为根基的粤文化，可以让后天的学者生活奠基在更自然的家乡文化之上。然而，这个思路有着一个根本的问题：故乡的自然性并不是个人意志可以塑造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也无法在芝加哥的博士生活中“再造故乡”。2022年终文《颠倒的目的论》就体现了对故乡路径的修正。30岁经历“而立危机”的我，决定要以个体生命体验作为行动目标，不再因为外在神圣、高尚、传统或是正确的观念而限制自己的体验，我把2023年看作是我的“灵魂现代化元年”。不过，与多年前那个迷狂信仰斯多亚心法的我不同，现在，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自我和自我反思给生活带来的问题。暑假的时候，我以易洛思的《冷亲密》为话题写了篇《这届“新中产”的自省与过度自省》，主要目的，还是要想一想现代爱情的的失败与自我反思之间的关系。讽刺的是，进入学期之后，残酷的美国博士淘汰制度打消了任何浪漫的、非目的论的、自由生活的幻想，现在看看我年末写作的《Survey：美国古典系的秘仪》，其中所记述的那种充满目的论阶梯的生活，与年初所幻想的反目的论的生活已是大相径庭。2024年必将是重要的一年。我要么通过芝大古典系漫长繁复的资格制度，彻底解决我多年来心中的“不够资格”的问题，更加自信地重新回到学术思考的生活当中；要么告别scholastic life，获得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从人生的角度来说，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召唤。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对于“中道”缺乏直觉性的把握，也没有审美上的喜欢。高度的反思性生活往往进行“矫枉过正”的工作。不过，我越来越意识到，如果在美德上只修一端，那么刚毅很容易变成刚愎，自强很容易变成自用。有时候，我不需要让自己置于一种either/or的戏剧化冲突之中——“要么彻底放弃ego，成为一个世俗温和的人，要么扩张ego，成为一个激烈的人”。我可以让情感有时冲破我的理性，适当容忍生活的inconsistent，或者接受原则的相互冲突。自我反思的激情不一定非得用来突破、上升以达到“绝对”，也可以用来比较、权衡以击准“适当”。无论博士生涯的结果如何，2024年都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温和的生存条件，供我来实践这一生活哲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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