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vey：美国古典系的“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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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3-12-09 01:00
美国
萨拉·努特教授坐在海德园55街的一间酒吧的角落，如果不是因为玻璃窗外刚发生的车祸和消防车的红光，穿着黑色上衣的她可能会消失在酒吧的黑暗中。努特教授招呼着陆续进来的学生，告诉他们这是一项持续多年的个人传统：每当诗歌survey课结束的时候，她都会在这个酒吧，为坚持到此刻的学生，举行一场庆典。没有芝大的学生和老师会用官方名称——“草木酒家”（Woodlawn Tap）——来称呼这间酒吧。自从1948年Jimmy Wilson接手这个酒吧后，芝大的师生就亲切地称呼它为“吉米家”（Jimmy’s），尽管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在这个酒吧的任何地方出现过。在吉米治下，诺贝尔奖得主索尔·贝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诗人狄兰·托马斯等都是此处的常客。对于现在的芝大学生来说，它是一个“期末酒吧”，在学期结束之后，大家纷纷逃离海德园之前，通常会在此处相聚话别。我从来没有来过此处。事实上，我对海德园的社会生活和娱乐设施几乎是一无所知。大多时候，我都在房间里为巨量的希腊语和频繁的考试而紧张。直到我来到此处，才猛然想起这就是甘阳在《将错就错》里提到过那个“下等酒吧”——吉弥思。如此简陋的吉弥思酒吧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boring笼罩着海德园，在此处，所有的欢愉都将死亡。努特教授微笑着向我招了招手，告诉我：“Kai，快去随便点点吃的喝的，不用付账，只需要说你是古典系的学生就行。”我还没有习惯萨拉的微笑。见到她时，我甚至想起了《荷马颂诗》中穿黑袍的德米特女神。虽然扮作一个谦卑温和的老妪，但在必朽的人类做出愚昧举动时，就会瞬时显现出巨大的身躯，头顶门框，面露凶光，令人胆寒。两年前我刚进入芝大，参加努特教授的古希腊诗歌survey课，尽管每日学到三点，仍不得其法。她严肃地跟我说，“你如果无法通过这个课，只能离开古典系的项目，为了避免这个结果，你只能技术性地休学一年，等我下次开的时候，你再来参加”。别无他法，我只能照办。一个巨大的高墙就此竖立在我的面前，在什么意义上我属于这个community，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自己是一个“古典系的学生”？所谓的Survey课是与美国古典系博士制度相伴随的一个发明。它或许可以被翻译成“概观”“总览”。与中文语境中的“概论”完全不同，survey课的特色是每周布置巨量的希腊/拉丁原文阅读和二手文献，力图覆盖全时段。以诗歌为例，9周的课程里，我们需要从荷马一直读到希腊化时期的诗歌。东西海岸诸校各有不同，芝大似乎仍旧尊崇东岸的老传统，保持着平均每周900行诗歌/15-18页牛津版（oct）散文的量。芝大的学制是每个学年3学期，每学期9周，时间非常的紧张，古典系要求学生必须按照秋季诗歌survey、冬季散文survey以及春季散文写作的方式完成一年（拉丁年和希腊年交替进行），并最终在夏季末进行最终的语言大考。因为没有一个课堂时间可以覆盖每周的阅读量，考试自然成为整个survey体系的灵魂。芝大古典系的政策是每周随机从900行诗歌抽取10行做无字典的小测（10分钟），最后的期末考可以使用纸质版大字典（2小时），随机抽取4个作家，每个作家20行。夏季大考与此类似，不过是两篇散文加上两篇诗歌。芝大古典系设置的通过成绩是B (83-86)，而但凡任何一门课和考试没有达到通过标准，都会直接导向淘汰。虽然各校政策的严苛程度有所不同，但可以说，survey课是每一个美国古典系学生的共同噩梦。不少终身教授仍会在多年之后，想起某个深夜里没有读完survey课的恐惧和绝望。多年来，美国学界对于survey制度的反思不断：在实际的研究生涯中，到底有什么时刻需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读这么大量的原文？这种超量的训练，学生是否可以真的消化？在何种意义上，这种“速读”可以提高古典语言的能力？不过，纵使质疑不断，没有一所美国老牌的古典系愿意废除survey制度。曾经做过博士生的老师们似乎都相信，survey制度是美国古典系博士教育的大门：不历survey者，不入此门。萨拉是哥大的毕业生，快20年过去了，她仍旧能够说出许多自己自己学survey时的种种细微感受。我问她，美国古典系为什么如此看重survey，她对我们说：“事实上，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如此大量密集地接触希腊诗歌。在此之后，你可以去做的你的罗马史、希腊哲学、考古，而且事实上，此后也再不会有人去真正考你的希腊文水平如何。你只是需要这样一个时刻，坐下来，写完这个考试，让这个共同体相信你。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位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嘴里，我似乎听到了两种复杂的美式情感。首先，这是一种追赶欧州文明的美式焦虑。在很长时间里，欧州的古典学教职并不需要博士学位。人们对于欧州的古典学博士的信任，是建立对欧州漫长的古典基础教育的信任之上。就如同我们语文教育中的文言文训练一样，一个选择读古典学博士的欧洲本土学生已经被假定为具有长期古典语文阅读经验。缺乏历史积累的美国，不得不人为创制survey体系，希望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对欧洲自然学习的模仿。其次，这是一种多元化、民主化古典学的美式雄心。美国古典系非常愿意接受不同背景的博士生。一个单独的系实质上成为了包含文、史、哲、考古与接受史的超级建制。这种美式雄心或许可以概括成：一个缺乏古典基础教育的文明，希望通过标准职业教育的方式，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人，培养成文艺复兴式的学者。美国古典系愿意给罗马史家、柏拉图研究者、文艺复兴的手稿专家和希腊考古学家发出offer，但是这个交易的条件是所有人都必须通过survey体系来成为“古典系的学生”。一代代经历过survey体系的美国古典系博士生成为教师，他们相信自己成长的痛苦和路径，并以此教授学生。和新大陆上发生的其他诸事一样，美国人用人为的发明和设计，一手打造了一个传统。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中，忒拜城的国王彭透斯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引诱下渴望一睹酒神的宗教，他必须戴起长发，穿起女装，以换取一次目睹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survey体系也是一场古典系的入教仪式（initiation），甚至只是一次目睹入教仪式的门票。古典系是一个宗教，学生们只有在身上戴满悲伤、困倦、怀疑和绝望之后，才可能走近这场古典系的秘仪。在芝加哥，survey体系之后还有夏末大考、综合考、专业考和开题评测，至此才算是拥有这个共同体的资格（candidacy），即便通过了survey体系也可能会像彭透斯一样，在观看酒神秘仪时，被撕得粉身碎骨。当萨拉说“你需要这样一个时刻，写完这个考试，让这个共同体相信你”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时刻。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共同体的相信，更是关于对自己的相信。几年前，我在剑桥陷入极大的焦虑，我觉得我是一个古典学的伪装者（imposter），我不相信我的资格。我没有任何证据来向我自己证明我不是一个伪装者。每当我听到来自美国朋友的痛苦的喊叫时，我的内心都在惶恐。没错，或许在美国体系之外，尤其是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再也不会有人考你的希腊/拉丁文的水平。但是，就如同“他做的不是哲学”之于哲学系一样，“他不会希腊文/拉丁文”是古典共同体内相互攻击的最常见的判语。我的导师曾经曾经在纽约大学长期任教，她说那时候纽约大学古典系很少聘任教师，因为Seth Benardete经常在招聘委员会说出“这个人不会希腊文”，委员会只能终止对话。我的导师说，天呐，他们都是极高水平的学者，但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没有人比Seth Benardete的希腊文好。在这样一个充满判断的世界，尤其在如今充满竞争的环境，也许“共同体的信任”是根本达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对自己信任。在上完希腊诗歌survey之后，我对自己的信任似乎增加了一分。回头想想，这份信任实际上不在于：我信任我的希腊文“变好了”。这份信任感更多的在于：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关于“好”的标准。在我原来的想象里，希腊文“好”的意思是“拿起来就读”（pick up and read），而与之相对立的，是我经常自嘲的“perseus点读机”或“洛布右倾主义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缺乏任何的标准和认识。就像柏拉图《理想国》所描绘的民主人格一样，我的内心是空的，没有确信的判断标准，只能让杂音混乱地进入到我的脑子里——“语言都不懂，学什么古典学”，“古典学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语言”——这些嗡嗡的杂音在灵魂中作祟，除了焦虑和慌乱，没有任何作用。在我的经验里，survey体系里巨大阅读量和高压的考试，如同神的巨掌，轰隆一声从天而降，一切有关“我语言足不足够好不好”，“同行如何看我”，“古典学和语言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学好语言”的杂念，全部被打散。剩下的唯一念头就是：我要活下来。高贵和复杂的理想，全部转化成为自我保存的原始本能，这极具美国特色的行事风格。我从不断的失败中发现，通过survey考试的唯一方法，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多次阅读。前几次阅读往往是凭借英文翻译阅读，然后晋升到阅读自己详细注释过的文本（上课翻译），最后一次阅读则是完全干净的白文（考试）。在此期间，根本不会去考虑是否应该去看翻译，是否应该大量使用外在资源，是否读的精细的问题。所有语言学习的道德洁癖都化为乌有。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竞赛，无论工具，无论时间，只是应出尽出，无论什么方法，都必须面对这个时刻：坐下来，面对白文，写完考试。留下或者起身离开。就此我能够明白（1）pick up and read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在古典语言教育不断延后和衰落的今天，我甚至可能永远也达不到；（2）不过，实际的研究生活所需要的，可能是一种次佳模式，那就是read and read again，最终可以在熟悉的作者本上达到类似pick up and read的效果，面对不熟悉的作者知道一个路径去阅读；（3）经过超量的阅读和频繁的考试之后，我可以在心理上相信，再也没有比这更艰难的时刻了。一个多小时后，我起身向萨拉·努特教授告别，这场漫长的入教仪式还没有完成，粉身碎骨的恐惧仍旧萦绕着我。我没有更多的心情去“庆祝”。吉弥思酒吧外停满了警车和消防，被撞的车已经伤痕累累，就像海德园里的人们一样。冬日的寒风混杂着警笛的呼啸，这就是海德园的日常。在这场注定要弹尽粮绝的战争中，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意义，只能往前走，走到走不动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