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书店：生于野，死于公

文化 2022-01-06 19:24

对我来说，野草书店自从搬出北大之后，就成了一座衣冠冢。无论是选书还是氛围，都与以前大不相同。毕业之后几次回去，总忍不住去看看，但都没有什么买书的欲望，甚至没有久留的欲望。最近，从“燕书客”公众号看到，这个令人凭吊的坟头也要没了。

2017年的时候，突然传出北大的两家独立书店要停业，其所在的物美超市地下要全部重新招标。关心书店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燕书客”公众号，不断发声，希望留住它们。其实我们当时一直有一个激烈的争论，到底是通过舆论施压给学校，还是通过加入学校的决策过程来挽救书店。但由于都是为了书店这个共同目标，我们事实上搁置争议，各自努力。

我一直主张后者。

一来，我看完当时的一些文件之后，觉得整件事并不是针对书店，而是全校范围内彻底厘清租赁合同、招标规范化的副产品。书店如果想留下，则必须通过这个规范化的过程。停业，再招标，是不可避免的。

二来，我当时狂热地沉浸在一种政治理想当中：不当一个质疑当局并抱有浪漫情怀的反对派，而是当一个通过考订法律条文、不断监督当局、让规范化过程最终真正公平地建设派。于是我异常积极地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读文件，参加公开会，不断考辨招标流程、招标方案、评审公正性、评审评判标准等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细节异常繁琐而且耗费精力，但“法律改良”、“温和建制”以及“避免循环革命”之类的大词儿就像兴奋剂一样，让我没有倦意。我对于招标过程虽然用心，但并不放心。不过，我最终以独立学生代表的身份加入了评审会。

正如结果所示，博雅堂成功留下来了，安徽新华书店加入了，但是保卫野草的努力失败了。野草退出之后，有人质疑内幕问题。我很难过，但我还不能说，因为有保密协议。我也不知道它现在还有没有效。

我难过的原因在于。事实上，野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内幕私情，而是恰恰是因为“客观公正”。就我所见，“当局”没有什么坏人，无论是房产部还是最后的评审，或许对野草没有感情，但对所有投标者也都没有“私情”。我们都严格遵守着，不带入场外信息，客观公正地按照投标者所提供的材料和标书，独立判断，是否它符合我们反复辩论修订过的标准。

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想要的环境：客观公正，没有私情。但我还是动了私情的，我早就告诉博雅堂和野草的老板，标书写作是至关重要的，有些方面需要越详尽越好。在评审会上，我读到博雅堂厚厚的标书，还有野草书店如野草般自由散漫的标书。当然，还有安徽新华书店制作精良的标书。

我投了野草，但我感到很无奈。野草还是保持了那种草莽而具有生命力的野性。就像一个赤诚但没有经过训练的体制外思考者，把杂乱的思想，用不清楚的语言呈现出来。它的对手是思维缜密，训练有素的博士论文写手。

它或许在想，我和学生关系这么好，我和北大这么紧密，怎么会让我走。或许，野草还以为自己将面对的是当初进北大时的那种关系社会。但是，它面对的，恰恰是我们这些力图通过科学和客观的标准排除任何人情世故的评审。

野草没有办法用它那几页纸告诉一个陌生人，它能比安徽新华书店（其实是其旗下的一个独立品牌）做得更好。

尽管我们已经绞尽脑汁地把“独立书店对北大的人文意义”这种词细化成一条条这个体系能够认可的公正条文，但是这又怎么可能做到呢？公正要求所有竞争者可以公平参与，我们毕竟不能制订类似“在北大存在多年”这样的明显具有针对性的条款。公正想象的是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不让那些校外的创业者们一下失去所有机会。但我们脑海里的是赵老板无数的微信朋友圈，是书店杂乱的布局，是野草和对手竞争价格时的凶狠，以及和学生套近乎的谄媚。这些细节构成了野草和一代代学生的感情，但它们无法打动一个公正客观的体系。

我心里很埋怨野草的任性和野性，但又觉得这不只是它的错。当我在力图保持公正客观，努力训练自己从一个完全不认识野草的角度来制定标准、阅读材料的时候，我不也是在推它出门么？

此后，安徽新华书店豪华入驻，毫无文化气息，常年无一人光顾。野草退出校外，元气大伤，到如今被连根拔起。

我有时在想，野草会不会就是以一种野性的方式在嘲弄这场意在公正的规范运动？它向北大告别，北大也在向自己野草般的过去道别。

附2017年旧文一篇《去野草，觅野味儿》

上学期开学前就听说博雅堂和野草书店可能要搬迁，但开始还只是朋友圈里的“小道消息”，直到后来《北大青年》发了一篇野草书店赵老板的专访，再后来就等到了书店的通知。北大的同学们都纷纷表示不舍的情感，高呼野草和现在北大已经融为一体，甚至有人云没有一家独立书店的大学何以称大学。

我想，称“北大的同学们”或许有夸张的嫌疑了，毋宁称这是北大的“野草圈”。这个北大的“野草圈”不是野草全部的主顾，却往往是常住人口。他们的口味大抵类似，以人文社科为主，喜欢的老师范围也大抵相同。野草的主顾们却比“野草圈”多得多。有的通常西装革履挂着牌子，在野草里大声地问“老板，有没有《水知道答案》”。有的指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向旁边的人介绍：“康德很有名，这本书很有名。”又或者，每到接近年末，有人上演一出出“这套、这套我不要，其他都要了”的土豪大戏。我是个爱热闹的人，每每遇到这些主顾，我一定会停下来，听他们细细品谈每一本书，像听戏一样带劲儿得紧。

没错，野草就是一个大戏台，叽叽喳喳喧闹得很，那逼仄的空间还真是需要一些闪转腾挪的身段儿。摆放杂乱的书就是脸谱，甚至无需报出书名，只要您抬脚往哪个书柜走，旁边的那个沉默的人就大抵知道您的背景了。我常常会想起钱先生在《围城》里写的经典段落：

“工学院的学生看不起文学院的，文学院的学生里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看不起社会学系的，社会学系的看不起教育学系的，教育学系的学生没有学生可看不起，只好看不起系里的先生。”

人们对于野草可能离去的悲伤，大抵是因为寄托了不少想象。但细分起来，无非二类：对“书肆”的怀想和对“Book Store”的幻想。

关于北平的旧书肆，梁实秋《雅舍小品续集》的回忆或可一看：

不管香不香，开卷总是有益。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书癖的人，读书种子是不会断绝的。买书就是一乐事，旧日北平琉璃厂隆福寺街的书肆最是诱人，你迈进门去向柜台上的伙计点点头便直趋后堂，掌柜的出门迎客，分宾主落座，慢慢地谈生意。不要小觑那位书贾，关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可能比你精。搜访图书的任务，他代你负担，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数，一有所获立刻专人把样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气气。书价么，过节再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读书人很难不染上“书淫”的毛病，等到了四面卷轴盈满，连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匀让出来，那时候便可以顾盼自雄，酸溜溜地自叹“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As to “Book Store”，不如瞧瞧甘阳在《芝大的酒吧》里所写的：

至今尚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时，第一次见到我的老师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s），他就带我去芝加哥大学有名的“合作书店”（Seminary Cooperative Book Store）。以后席尔斯先生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去过世界各地无数的书店，但都不如芝大的这个书店那么方便，那么实用。我去过的书店肯定不到席先生去过的百分之一，但我也同样深信不疑，芝大的这个书店可能是天下最好的书店。

这个书店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经理人员对当代学术发展的了解非常内行，对学术著作有很强的判断力。总经理Jack本身是芝大的博士，他和席尔斯先生是邻居，也是知交，席先生常常开玩笑说芝大应该授予Jack五个博士学位才对得起他，因为Jack几乎对所有学科都有相当广泛的了解，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书店进书的眼光确实绝对一流。尤其新书陈列部，虽然面积很小，但却几乎可以说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如果你常年每周或每两周去逛一次“合作书店”，保证会逐渐丰富你对当代学术大势的基本了解。

不得不说，乍一看，野草真有些旧日北平琉璃厂的书肆和芝大的Book Store的味道。放在书店中央的新书展示台如果说不上反映了“当代学术的大势”，那么至少可以反映北大师生的学术阅读兴趣。野草卖出的书让多少人的宿舍逼仄，只是现在的北大学生或许感叹不出“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了。但是，如果要把赵老板想象成“精通版本目录之学”的书贾，或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了解非常内行，对学术著作有着很强判断力”的知识分子，我估计赵老板可能一哆嗦，手中的烟都会掉下来弄脏了旁边的被人订的书，然后嘟囔一句“卖不出去了”，看着你眯起眼睛，露出经典的有些痞气的笑容说：“扫码加个微信吧，以后看书也方便”。

对我来说，野草最香的不是如同百般烹调摆盘之后端上台面的知识分子的精致，而是如山间草莽间奔跑的野猪野马一样的野味儿。博雅堂书店就文气的多，老板敦厚、老板娘文雅礼貌、店员规规矩矩，书摆放得整整齐齐，当你进入博雅堂的时候就像是进了图书馆一样，和整个校园无缝对接。但是野草不一样，就装潢来说，野草招摇地印着“便宜就是硬道理”，充满了“清场大甩卖”的味道。就像80、90年代的深圳，到处印着“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一样。然而奇怪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些对生意赤裸裸的追求不再成为一种使人厌倦的、冷漠的商品异化，而是一种充满了生命力的直率。就像当卢梭歌颂高贵的野蛮人的时候，你不会想起他们的粗鄙，而只会厌倦中产阶级的柔弱和虚伪。

野草的整个运行就是这样富有蛮力的生长。我在逛野草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赵老板这本书怎么样，我都会替他捏把汗，不知他会如何回答。赵老板不惊不忙地眯着眼笑一下，开始谈起了：“啊，不错啊。前段时间卖得挺好。2年前我进的时候还是6折，现在根本拿不到了，只有8折的了。中华书局出的那个折扣少，就是旧了点。那本书要不要看看，挺不容易进到的”。我每每都会赞叹于这个回答，配上和赵老板半认真半迷糊的抽烟表情，十分提神。我看过太多也被问到“这本书怎么样”的人们的反应，有支支吾吾的，有诸如“很重要、老师推荐过的、很有名、作者结过两次婚”之类的对答如流，也有一言不发回去愤恨自己读书不精而抑郁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场景往往发生在野草书店之内，赵老板就在那里玩手机，不管也不问，一旦问到他，他瞟一眼书，张口就来。没有扭捏，没有迟疑，业务熟练。

我已经忘了什么时候起赵老板熟练使用微信了，我手机里长期他的名字也从“赵亮”改成了“A赵亮1”，听说他后来又申请了好多微信号，号号满员。这足见赵老板的头脑灵光。以前赵老板就吹嘘过，自己进书选书好，那是因为有“线人”。老师课上推荐了什么，同学们喜欢读什么，自己都了解的一清二楚。现在好了，有了微信朋友圈（还不止一个），同学们难免要晒晒考试书单，学霸又读了啥，哪个老师好帅，赵老板一网打尽。野草书店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交流平台，北大整个圈子的阅读兴趣、动向都可以从新书台那里找到答案，有一种书店是为自己开的错觉。

这种学术信息的交流绝然不依赖于老板个人的知识水平，而是依赖着老板精明的商业嗅觉和初次见面让人感到随和。很多人或许还记得，当年三联宣布《自然社会》出版之后，全国迟迟没有书店进货。野草和博雅堂的老板都磨刀霍霍，因为这两家书店一定将是全国短期内出货量最大的实体书店。果然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两家书店那段时间进多少卖多少。我本人是去博雅堂预定的“货”，随后发了一条朋友圈，有人在下面问什么时候有书，赵老板马上回复，“很快就有”。《自然社会》的第一批书几乎是同时到达两家书店的，然而我看到赵老板的“到货”朋友圈发后不久，我才收到博雅堂的短信通知。自此之后我就屏蔽了赵老板，只看赵老板的朋友圈，他看不到我的，但我对他的精明实干钦佩异常。

我从来没有跟赵老板有超过买书之外的交谈，但时间久了，或多或少也搂了一耳朵故事。有次，我看到他的姐夫（据说是真正的老板）来店里，似乎是处于存货流通方面的考虑，要对一批卖不掉的书要清理，赵老板满脸的犹豫。他姐夫果断地把那些书徒手撕开，扔到垃圾桶，跟赵老板说：“就怕你舍不得”。还有一次，很晚了，赵老板在书店里打电话，似乎给他的孩子。孩子估计在玩，不想接电话，他就故意逗他说不给他买东西了。然后在电话里反复地叮嘱家人，孩子一定要吃饱，给学校交了那么多钱，还吃不饱像什么样子。吃不饱一定要去找老师，叫老师多加饭。就这件事，他来来回回大概叮嘱了半个小时。那时刚好有人过来跟他聊起要搬迁的事，他说“你没看BBS么”？赵老板精明，知道有人支持他，就笑笑：“嘿嘿，他们多说好，说了有点用，有点用。”透着那股子狡黠的劲。

我几乎很长时间都不买书了，但我还是常常喜欢去野草逛逛的。那里人声鼎沸，鱼龙混杂，有读书的，有抽烟的，有沉默的，有喧嚷的，有虚伪的，也有真实的。对于我，那儿就像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野草地，打几个滚弄上一身泥，把一身的伪饰都去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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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智的疯子

纵使在风雨中飘摇，但也不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