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古今奥运会：国家的还是超国家的

奥林匹亚：

古代奥运会与体育精神的起源

[英]罗宾·沃特菲尔德著

李辰优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未读

2020年12月出版

240页，68.00元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奥运会和爱国情感是分不开的。从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一直到2008年夏奥会的举办，或许从没有哪一届奥运能够如此成功地动员并激发一国之国民的爱国情感。“当萨马兰奇宣布……”这半句话几乎成了当时所有中小学生的必备语，随后全民学英语、志愿者服务以及各种迎奥运的社会运动，彻底重塑了每一个中国人和国家的心理联系。

十几年过去了，爱国情感持续在国内升温，但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情感疏离。曾经代表着世界性的美国，似乎成了民族主义的大本营，而中国政府则愈发流露出捍卫世界交流的决心。对于普通中国民众来说，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捍卫全球性的决心，就如同两股真气，在体内相互碰撞。

有趣的是，随着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中国队选手谷爱凌夺冠，民族国家和奥运会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在大洋彼岸，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播威尔·凯恩（Will Cain）就用“忘恩负义”（ungrateful）、“为了金钱而背叛”（betray）、“可耻”（shameful）这些攻击性甚至侮辱性语言评论这位运动员。针对国籍问题和身份争议，谷爱凌在记者会上机敏地答道：“我认为体育是团结人们的一种方式，它与nationality（国籍/民族性）无关。”部分中国网友大加称赞这一具有世界性的回答，认为这位天才少女完美诠释了无国界的“奥运精神”。不过，对于另一位运动员，同样是在美国出生的花样滑冰选手朱易，一些苛刻的网络评论一度给这位十六岁的女孩造成巨大压力，以至于著名生物学家饶毅专门写文为其辩驳。

在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资格赛，谷爱凌边吃韭菜盒子边等分数。

不可否认的是，和2008年夏奥会所激起的朴素而直接的民族情感相比，人们对归化运动员的情感更加复杂。文化背景、普通话流利程度、国籍归属、自我身份认同乃至外貌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普通中国观众和归化运动员之间的情感联系。

通常，我们之所以对本土奥运国手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是因为我们认同自己与国手生长于一个共同体，故而他们可以“代表”共同体的每一员。比如在那些著名的奥运国手之中，刘翔和苏炳添一直在证明中国人乃至“黄种人”在田径上可以到达的极限；全红婵说自己的奥运奖金要拿回家给妈妈治病，这让很多中国人想起了自己的生活。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中国运动员所经历的举国体制，也是这个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通过不同途径所经历过的。就比如，任何一个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不会陌生：通过努力刻苦的重复训练改变个人命运，个人的荣誉时刻和更大的集体尊严相连。马龙在2019年世锦赛夺冠后说出的那句“我是中国制造的（I am made in China）！”就非常有代表性。国手的“本土制造”之所以会激励其他共同体成员，是因为它激发了某种想象：在相似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中生长起来的个体，也可以取得优异的成绩。

然而，归化运动员现象所提出的问题是独特的。它不同于本国选手的留洋，因为其本质是将已经在外国体系中展现出天赋和实力的运动员为我所用。它也不同于对他国选手的欣赏——我们完全可以欣赏日本选手羽生结弦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但是这种对“他者”的欣赏恰恰是建立在对彼此共同体身份的安心之上的。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训练体系中成长出来的运动员，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中国人，以及，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可以在以国家队为单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完全摆脱民族国家情感，为奥运精神而自豪。

奥运会往往会激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并不意外。我们不妨首先看看现代奥运会的奠基性文件《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 2021 version）。在现代《奥林匹克宪章》的所有章节之前，有七条“奥林匹克主义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中核心的词汇是人类（humankind）而非民族国家。其中第二条或许是网友们所言的“奥运精神”：“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使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The goal of Olympism is to place sport at the service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kind,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a peaceful society concerned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human dignity）。”但是在第五章四十一条中，《宪章》就明确规定：任何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选手都必须是其所登记的国家奥委会所属之国的国民。四十一条的附则则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况，其中第二条是：如果一个运动员曾代表一个国家出战，那么该运动员至少三年后才能为另一个国家出战（但这一时间限制可以经商议缩短或取消）。

“奥林匹克主义的根本原则”

有关全人类的理想必须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进行，人们对奥运会的热情往往奠基于对本民族的忠诚。如果我们追溯奥运会的历史，或许会发现，超越民族的理想与激发民族情感的现实相互交织，从来就是奥运会的内核。

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所引进的《奥林匹亚：古代奥运会与体育精神的起源》（Olympia: The Story of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是一本非常好的了解古代奥运会的小册子。作者罗宾·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修读古代哲学，后来在不同地方当讲师。撒切尔政府削减了太多“不重要的”讲师席位后，他加入企鹅出版社。在为牛津世界经典系列、剑桥政治思想史文本系列等著名书系贡献了大量翻译（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以及普鲁塔克等经典作家）之后，成为独立作家。这本小书虽然精炼，却不流于普通的介绍性读物。

沃特菲尔德不但为读者提供了有关奥运会的古代神话起源和现代考古证据，而且在引用古代资料时会提供注释。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作者详细描绘了奥运会的日程安排和竞赛项目，甚至是当时参赛者的决胜小妙招。这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阅读此书就像一名普通游客去参加一场在希腊举行的奥运会之前，阅读观赛指南一般，而非面对一本枯燥的历史读物。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指南”：

但是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古代奥运会中有关民族和城邦的政治问题。为了精确起见，我们不能笼统地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要分开谈族群（比如多利安人和爱奥尼亚人）和城邦（比如雅典和斯巴达）。

首先，我们从现代奥运宪章中读到的对“全人类”的关切确实有古代根基，尤其是古代奥运会对“泛希腊主义”（panhellenism）的宣扬。从地点上来说，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奥林匹亚地处偏远，但也因而“对所有希腊人来说，到达那里的便捷（或困难）程度都相同”。沃特菲尔德认为，这本身就具有了某种平等的性质。

其次，只有“希腊人”才能参加奥运会，故而参会资格本身就是一种希腊身份的“认证”。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了一个重要的故事：公元前五世纪早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为了获得参赛资格，不得不追溯自己的祖先血统（第一代马其顿国王来自阿尔戈斯）以说服了那些“希腊人的裁判”（Hellenodikai）自己是希腊人。沃特菲尔德也提到，公元前四世纪的知识分子把奥林匹亚当作“呼吁团结与和睦的平台”。吕西亚斯就发表演说呼吁全希腊人彼此团结，推翻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的统治。雅典的伊索克拉底也曾撰写过《泛希腊集会演说辞》，呼吁希腊人停止斗争，团结一致对抗波斯人。

由于篇幅所限，沃特菲尔德在族群问题上力求简洁。芝加哥大学古代史教授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在其《希腊性：在民族性和文化之间》（Hellenicity: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分析。霍尔认为：“‘泛’（pan）这个前缀本身就强调了他们的多样性。”霍尔认为“族性”（ethnicity）的核心定义应当是“虚构的亲属关系和血统”（fictive kinship and descent）。也就是说，希腊人（Hellenes）并不是一个既有的历史概念，而是被主动塑造出来的。他指出，Hellas原初只是色萨利南部的一小块地方，公元前七世纪末时，它开始指代希腊大陆，直到公元前六世纪中，它才指代整个希腊世界。他进一步提出，正是色萨利人，为了确立自己在希腊中部的地位，积极推动Hellas一词的含义不断泛化。

乔纳森·霍尔著《希腊性：在民族性和文化之间》

霍尔在详细考察了奥林匹亚出土的材料后发现，公元前十世纪基本都是西伯罗奔尼撒人的物件；公元前九世纪时，有阿尔戈斯风格的小雕塑；公元前八世纪时拉科尼亚和科林斯的小雕塑开始出现。同样，在伊利斯的希庇阿斯所记载的奥林匹克获胜者名录中，奥运会的最初参加者仅仅是西伯罗奔尼撒的本地人；一直到公元前696年，参加者还局限在伯罗奔尼撒的居民。但是在这一年，雅典人潘塔克里斯获得了赛跑冠军，随后开启了一波雅典人在该项目上的连胜。此后又有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选手加入。

公元前556年，色萨利的获胜者第一次出现在名录之中。这意味着，色萨利人的希腊身份被承认。霍尔发现，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文献中开始有了“希腊人”（Hellenes）一词。这让霍尔觉得色萨利可能是“希腊人”身份的始作俑者。此外，《妇女名录》（Catalogue of Women）中所记载的“希腊族谱”是构建希腊各民族间亲属关系的重要文本。多利安人、亚该亚人、爱奥尼亚人（Ionians）和伊奥利亚人（Aiolians）的先祖都是丢卡利翁之子希伦（Hellen）。

霍尔认为，这个族谱的诞生也与色萨利人有关。作为统治色萨利地区的伊奥利亚人的先祖，伊奥洛斯（Aiolos）被给予了希伦长子的身份，而且也是《妇女名录》中唯一拥有绰号的人（“在战车上战斗的”）。其次，希伦的父亲丢卡利翁被认为是一个来自色萨利的英雄。第三，“希伦”本身其实就是Hellas这个地理疆域概念的拟人化，而这个地理疆域又与所谓“近邻同盟”的发展密切相关。恰好，色萨利人在奥运会一显身手之前就已经控制了该同盟。

如果说这些关于亲缘关系的想象是希腊各族的“自我”构建，那么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希腊人共同身份则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想象之上的。以雅典人为代表，希腊人开始制造一个有关“蛮族人”的文化概念。面对这个残暴、专制且缺乏理性的他者之时，希腊各族人的共同体想象也大大加强了。这些有关古希腊族群问题的讨论成为最早传入我国古希腊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并且迅速激发起对我国自身华夷问题的研究热情。按照我国该领域的领军学者徐晓旭的话说，古希腊的民族认同是不断在变化的，“各别主义和泛希腊主义之间的张力持续地推动着这一动态建构”（徐晓旭：《古代希腊民族认同中的各别主义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四十七卷第四期[2008年7月]）。

由此可见，奥运会的“泛希腊性”从来没有吞噬次一级的族群观念。相反，不同族群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那么从城邦的角度而言呢？沃特菲尔德向读者介绍，最开始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贵族，但是“从公元前六世纪末开始，运动员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代表城邦参赛。运动员在竞技会上被介绍名字和城邦——通常是运动员的出生地，不过确实也有运动员会被其他城邦雇用”。可见，归化运动员问题古已有之，而这恰恰也说明城邦身份是奥运会的核心问题，因为它事关城邦荣辱。

事实上，古代奥运会是国家政治的角力平台。伊利斯是奥林匹亚附近最具影响力的城邦，而奥林匹亚也被认为是伊利斯的“城市外圣地”。有时候，伊利斯的政治敌人会被禁止参加奥运会。沃特菲尔德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冒名参赛”的故事：伊利斯和雅典结成联盟后，把斯巴达看成死敌。公元前420年，斯巴达人因为违反休战协议并拒绝缴纳罚款而被禁止参赛。此后，一位年长的“底比斯公民”利卡斯获得了驷马赛车战的胜利。出乎意料的是，新科冠军利卡斯跳出来高调宣布：自己其实是斯巴达人！伊利斯人盛怒之下鞭打了他，并将其逐出奥林匹亚。风水轮流转，公元前五世纪末，斯巴达人对伊利斯人发动了战争。战胜伊利斯人后，斯巴达人在奥林匹亚竖立起一座利卡斯的雕像，以纪念他们勇敢的“民族英雄”在公元前420年的胜利——尽管，对于伊利斯人来说，斯巴达人的胜利并不存在，因为那场胜利永远是属于“底比斯人”的。

可见，无论是从族群还是城邦的角度看，“泛希腊”的古代奥运会都从未达到某种“无国界”的超越精神。有关“全人类”的现代奥运会的确已经极大地突破了“泛希腊性”，但正如人们对奥运举办国、国家奖牌榜以及运动员身份问题的关注所示，它似乎仍旧和民族国家情感牢牢绑定。人们对世界性的赞颂是真诚的，但这也未必与我们对那个大谈民族主义的他者的积极想象毫无关系。

方凯成

芝加哥大学古典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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