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ieved？”
“Not feeling it, actually”
“It will take a while”
这是在我通过了综合考之后，我的导师和我进行的一分钟不到的小谈话。在我的想象里，过去几年的失败、黑暗、孤独、彷徨与挣扎，在此刻，至少也应该化作几滴泪水……不过它并没有发生。几年前，我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从剑桥drop重申之后，就遇上了疫情，在一年的凌晨三点四点网课之后，踏上芝加哥土地的第5天就fail掉了拉丁语资格考。我在来到美国之前，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希腊语诗歌，上手即需要面对每周近千行的survey，挣扎至力竭之后，只能被迫休学。为了赶上进度，休学回来之后，资格考、survey和教学同时叠加进行，窒息到无法言说。
我入学时，系里进行了项目改革，我们成了第一届试验品。新的项目废除了不同方向的区分，一律并轨到语言文学方向的要求。除了传统的6六门大课（poetry survey、prose survey和prose composition，希腊拉丁各一套）以及所有古典系都会要求的拉丁、希腊、法语、德语的四门语言考之外，还增加了4门必修课（历史、考古或文学），要求学生写作两篇40页的研究论文。课程阶段，芝大实行一年3学期，每学期需要修3门课，改革之后，留给学生根据兴趣自由选择的只有1门课。
除此之外，新的项目把非语言类的资格考试一分为二，分成为综合考（comprehensive exam）和专业考（special field exam）。“综合考”是系里指定的书单和考试委员会，要求学生掌握系里认为的文学、历史、哲学和接受史四大方向的经典研究。委员会给出8个问题（每个领域2个，学生可选择1个），要求在72小时之内完成4篇1500字的文章，随后进行2个小时的口试。口试从笔试的4篇论文出发，自由提问，考验学生对古典学领域内方法论的熟悉程度以及把方法论和原始材料结合的能力。“专业考”的形式与“综合考”差不多，不同的是允许学生自己拟定书单并组建专业委员会考试，要求在4天之内完成2篇4000字的论文回答委员会的问题，随后进行2个小时的口试。
我没有系统地对比过芝大和其他学校古典学博士项目的要求，但根据我有限的信息，这种设计并非寻常。如果我们看东岸老校的传统，所谓“综合考”一般理解为survey和原文翻译考试之后，对原文书单进一步做阐述的考试，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原文书单之外的“经典二手研究”书单。在二手研究部分，通常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列书单并组织委员会，更类似于芝大古典系的“专业考”。有的学校会采取独立研究论文的方式来取代综合知识考试，但芝大古典系改革后的一年一篇40页的独立论文是另算的。
改革的核心精神显然是不分方向。一般而言，古典系内会有不同方向区分，每一个方向的阅读书单和考试形式略有不同，比如和语言文学方向的学生相比，历史和哲学方向的学生通常有一个总体略短的原文书单，并且选书上会有更多的历史和哲学的文本。每个方向也通常会给予学生更多的选课自由，让学生能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芝大古典系改革的背景，但我能隐约体会到一种反革命的意味。在理论层面，古典学可以说是最为兼容并包的学科，从史前考古到电子游戏都可以被纳入古典学的范畴，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至少芝大的古典学项目体现了一种非常顽固的专业壁垒概念：古典学是一种以语文学为基础，文学和历史为主干的学科。考古由于和历史学的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地位，而古代哲学则被彻底地边缘化。只有某些特定的哲学方法论和文本，以文学理论的形式被保存。
哲学需要通过文学来确立在古典系的正当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感兴趣柏拉图，要是她感兴趣的是《巴门尼德》、《克拉底鲁》、《泰阿泰德》、《智者篇》或《理想国》第五～六卷等，那么她一定不会被芝大古典系录取。然而，如果她感兴趣的是《理想国》第二卷和第十卷中的模仿论、诗学，《法律篇》中的音乐、《会饮》或《斐德若》中的性别问题，或者柏拉图与史诗与悲剧的关系，那么这样的题目一般可以被古典系所认可。要是一个学生感兴趣亚里士多德，那她所需要的正名工作则更多。
我起初申请时并没有那么强烈地体会到古典学和哲学在建制内的实际分野。不过，事后回想，我所工作的主要作家塞涅卡和广义的罗马哲学是一个非常交叉的一个方向，它既因为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等学派的问题意识一贯而可以在哲学系建立正当性，又因为研究方法上可以和拉丁文学有亲缘性而可在古典系正名。我们以塞涅卡研究领域来说，拉丁学家和哲学家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在西塞罗研究领域，还得算上历史学家。
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必然，古典系教改后，系内之前所有对哲学感兴趣的学生，已经全部退学。我上次看他们的更新，一个在伦敦当自由作家，一个在加州当自由作家。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件坏事，我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想去广州当文化记者或自由撰稿人，压力最大的时候，把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媒体招聘信息都查了一遍。其实资格考过了，我觉得更应该支棱起来，去更大胆地尝试不同风格的写作。
无论如何，芝大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简直是地狱级别的难度。家里人或者圈外的朋友有时候不理解，觉得为啥别人读个博士也没见怎么着，孩子也生好了，咋我读个破博士真是要了亲命一样。我之前会进行一些什么学科不同、项目不同、地区不同的解释，但他们又会觉得我在顾影自怜。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比喻：
你们想象一下，有一群中国的小屁孩儿，从小看86版西游，玩各种西游主题的游戏，就算没看过原著，什么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车迟国斗法都可以倒背如流。
后来，这群小孩儿长大了点。其中，张小三的爸妈是中文系教授，特地很早给她买了原著看，然而她发现西游神话故事里穿插着什么“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这类诗句，觉得很奇妙，小学就开始学文言文，并慢慢看一些通俗解释。最后发现这些居然和易经、道教有关，越来越有兴趣，最后考到宗教学读了博士。
李小四也差不多，只不过他感兴趣的是为啥唐僧会被皇帝派到西天，这帮妖怪究竟在哪里，于是走向了历史研究、边疆研究，开始学西域语言，最后又考到了历史学读了个博士。
王小五则感兴趣西游记到底是谁写的，为啥家门口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和其他出版社的不一样，最后走向了版本目录学研究，去中文系读了博士。
这三个小孩在北大相遇，在文研院搞了一个名为“西游世界的想象与多重诠释”的青年学术沙龙，这时候一个外国傻x跑了进来说：“wait a minute，沙僧是唐僧的几徒弟来着？”
这个傻x就是我。
每次说完这个故事，家人朋友们大概都理解了，表示同情。这个比喻当然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不过我觉得也大差不差地反映了我和欧美同学的差距。这种差距当然首先是技术层面的积累，但更多的那种自然培养起来的文化亲缘性。
我从小学开始听评书，中学开始听相声，没事儿还要自己学学太平歌词、京剧和地方戏，假设在平行世界，要是我必须进入“《白事会》的口传文本形成和接受”、“评书中武器装甲的程式语言”等研究问题，我绝对不会问一句这类研究的意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文化亲缘性，完全足够支撑这种精细程度的研究。但是，假设一个美国人要是进入这些研究问题，背后就很可能需要一个“为什么”，比如，全球其他古老文明中的口传传统，是否可以帮助理解荷马问题？
当然，文化的亲缘性只是一个要素。学习异己的文明可以有很多动机，比如对其他文明的好奇和尊重、某项事业的使命感，或者就是纯粹的擅长。如果我们谈得更玄一点，这个世界上或许确实存在一些具备更佳理想“心性”的人来西方读古典学专业的博士（注意，我并不是在说古典相关的研究）。事实上，在我的见过的在西方古典学专业学得比较顺的，大致有两类：严肃刚正者或性而好古者。
所谓严肃刚正者，其内心非常笃定刚毅，且他们有一种在目的论上的决断：一旦确定了目标，我们就应该悬置任何对目的的质疑，停止询问“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学习方法是否正确” 的问题，而是要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给自己加码打气：想想上一辈甚至上一个世纪的学者有多么高的要求，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要求已经很低了。我曾经截屏过一个豆瓣朋友写他的老师的一段文字，至今还是我的ipad屏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这个网友说他有天和他的老师抱怨，自己作为一个比较文学系的学生，似乎投入了太多时间在古典语言上。结果他的老师说：“就是这样的，我那时候在比较文学系，不在古典系，一直觉得自己修养不足，我就每个学期修希腊文，工作之后一直开希腊文来督促自己，没有时间也要开”。
所谓性而好古者，他们通常进入古典语言的时间较早，经历过一个比较自然的学习积累周期。在他们身上，似乎看不到一种刚毅的苦感，而更多的是一种乐感。古典语言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大山需要克服，而是一个本心所好。不受大多数古典学家欢迎的英国前首相Boris Johnson在一次采访里说，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在脑海中背诵《伊利亚特》，然后靠着伊顿的底子当场背了两分钟。剑桥古典系毕业的英国演员Tom Hiddleston在Stephen Colbert深夜秀里说：“不用原文阅读古典作品，就像隔着面纱亲吻一个女人，谁想干这种事？”作为一个多年来隔着棉被佯装亲吻的人，每每想起抖森的话，都可以振作大概一个小时。
在很长时间里，我都在被理想心性的问题所困扰。很显然，我并不是一个严肃刚正的人，相反，我时常陷入二阶反思，总是追问行动的目的和意义。事实上，我对于那些严肃刚正的人非常钦佩，但很少达到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欣赏。我更喜欢李敖、伍迪·艾伦这样能够用不严肃的方式来表达严肃痛苦和彷徨的人。
同样，我或许也不算是一个性而好古的人，相反，我可以坦然承认，我向内关心灵魂的问题，向外关心并且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资格考结束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听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学的会，而且在每一个panel后都有举手发言，去跟报告人探讨。或许是考后能量反弹过高，与会的人非常好奇：为什么一个做西方古典学的人要会来听这个会？搞笑的是，我在会上还碰到了一个多年前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入职社会学任教了，他非常震惊在这能遇到我，直到过了好几周他来我家吃饭，还在问我：你怎么会来这个会？
我感到非常好奇，为什么我不会？或许，按理我是应该不会，我只是被北京那种野蛮生长的氛围所宠坏了。
我出国后，长期以来感受到孤独。我时常感觉到我不属于西方古典学这片领地。这片领土上站着一个个高大威猛的看门人。我是这个森严领地的闯入者、异乡人。我就仿佛身困中巨人岛洞穴中的奥德修斯一般，不断被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盘问：“你是谁？你是谁？你是不是做古典学的？”我只能承认我是个nobody，周围没有伙伴，也找不到一头可以趴附的绵羊。
和我当初一起受到西方古典学号召的朋友们，大多都不再把古典学作为专业，而走向了政治思想史、神学、社会学或者更加近代的哲学。
我们这一批人的成长是非常有意思的，时代的机运吸引了一批关心现代中国人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陌生的学科，这可能对于这个学科的全球发展，都是罕见的。我在其他地方尝试理解我们自身的这段历史，这里就不再多言【见注1】。
这种机运造成了我们的独特处境：无一学问自觉陌生，又无一学问敢言专业。让我用个心理学的时髦的词儿来说，就是所谓“冒牌者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这种心理症状，或许因为中国的古典学领域仍在定义之中，而变得更加糟糕。
我有时候在国内开会或者参加研讨会，就感觉自己在混相声圈一样，上来就要盘道儿：问出身、问学校、问师门，然后就是话里话外就是，哟，你老师不是这行出身的吧，你干的这也不是正宗xxx学吧……稍微客气一点的，会比较好奇地问：你为什么不直接关心现代中国？为什么要拉这么长的距离线来做研究？
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去到国外，碰到对中国很感兴趣的学者，会问另一方面的问题。比如我在剑桥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古典系跨学科组的报告，临时写了一篇塞涅卡思想经过文艺复兴作家以及传教士对文艺复兴作品的引述进入中国，凭借其世俗伦理性，发挥了基督教思想的入门课的作用的论文。老教授杰弗里·劳埃德看了之后问我，你真的确定不要做中国比较研究吗？到芝加哥后，格兰·莫斯特在不同场合都说古典学的未来一定在比较，他自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一直在“搜集”可以做比较的人。
有时候，我就感觉像令狐冲一样，体内被注入八股真气，互相打架。一方面，我当然明白我做西方古代并非性而好古，而是要学有所用，最终找到一条通路。另一方面，我们又身处一种氛围中：必须不断克制延宕自己的兴趣，绝对不能过早地进行比较性研究，必须出来做纯的西学研究。
如果放到现在的心态，我可能不会那么在意这些事儿。我有我自己很喜欢做的题目，我有非常多想写的东西，有的关于古代，有的关于现代，有的关于哲学，有的关于文化，有的关于中国，有的关于西方，who cares 这是不是古典学？即便我选择了古典学，即便在现代西方学科的定义之下，我们仍有巨大的空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只不过，我当时总有一种莫名的愤怒，总觉得青春和精力是无限的，生命可以承担无限的延宕和准备，也就总是挥舞着长剑，自以为英雄主义地与那些拿着定义和标签的巨灵神们较劲儿，想要到他们守护的那座城邦里面看一看，闯一闯，为自己正名。
在博资考年月里，有些朋友觉得我实在太痛苦，会尝试性地问我：是否真的要继续走下去？有没有想过“适合”的问题？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有没有想过更经济的方案？
我当然想过，也尝试过。不过，我的痛苦并不来源于我对“理想心性”问题的麻木，也不来源于我对于美国博士项目要求的无知。我选择来美国经历资格考是一个复杂而有意识的主动选择，甚至是二次选择。
说实话，出国的时候，我对美国本身以及美国的博士项目，并没有太多的执念。甚至可以说，我是一个流俗的anglophile，天天看卡梅伦的议会辩论，花力气学习英国口音，仰慕那些风尚和文化。我认识的很多从国内出去牛剑读哲学朋友对于什么袍子啊、晚宴啊以及各种学院传统嗤之以鼻，毕竟真理大于习俗。我就经常恬不知耻地跟他们说，我非常热爱这些繁文缛节。剑桥古典系和我当时所在的皇后学院可以说大大满足了我对于体验“活着的历史”的欲望。
但是，问题在于，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心理状态，来克服“冒牌者综合症”的问题。
来到剑桥后，我迅速投入到了研究工作，而且开始参加各种会议，不亦乐乎。不过，我仍觉得我的语言基础不够，就问了系里是否可以有一个比较有体系的训练。但是，系里告诉我，剑桥的语言训练是由本科学院（college）内部组织的，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是由极高程度的小班甚至是一对一的tutoring保证的。博士生归属于系里（department），和本科生的学院教育并不同轨。与此同时，我认识了一些大西洋彼岸的古典系的同学，听到他们每周survey的阅读量，再看看自己一会儿伦敦，一会儿都柏林，一会儿巴黎开会的“欧洲知识分子”的状态，内心感觉到一种惶恐。我跟我剑桥的导师表达了这种惶恐，我说我应该要去学更多语言、更多的罗马文学、罗马法、现象学……我剑桥的导师宽慰我，问我：你是否真的“需要”？
我现在能理解这种状态，而且很赞同，人生很短暂，精力也不是无限的，我们应该多想想需要，少想想应该。但我想，我当时真正需要的，是给我的激情、愤怒、遗憾、迷茫和恐惧，找一个安放的位置。
在年末，皇后学院举行了一个学院内的古典学生的聚会，我作为博士生被邀请。皇后学院主管古典学的大卫·巴特菲尔德博士是一个年轻而又充满激情的拉丁学家（不过，我听说他近来因为受不了政治正确对古典学的扫荡而选择放弃教职）。
我收到了一封用拉丁语写的邀请信。到了晚上，我们被邀请进入到学院内的一个古老学院房间，长桌上预定了位置，但我们一群人需要面对着一张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字谜猜出自己的名字，找到座位。在烛光下，大卫用流利的拉丁语做了西塞罗式的演说，随后大家开始用希腊语唱歌。
晚餐结束后，大家围着火炉，拎着酒，开始轮流上台即兴讲故事。一个博士生即兴编了一个二战时期的笑话，期间他不断在德式、法式、英式和美式的口音中自由变换。随后，另一个本科生（也似乎是伦敦某个剧院的演员）上台，用戏剧的方式表演了自己第一次去酒吧喝酒的故事，短短几分钟，对酒吧内各式人物的肖仿令人称绝，让我瞬间理解了柏拉图《理想国》里说诗人如果用第一人称去模拟人物，给观众会造成什么样的巨大影响。如果她那时宣称自己是雅典娜，我大概就会像雅典民众那样，向她指定的僭主俯首称臣。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夜晚和那个房间。那种英国人用戏剧和历史赋予古典文化的生命力，让我莫名地想流泪。我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古典文化那种巨大的冲击力，一种纯粹的生命热情和美丽。另一方面，我看不懂拉丁文的邀请，猜不出字谜，听不懂拉丁语的演说，也没办法真正融入到这种“活着的文化”之中，我却是剑桥古典系的博士生？
剑桥古典系和皇后学院给我展现了一个美丽绚烂的太阳，但我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通路。我就像刚出洞穴的人一样，直目之下，感到眩晕。我记得走出那个房间后，我在黑暗的皇后学院里面一直踱步，穿梭在数学桥两岸。我感到欣赏、羞愧、不安、愤怒以及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不能，也无法，继续沉醉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需要以一种更加民主的方式和古典学建立一个通路；我不能永远在主观的标准里，进行没有止境的“我是否在做（甚至是配做）古典学”的自我反思；我需要把没有具体对象的anxiety转变成为对每周读不完的具体行数的fear；我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外在考试来解决我的“冒牌者综合症”的问题；我当务之急需要的不是古典的品格，而是古典系的资格，或是一张再见的船票。
留下，或者彻底放下，转身离开？
我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给青春一个了断。
注释
有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见方凯成评《后古典主义》︱正统与异端：中西之间的古典学建制
有关其他剑桥往事，见闲言、故事与传统：剑桥古典系琐记；K博士在艳华茶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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