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终文 | 颠倒的目的论
文摘
文化
2023-02-05 23:09
美国
人类可能无法承受时间的连续性，所以古人一定要给连续的生命进行分期，以获得一些慰藉。三十岁，似乎尤其引起人们的兴趣。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七卷中说，城邦的青年们在30岁前应该完成体育、音乐以及各类科学技术的教育。城邦的统治者们将会挑选出那些坚定不移的人，待他们迈过三十岁的门槛时，让其学习辩证法。这是因为辩证法是一门危险的学问，摇摆不定的人会用这技术撕咬周围的人。只有那些沉稳且成年的候选人们，才会用它来探索真理。在西方文明的另一支，三十岁也被给予极高的的厚望：犹太教的《塔木德》宣称：“在三十岁时，人就到达了力量的顶峰”。《路加福音》说，“耶稣到了三十岁左右，开始传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古人对三十岁如此痴迷，给予它极高的期待。仿佛当三十岁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身上时，人的精神和力量就突然达到巅峰，生命的果实一夜成熟。这种强盛给我带来恐惧：这意味着少年永远地失去，一切可能性似乎都在坍塌。我对于古言圣训从来都抱有一种玩笑的态度。可是，当2022年进入秋天的时候，我就时时看到一个长衫的魂灵趴在我的眼前，兴奋地看着我，如同盯着一个猎物。他瞪大的眼就像一面镜子，使我不得不时时看到自己。他不用自我介绍，我知道他的名字，他叫“三十而立”。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难以逃脱的魔咒。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一个再安稳的人都很难拒绝哲学发问，忽然就开始琢磨起“立”的意思。立学、立心、立家还是立业？这个没有宾语的动词给无数中国人的心灵造成困扰。要是再碰上个爱琢磨的，恐怕连“而”字都得捎带着研究。这样一个顺承的连词，到底意味着将来时的“要去（立）”，还是过去时的“已经（立）”，还是一个纯粹的规范性的“必须（立）”？在202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没有答案，我只是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他，期盼又生怕有什么神迹发生。生日那天我特地观察了一下我的身体，除了有些赘肉，没有丝毫力量顶点的迹象。灵魂上似乎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搅动。就这样，这一年似乎就要过去了，“三十而立”先生并没有捕获一个新的猎物，我就像获得了隐身斗篷的，悄摸摸地躲过了他。不过，我还是太低估了他的强大魔法。直到生日过去后一个月，所有潜意识中的反思一下涌了上来。很抱歉，我并不打算在年终文里叙述每一件事儿，不过作为一个自觉的作者，我又一厢情愿地想象那些素昧平生却兴趣盎然的读者，所以我决定用一些不明所以的理论和并不精湛的譬喻，把那些只配写在日记里的故事，大而化之地谈谈。在2022年的后半年，我突然间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我染上了一个奇怪的饮食习惯。比如在广州的时候，我家楼下有一家潮州卤味饭，我几乎每天都要去。一个大碗的最下面垫着厚厚的米饭，饭上面摆一勺蔬菜、半勺酸菜和一两块卤水豆腐，最上面则摆上鹅翼、鹅肝、猪头肉之类的自点卤味。虽然，我每次都是被这些美味的卤味勾去的，不过一旦菜摆上桌，我都会第一时间把这些最上面的卤味拨到一旁，先就着蔬菜吃米饭，直到最后剩下满满一碗的鹅翼。讽刺的是，往往这时候，我的胃口已经被菜和饭耗尽了，吃不下这些小心翼翼保存到最后的佳肴。每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好奇：既然师傅把香糯的斩料摆在最上头，我为什么要先吃无味的白菜？后来我想出了一个解释：我暗地里设想了一个“大快朵颐”的时刻，而为了这个时刻的纯洁性，我必须要先吃菜来做“准备”。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介绍了一种奇妙的目的论思想：人们做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一个有关“好”的目的，而且这些目的又都从属于一个最高的“好”。比如我吃一碗卤味饭是为了充饥，充饥是为了学习，学习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创造个人价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想的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组织性的生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服务于最高的“好”。人们受到最高的“好”激励，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感受到最终的意义。相反，颠倒的目的论，则是一种不断地朝着“准备”或“工具”倾斜的运动状态。要注意，颠倒的目的论者并不是虚无主义论者，他仍旧是目的论者。而且，一个颠倒的目的论者比真正的目的论者更加看重最终的“好”的激励。他甚至有一种献身的冲动，义无反顾地延迟快乐，充满激情地投入到那些“准备”性的活动之中。在过往十年的青春中，我似乎就是一个颠倒的目的论者：受到最高善的激励，却不断往工具运动。20岁的时候，我刚踏进学校的大门，就像一条饥饿的猎犬一样四处嗅着理想主义的蛛丝马迹。诗社、辩论、演说甚至写作，都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很热爱它们，但我觉得它们对我来说很容易。我觉得青春是无限的，应当放下那些热爱和擅长的事情，而去追求一些“难且值得”的“好”事。青春应当投入到更加伟大的事业中，而伟大与个人无关，往往与一种无法克服的艰难和撞破南墙的血泪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论对于20岁的我是如此的重要。我关心周遭的中国，可又鄙夷任何对目的“直取”（比如，做一个记者深入到社会的现场，做一个社会学家到田野观察，做一个中国研究者研究中国文化）。如果不加上一个长长的目的论链条，那所有的行动都是肤浅的：要关心中国必须先关心西方，要关心西方则必先关心西方古代，要关心西方古代则必先修习西方语文，而修习西方语文则必先喂之以血。这在十年前似乎是一种流行的风尚。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整个校园里充满着崇古的氛围。那时候，哲学系的柏拉图的课上，人坐得满地都是，英文系拉丁文的课可以开在将近三层的阶梯教室。有时和朋友回想起当年的校园，都会惊呼：“我们那时候是疯了么？”是的，不过对目的论的疯狂不应该归咎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叙述的只是一种假想的上升目的论。而且，亚里士多德陌生的语句是没有办法激起强烈共鸣的。我清楚地知道，当我沉迷于“要……就必须要先”这样的句式的时候，我潜意识中听到的是另一个古老的声音：“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就如同我无法逃脱“三十而立”的发问一样，我也无法逃脱这种“欲……先……”的语法结构。这种语言结构蕴含着传统士大夫那种砥砺德性的美好理想。一旦有“欲”（哪怕是治国齐家这样的正欲），都必须要通过“先后”关系来延迟。这种倒叙的语言结构，才是我思维中的根音。我们中国人似乎总是痴迷于这样一种结构。在那些少林寺的电影里，师傅从来不教武功，先是要打水砍柴。在郭德纲引以为豪的传统教育中，徒弟一进来先是端茶送水，而不是学艺。我们必须要承认，砍柴和易筋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好的学习易筋经的方法，是设计一个课程：阐明易筋经的目标和难度，关心注册学生的动机，并且用最快的时间让学生直接阅读易筋经，而不是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山上砍柴。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承认砍柴和易筋经是没有联系的，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目的论以及与其相配的那套有关耐心、磨砺、基本功、修心、做人等守内修己的伦理构架。这是一种古代追寻美德的思路，这是基督徒荣耀上帝的思路。在这种思路里，一种绝对的好和共同的人性是必要的前提。现代有关于人性多样性，目的多样性的假设是与之完全冲突的。只有一个笃信追寻美德的崇古分子，才能拒绝问出“我是否真的适合”这样极具现代性的问题。“三十而立”归根结底带着某种古代智慧的色彩。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人生有一个应然的使命，人性有一个发展的变化，“三十而立”是一个路标，给那些辛苦的“砥砺前行”者一个提示和督促。在现代的语境下，目的论的善好结构并不存在。“好”让位于“合适”的概念，在这个框架下，并不存在难且值得的问题。现代的框架下，“发现自己”成为了目的，而不是把自己作为工具去服务于一个善。现代性的危险在于它的无目的性，而目的论的危险在于它有颠倒的倾向。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直带着对现代性的戒惧，但却从没有看到过古代性的阴霾。在任何意义上，我对现代性的热爱远远超过了古代。我爱巴黎的拱廊远远超过雅典的山海，柏拉图的“美好的总是困难的”也从来没有像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那样让我难以入眠。经过十年的时间，我应当认清一个事实，我是一个现代的理想主义者。Idealism仅仅意味着，我青睐于依靠通过自我觉察和反思而得出的idea来进行生活抉择，而不意味着我信仰一个柏拉图式的具有伦理规范性理念。在这场告别2022年的仪式中，我想对 “三十而立”先生说，所立之物无它，无非立“己”。这场告别不仅仅是对2022年的告别，也是对过去十年的告别，对生命崇古时代的告别。2023年是30岁通往40岁的第一年，不过我把它戏称为灵魂现代化之元年。我也无法想象将来十年是什么样子，就如同20岁的我无法理解此后十年对目的论的疯狂。不过这不要紧，一年一年来。不过有一点是需要确定的：在接下来的这年里，我会尽量先吃斩料，如果做不到，至少和菜饭一起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