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终文：故乡与自我
文摘
文化
2023-02-05 23:09
美国
十年前我从南方到北京上大学，第一次感受校园的冬天。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阳历的年终没有什么节日意义，其首要的含义是期末。这时课程大抵结束，仿佛松了一口气，然而考试和论文又很迫近，故而总有一种火热的精神头。寒冷的风雪、干燥的暖气片，以及那呼出的可见的热气，构成了一种强大而奇妙的吸引力，诱惑着日常紧张的我写一些人间冷暖。此后十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每近岁末，当初的这种冷暖交杂的心态就会扑到我心上，从十一月末开始积蓄力量，直到我写出年终方才罢休。于是乎，写作年终文俨然成为了我的神圣仪式，就像是我灵魂中的春节。我早早为它置办年货、择拣素材、构思线索，待到好日近时，连写几个小时，看着笔下热闹非凡，喜庆一番。到了第十个年头，一个问题似乎需要解答：年终文为何对于我有如此持久的魅力？我想，首先它是一种面向公众的忏悔或坦白的文体。每一个人现代人都有坦白的欲望，而且越来越需要。坦白往往又与私密有关。无论在天主教的告解室还是心理医生的谈话间，坦白都似乎尽力缩小听众。年终文的公共特点可与日记对比来看。日记是一种最为私密的坦白形式，因为它的坦白对象是自我，故而也更接近忏悔。比如，我使用日记的方式是自我监视和管理。我常常会记录下每一个小时在干的事情，这些记录都成为呈堂“罪证”，以供心灵的法官来质问“今日为何不惜时？”福柯把这种自我审查称之为基督教式的，因为其最终是以罪为导向。然而这种罪感的忏悔往往来源于人们对于私密性的幻想。只有在私密的环境里，人们才会更愿意把念头转向罪的行为。我一方面不喜欢常负罪感，另一方面我又对日记的私密性抱有怀疑。无论是物理加锁还是电子涉密，我都无法相信我的日记只会被我一人所见。故而，公共性的坦白似乎成了更加有吸引力的方式。它把坦白的对象重新变为他者，而且是复数的他者。在公共空间中，自我的耻感不太可能总是关注罪，相反会检视一些积极的事。此外，我总有一种感觉，议论文和小说统治了现代的书写选择。人们要么振作起理性，欣赏一篇“道理讲得清晰，证据引用确凿”的论文；要么彻底松弛，只想去看一个好故事。有关个人的书写往往只能蜷缩在朋友圈和豆瓣的状态之中。但这些“状态”短且零散，有洞见的看不够，无洞见的太日常。我似乎很难找到一个载体去写作自我的故事和感受——回忆录和访谈是名人和老人的专利。在成名或变老之前，我要么得使用“个人问题学术化”的技巧，把对于自我生活的关心转化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要么，我得变成一个小说家，构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把对这个世界的诸多杂感安插进去。如此看来，年终文是我对理想文体的模仿。这种文体的材料是个体的日常事件和情感，而其所探求的，则是超出寻常琐碎的洞见。故而，冠以这一文体之前的“年终”二字，与其说是时间性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辩护：只有在这一年特殊的时候，我可以脱离秩序和规训，进行一种平日没办法或没时间的写作。我不得不再次使用节日的比喻——年终文于我，就像古罗马十二月末举行的农神节，在这个节日里，主人脱下长袍为奴隶服务，奴隶则可随意取笑主人而不受惩罚。“年终”对于古今中西的人都是一种神圣的赦免，就像罗马诗人贺拉斯有言：Age, libertate Decembri, quandoita maiores voluerunt, utere; narra!来吧，利用起十二月的自由，既然祖先也希望如此，说话！在2020年终文《世界性的消亡与生活的重建》的末尾，我提到，近年来激励我生活的是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比如，当一个人真正开始画画的时候，他才是画家，而并非他是画家，他才画画。如果这个人转而进行诗歌创作，那他则成为诗人。他并非偏离了画家的本质，或是投入诗人的本质。社会角色不规定人，人的自由行动创造了其自身。这一口号让我始终对未来开放可能性。我惧怕人生的可能性逐渐缩小，我不想堕入寻常轨迹——升学、读博、进入高校、攒文章升教职。换句话说，我惧怕已被设定的未来会限定了当下。在2019年终文《风雨飘摇，但不沉默》中，我就曾引用贺拉斯的名句来表达同样的观点：“生命既然短暂，那就要从长期的愿景中退出来。抓住即日，尽量别去相信明天”。每有长的愿景，就会使得今日之意义消失。我的存在主义思想来源于我对死亡随机性的敏感：如果明天死亡将至，今日是否还会做同样的事？如果后天死亡降至，那么今日是否还会为明日做准备？2021年，死亡随机性对我的考验有增无减：2021年1月9日，与我求学轨迹完全相同的青年学者范轶然，在博士答辩之前，于自家公寓停车场，被无差别射杀，身亡时仅30岁。2021年8月22日，充满生命力的北大诗人胡续冬，在一个寻常下午，于办公室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7岁。2021年10月26日，爱山水古迹胜于人事的青年学者刘拓，考察扎尔甲山洞窟壁画时坠崖，年仅31岁。2021年11月9日，刚刚从芝大毕业的硕士郑少雄，正要迎接光明的人生，却在下午两点，被当街抢劫射杀身亡，歹徒所盗财物仅售100美金。去世之时，年仅24岁。这一年有太多令人痛惋之事。每一次年轻生命的意外死亡，不但令人难过，而且对生命意义进行了挑战。更无奈的是，我发现，在这一年中，尽管我力图记住这些名字，但每次新的悲剧来临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上一个悲剧的记忆不可避免地变淡了一些。每一次存在主义时刻无论来临地多么猛烈，都会被生活的日常性所吞没。尽管我一次次惊叹存在主义的价值，但仍旧不得不每日循规蹈矩地尽力完成迫近的目标。连续在两年的年终文中都提及存在主义之后，今年我不得不说，存在主义似乎只是一个在年终文中才会出现的东西。换句话说，它并非是一个主导性的生活准则，只是重大时刻的应激解药。在寻常的生活里，我做不到像一个标准的存在主义者那样生活。相反，大多都是在想着如何克服困难，走好脚下这一条路。尽管如此，存在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仍旧是我这一年思考的核心：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有本质规定性？只不过，我今年获得了一个和往年不一样的思考资源，那就是——故乡。我一直痴迷于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一书名。我一直以为它和我的存在主义思路基本相近，但细品发现，恰恰相反。此名妙处在于，“自己”并非是研究对象或是研究问题，而是研究方法。如果是研究方法，那就意味着自我并不是一个空洞无内容且有待创造的东西。相反，自我包含着熟悉的感觉、经验乃至深刻认同的价值观。人可以不断诉诸自我这个宝藏，去面对和发现新的问题。项飙对于什么是“自己”有着非常明晰的回答。在牛津谈话里，吴琦显然更希望项飙谈谈作为牛津人的感受，可是项飙却说：但在情感上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牛津人，我还是个温州人。项飙非常明确自己是温州人，而不是北大人或者牛津人。温州人是本书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汇。他解释道：我不特别觉得对北大有依恋，毕业以后我只去过一次北大，因为我的毕业证搞丢了，我去补办，走到了北大的未名湖。后来因为系里开会去过两次，从东门进去，又从东门出来……到现在为止，我看问题的方法，其实跟温州那些做打火机的人是最像的。我是中国人，这不是一个骄傲不骄傲的问题，我就出生在这个文化里面，就跟我是温州人一样，我出生成长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一个南方中小城市，这是命，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份认同很清晰。这与我在2021年思考的故乡问题几乎完全一致。2021年的前半年，因为疫情我被迫长期地停留在广东上网课。春节过后，我决定搬到广州过一段广漂生活。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完全脱离学校，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状态。2021年我开始严肃地思考故乡问题，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的父母都是来自湖北，但我却没有乡音，从未在有意识的时候在湖北生活过，对湖北一无所知。我虽然出生在广东，但是却在深圳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我未曾有过自然学习粤语的环境和动力，而且在小学四年级就到上海读书，故而少有在粤的同学朋友。我虽然在上海多年，可切换上海话，对上海有很多的记忆和感情，但是我一直认为“上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概念，我最多只能模仿，而无法成为。归根到底，谁人会把一个没有亲人的地方称为故乡呢？成年后去北方和海外求学多年，但这都与故乡无关。相反，我私喜于我身上的高度流动性，它使我不局限于任何地域文化。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故乡问题与所谓的身份问题本质上一样，身份问题更多是一个华裔移民问题，是欧洲问题，更是美国问题。“中国人”这个民族符号足够强大，以至于不需要次一级的故乡认同。但是今年，我越来越感觉到，缺乏稳定的故乡认同，是自我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没有故乡，我只能去做一个“北大人”、“芝大人”或是“学术人”。可是，学校或者术业，和土地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缺乏项飙所言的“命”感。因为只有土地是自我无法选择的、是被给予的，是祖先的、是家族的，故而也是安全的。没有土地与故土，会必然导致存在主义之虑，坚称“无家可归”才是生命的本真状态。意识到故乡问题，我对自我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比如我外出旅游最不喜欢的就是山川草木，只钟意人文景观，而且人工痕迹越是浓重（比如巴黎圣母院的繁密雕饰），越是深得我心。由于故土之缺，我对自然也缺乏亲近。万事于我都是“作为”，最无法忍受的就是安定不作，就如同没有大地母亲的拥抱，孩童只能不断运动翻滚，无法入眠。当然，这听上去是一句奇怪的话——故土的自然性何尝需要通过决断来判定？不得不说，如果从学术探讨来说，这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虽说家族迁出楚地久矣，而且出生和童年均在广东，我对广东有一种被给定的亲缘性，但是我选择粤地毕竟是一次成年后的文化再认同。而且，我对粤北、粤东和粤西知之甚少，只在珠三角——或用近来更流行且使用的概念而言，“大湾区”——生活过，很难判定对粤是文化认同还是文化想象。不过，从我有故土之思之后，突然觉得：通过认真检讨过往生命经验以择定故土，并不是一个学术或思想问题，而是一个迫近的生活问题。![]()
当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就和太太说，“我心一下就安定了下来”，这种本能反应让我想到了故乡之感。这图的顶层是仙界，让我想起那些老广的豪华公寓门口插着的香炉，现代化小区内所立的宗祠，还有庙观中虔诚的信徒。仙界既不可怖也不可肃，而是可爱，香薰缭绕中都是些多福多寿，多子多孙的祈求。故而这图的下端有童男童女，执桃踩缎，笑逐颜开，象征着家族兴旺。中层则是各式食物。有意思的是，菠萝包、冻柠茶、阿华田、鱼蛋串都是一些中西结合的食物，而且还有很强的东南亚风。标题大字是“华人吃喝精神”，见旁边邮票的英文翻译则是“Chinese Spirit”，这当然让人想起在世界各地谋生计的广东人，但更能想起作为通商口岸的开放性。吃喝精神是什么？邮票上印着“吃喝尽兴，强身健体”。我觉得这是一种照养身体的精神。养身而养心，并非反而为之，劳心以伤身。当然，整幅图最大的就是感觉就是如同可乐自动售卖机上所印之标语：“座无虚席，吃喝喜庆”。大红铺底，毫无留白，仙人混居，车房满地，多子多金。看着这图我都能听到麻将相撞、童叟相呼之声，隐约间又能听到刘德华在哪唱“我恭喜你發財，我恭喜你精彩”。大俗！对世俗和身体的照料，在我看来是野心和多虑的抑制。我在粤地常见大腹便便之人，少见忧心忡忡之士。当然，广东歌中也常常见到“唏嘘”、“崎岖”等字眼，不过我总觉得它和忧心不同。忧心涉及某种生存性的焦虑。比如汪峰的《北京北京》听起来就很忧心：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这种存在性的痛苦或关乎天下或关乎自己，对根本意义的问询常常导致在原地思索动弹不得。与此对比，我首先想到的是《东方之珠》粤语版歌词：回望过去，沧桑百年/有过几多，凄风苦雨天/东方之珠，熬过锻炼/ 熬过苦困、遍历多少变迁/沉著应变，苦中有甜/笑声哭声，响于耳边/东方之珠，赢过赞羡，赢过一串暗淡艰苦的挑战/无言地干，新绩创不断，无尽的勇气无穷的斗志，永存不变很显然，这就很难谈得上深刻。虽然有对沧桑百年和凄风苦雨的想象，但最终没路寻路，还得熬，还得“无言地干”。无言地干是不允许有生存性焦虑的。所有的唏嘘不是对道路意义和目的之迷惘，只是对途中障碍的沮丧。无论根本性的矛盾有多大（政治也好，哲学也罢），还得想法往前走，故而《狮子山下》有云：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崎岖、唏嘘、欢笑、磨练，这些关键词在广东歌中几乎是反复出现，比如《漫步人生路》有云：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有意思的是，即便是有些广东歌中涉及了存在性焦虑，也有一种特殊的化解方法，那就是天意、缘分。比如《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份”。命运、苦海与缘分，看似是某种宗教性的维度，实则是为生存性焦虑划定了一个界限。天意无须问，缘分终有定；人生纵崎岖，无言泪中行。我还是得强调，之所以可以“无言地干”，是因为解决了生命的根本焦虑。什么是一生？林夕的《似是故人来》说的好：三餐一宿，也共一双，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生活没有什么传奇。祠堂祖辈相传，香火日夜不断，纵使在凄风苦雨中忙碌，但是想象到那张菜单图上的热闹场景，也觉得值得。生活求的是什么？2021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我到美国求学，以期接受所谓严格训练，补足十年所欠西学之短，却第一次产生了思乡之情。我隐约感觉到，从自我问题进入到故乡问题，是我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我感受到我事实上无法以存在主义来主导日常生活，需要重新解释生活的不安定感并寻找出路。我也隐约感觉到，对故乡问题的思索会带来一场自我的重塑。由于疫情回到广东，尤其是在广州的一段生活，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我至今仍能想起并且想念在广州凌晨所见的骑楼，人声鼎沸的茶楼中所见的老人，以及珠江上的明灯。2020年，我的新年愿景是：“2021年要继续开发‘人’的可能，进一步解放思想，获得更加自由，更少顾虑，抓住当下。如果有什么新的希冀，就是希望通过持续的工作和见闻，对‘以学术为业’的问题有更清晰的思考。”2021年，我要提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年的新年愿景：2022年要继续完成从自我到故乡的推进。理解故乡，“嚼透”故乡，把故乡作为方法，把故乡作为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