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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新年第一天，免疫学家、创新药投资人、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创始理事长朱迅把微信实名改成了拼音。
看似不起眼的转变，却是朱迅决心和他在创新药领域“公共思想家”的身份，保持的一个距离。
在过去几十年的生物制药领域的经历中，他一直以“敢言者”著称。从2019年年末开始，他的言论格外被关注——朱迅开始在公开场合批判中国创新药领域的“泡沫化”，以及开始预见这个领域击鼓传花、多米诺骨牌坍塌的局面到来。而那时，中国创新药投资依旧处于烈火烹油的高位，近900起融资、总金额超过千亿人民币的热潮，依旧不断吸引玩家入场。在其后的两年，创新药领域的热度继续高涨，乃至在2021年融资案例超过1200例、总金额（披露）达到近2700亿。朱迅依旧坚持他的预见和批判，但批判者在悲剧未到来之前，声音总会被无视。被无视和误读的还有他的乐观主义——他深信挤出泡沫后的中国创新药，必将迎来更健康、更长期主义的未来。中国创新药寒冬在美股NBI指数沉寂数月后，姗姗来迟：2024年全年，投融资额不足200亿人民币——不足2021年的十分之一。在漫长不可终日的寒冬中，朱迅的批判成了现实：上市药企股价跌倒谷底；未上市企业Ipo、融资和药物上市遥遥无期；已经有产品获批的公司大幅降价难以盈利……但此时的朱迅，反倒开始主动的“沉寂”，他减少出席公开场合的次数，甚至在私下，也不像以往一样滔滔不绝、口无遮拦。反倒此刻，他三年前的言论，却彰显出影响。在他最近半年参与的一次会议中，一位投资人走到他身边感谢他：“2019年末，听了你的演讲，我开始卖持有的二级市场创新药的股票，避免了大的损失。”因提前预知寒冬而跑出去的人的感谢，折射的却是整个行业当下面临的困境。朱迅有些无奈：“至少保护了一些投资人，如果这个行业，没有资本助力，那更没有未来。”当下资本的退潮，只是一个结果。而影响中国创新药发展的因素和变数，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的想象。“在没有红绿灯的道路上要设置红绿灯，也要培养走路的人、路上的车主动遵守交通规则”，他对呼吁行业自律的观点依然坚持，但“不能因为路上没有红绿灯或者有人、有车闯红灯，就把道路封起来”。而这条道路，在短期内的宽度、长度和走向，也伴随着整个产业界的周期性迷茫和集体性反思。他选择和公共表达保持距离，准备花“更多时间在践行中”。做为投资人，“看一些更早期的企业，站在山上看花的花粉，来判断未来是否能开出花朵、结出硕果”；或许也有创业的可能。他坚信，在这场寒冬中大浪淘沙“剩下的果实”，终究会长成“盛夏的果实”。朱迅选择把长期的乐观主义，放置到“6-8年后的未来”。而在这段时间内，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创新药的高投入、高风险究竟意味着什么？快速的繁荣带来了泡沫，如何让泡沫散去之后，酒还在……这些问题会以更实在的方式存在于朱迅等老一辈的医药人、以及对这一产业抱有长期乐观主义的场内人的践行中。Q：半年前，在同写意成立20周年的会议上，我问过你创新药的冬天比你想象的更冷吗？你回答了和想象的差不多。现在还是一样的答案吗？
朱迅：比想象的恢复期要慢一些。当时资本市场的通路，感觉会更快地放开，但现在依旧没有。现在资本市场对创新药这种短期未盈利的企业，还是不够开放。科创板第5套要求上市公司的最低市值不低于40亿人民币，创新药这个板块的特殊性在于，若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很少能有公司能“熬到”有利润再上市。从2023年6月以来，没有一家生物制药企业在科创板第5套上市。最近丰硕投资做了一个调查， 29家生物制药企业报科创板上市，但是最后没上市，牵涉到460家投资机构。这些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占比不到1%，但它们代表了21世纪最具竞争力的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领域。如果因为初期的一些问题而停止这一标准，无异于因噎废食。另一边的港股是机构市场，很多资本来自于海外，海外资本流失很多。而低于5亿美金市值的公司，机构资本是较少关注的。香港散户也很少，港股通又设置了市值和流动性的门槛，一些不满足条件的18A公司被调出，这是雪上加霜。Q：现在如果回过头去，你知道今天这个局面的话，你还会坚持之前那些观点吗？朱迅：还是坚持。去除泡沫，对创新也有好处。但预计的环境变化和想象的不一致时，在做事的方向上需要调整。药品是特殊商品，需要严格的前置审批。新药研发是高投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长周期的创新。医药周期长，品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后发优势。市场冷，但投资要继续。现在投资早期项目，等到价值升值，进到一、二、三期临床需要5-8年的时间，那时候“结果”的项目就是稀缺资源。但在冷的环境下，需要更换赛场和赛道。需要做一些早期项目的投资，从2022年开始我大概投了五六家比较早期的项目，每个项目投资量也不大。比较欣慰的是在2024年10月到12月，有三家公司都完成了新一轮融资，另外还有1家，应该在明年的春节前后完成新一轮融资。但挑选早期项目，对投资者的要求很高。就像站在山上看花朵，站在山上看花蕊，站在山上看花粉。等看到花朵和果实再出手，时机就晚了。我这一部分做的是需要看花粉。Q：在挤出泡沫之后的沉寂期，大家容易偏向悲观。中国生物制药在过去二十年还是飞速发展的，哪些乐观的因素，能让我们能够随时准备再出发？朱迅：法规的完善和人才引进、培养，这两个因素，我之前说过很多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原因，生物制药上一个周期得益于中国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他们之间的竞争造就了中国生物制药的繁荣。中国10个发达的省，相当于欧洲10个国家。政策、人才的基础条件，中国省级政府的竞争，资本市场科创板和18A的助力，让中国把全球发展40年积攒的生物医药的果实——其中最好的那10~20% 通过me too、biosimilar、fast following、in license大中华区权利而实现了。虽然也有严重的内卷，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创新药生态体系，最优秀的就是各种CXO服务。在创新方面，对最新科学理论的追逐，中国生物制药界完全有能力跟上。中国现在的生物医药的整个的能力，特别是效率方面，我认为都已经接近甚至跻身全球的一流地位。现在中国在医药工业方面的软硬件，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现在新建的这些GMP工厂，跟美国一比，那是甩几条街，就跟中国的机场、中国的地铁一样，硬件水平真的是一流。Q：美国XBI（生物科技精选行业）指数从2023年走出低谷，显著回调，即便波动也开始在正常的区间内，中国会像美国一样逐渐回暖吗？朱迅：美国的XBI指数，对创新药板块的参考很大，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全球生物医药发展的晴雨表。但深入分析时需要进一步细分，事实上，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中，市值低于5亿美元的占比超过85%。这些公司才是真正代表医药创新、创业和投资活跃度的主体。至于XBI对中国的影响，整体上没有本质关联。不过，从2016年到2022年，海外市场的趋势在某些时间点与中国市场有所吻合。当前的海外回调与国内市场是否复苏，我认为关联度不高。纳斯达克市场为什么经常被认为具有强大的韧性，即便经历低迷或回调也不算问题？这背后有强大的医药行业资本支持，每年大约有1500亿到2000亿美元的资金在推动相关并购与投资。因此，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尤其是那些市值低于5亿美元的小型公司，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投机性质。对比之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比如香港的创新板（18A）或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背后几乎没有足够的行业资本支持。因此，市场难以为后续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目前在这方面虽然进行了某些立法改进，但需要进一步深化，引入实际的配套资金和机制支撑。目前市场情绪低迷，行业资本稀缺，特别是对小市值公司（10亿到30亿港币）的持续注入几乎断档。除非政府通过引导基金来介入，比如我曾向某地政府建议设立1-200亿基金，投资约30家公司，每家公司投入3到5亿，这样便能掌握足够的股份。但由于政策限制，比如政府资金不得进入二级市场，这些建议很难实施。未来，如果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主导措施，中国生物医药市场可能还会面临较大挑战。港股的美元资本几乎撤离，一级市场虽然仍有资本存在，但以政府主导为主，且多带有招商引资的性质。目前，这种局面并非不可改变，但需要有承担责任的人来推动。民间资本出于风险考量，难以主动参与，最好由政府行动改变现状。Q：因为支付天花板，中国的市场现在还能满足生物制药企业的发展吗？不能的话，应该如何？朱迅：按理说，医药投入和人均GDP是正相关的。过去6年里，中国人均GDP在提高，但医药行业的增长却在萎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医药工业要想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出海是必须要闯出的路径。再看看中国制造业。中国制造的产品，占全球制造业的大概35%左右。但中国医药制造在全球的占比，我估计也就零点几，主要集中在医疗器械和原料药。以深圳为例。深圳是出口大户，但医药出口只占深圳总出口的0.45%，而且主要是两家企业贡献的：一家是迈瑞医疗，做医疗器械的；另一家是海普瑞，做原料药的。所以，中国医药行业在全球市场的占比还很小，在高端制造方面出海还有空间。朱迅：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医药行业的下一步该怎么走。从2019年底、2020年初开始，我预见到，未来10年，中国医药的主旋律是“中国消费—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部曲，首先是满足国内需求，但更大的机会在于中国制造。最近，我一直在调研探索出海的机会。9月份，我去了埃及，与他们的计划与采购部部长进行了会谈。10月份，我前往马来西亚，与他们的药监局局长进行了交流。11月份，我去了老挝，持续关注东盟国家的市场。中国制造这一块的话，小分子通用名药我国目前难以与印度竞争，但在生物药、生物类似药以及那批仍然在专利期的me too、fast following药，我们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即使目前较难进入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南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一带一路国家还是大有机会的。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极大的需求，但是他们在法规方面有着严重的路径依赖。他们只接受经过美国FDA批准的药品，不接受中国的认证。许多药品在中国经过14亿人口的使用，虽然销售额可能只是零头，但使用人群数量远超美国，经过了中国消费的市场检验。在与埃及的交流中，我提到，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所需的药品，价格可能只是美国的1/20到1/30。此外，这些药品还可以通过埃及进入其他非洲国家。这就需要国家层面的影响力。我建议我国可借“一带一路”大会，同时召开“一带一路国家健康峰会”, 推动我国新药的出海进程。Q：最近创新药领域的license out，NewCo等比较火热的关键词，能暂时缓解创新药遇到的困境吗？朱迅：我并不反对license-out，在当前阶段，这确实是企业自救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也体现了中国的创业者们更好地迎合市场需求。换句话说，下一步企业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来选择技术，而不是仅凭自身兴趣。然而，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为他人做嫁衣，从国家层面来看，这可能带来巨大的损失。本来，给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再发展10年的时间，或许就能与国际水平接轨。但大量的对外授权可能会使这一进程延后10-20年。license out并不能拯救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它只能让一些拥有授权品种的企业勉强维持生存。而且，后续的许多资金可能无法如期到位。即使企业拿到了资金，如果不能扎实地继续研发新产品，反而用于满足投资者的短期回报要求，情况会更糟。投资者可能会要求立即分红，收回投资，导致企业缺乏后续研发的资源。Q：那在当下的困境下，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表现会雪上加霜？朱迅：医药投资作为资本本身无所谓好坏，但掌控资本的人却有投机资本和耐心资本之分。遗憾的是，中国的大部分资本更倾向于投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看到了不合格的投资人，也看到了不合格的创业者。资本可以助力企业发展，但如果大家都让资本变得不可持续，这个行业就完了。我记得在2022年苏州的会议上，你采访我时，我提到过：泡沫不要紧，啤酒好喝是因为有泡沫，任何领域的发展都要经过泡沫期。但我最担心的是，泡沫过后让所有的投资人寒心。当投资人退出这个市场时，这个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复苏。创始人在做一系列事情时，应该对得起在起步时给你钱的投资人。资本是真金白银，你用你的故事吸引了他们，不应该轻易地把它变成事故。投资人的钱并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不是李嘉诚的儿子。这些资金是通过有限合伙人（LP）募集来的，LP也会给他施加压力，所以有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但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对创始人也不要做得太极端。目前，投资人和被投企业的关系非常紧张，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大家背离了初心，违背了很多道德底线。Q：你当下的悲观是在于挤出泡沫的时候，对“酿酒环境”的保护不够对吗？你觉得政府、政策层面应该有什么助力？朱迅：中国的创新药行业要想发展起来，需要三个基础条件和一个支撑条件。第一个基础条件是科学、规范、稳定、透明的监管。因为创新药的研发是前置审批，监管流程必须足够科学、清晰，才能让企业有信心往前走。第二个基础条件是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这可不能光靠法规摆在那里，像红绿灯一样，你把灯摆好了就完事了？不行，红绿灯得有执行力。企业花了大钱搞研发，得让人家有信心。第三个基础条件是适当的医保支付。现在创新药支付，只由医保承担，远远不够。为了更好地支持创新药的发展，建议国家设立一个创新药发展支付基金。如果在未来几年，每年从国家财政中拨出1000亿元人民币，将使用于创新药的医保支出从500亿元增加到1500亿元。另外，建议国家鼓励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加大在本地区对创新药的报销额度，至少是对本地企业新药的报销额度。支撑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对创新药的金融支持。创新药是个复杂、高风险、长周期的行业，研发能不能成功很不确定，但这种“不确定”得有个“确定”的补偿机制，也就是一旦成功，后续的定价和回报要明确。根据数据，全球创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约为26亿美元，成功率仅为10%左右。创新药的失败率高，投资额大，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补偿机制，这个领域根本没有机会。近15年来，我国新设立了约4-5000家生物医药公司，其中头部大概有100-150家，这些企业有的已经在科创板第五套、港股18A、美国纳斯达克等资本市场上市，有的产品已经或者快要进入医药市场。这批企业和中国早期改革开放起来的那些传统行业企业不一样，它们基本上已经接轨或接近国际标准。接下来怎么办？至少要让其中10%的企业快速发展，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国的制药行业也能出现几个像日本的武田、第一三共、卫材、安斯泰来那样的公司。日本这些大公司也都是最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如果这一批企业发展不起来，那就只能再另选一批，但这会浪费更多时间和资源。关键是，中国现在已经有了百济、信达、康方这样的公司，这批企业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做大做强。此外还有1-200家已经具有进入临床试验中期产品线的医药公司，其中部分有潜力成为未来中国医药新版图的开拓者。如果不能在未来的3-5年让这些公司发展起来，这将影响中国成为世界医药强国的目标。Q：现在各地都出台了全产业链支持创新药的政策，这些政策足够支持创新药后续发展吗？朱迅：当然这样的政策出台是好的，但要实在的落地。既然把支付一头管的很紧，那么投入也应当跟上。政府在这个关键时刻，应当适当出手支持生物医药行业。今年年初，我向某地政府提出建议，希望他们能拿出二、三百亿元的资金，对中国已经走在前列的两三百家上市公司，以及那些有产品进入市场的公司进行全面梳理，并采取果断行动。在生物医药领域，单个项目的失败率可能较高，但如果政府能够分散投资，支持多个项目，成功的概率将大大提高。此前，政府主导的基金通常以招商引资为主要目的，强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政府要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投资项目必须确保收益，这类基金对长期创新和高风险项目的支持力度不足。这使得许多企业在选择项目时趋于保守，避免高风险的创新领域。现在一些由政府资金主导的项目，反而影响了公司发展。特别是在医药行业，创新药物的研发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投入，但如果缺乏足够的支持和灵活的政策，企业很难取得突破。Q：长远来看，为保证中国生物制药的发展，长期投入是必要的吗？朱迅：药物经济学的应用需要考虑人均GDP等因素。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1/5，因此，按照药物经济学，创新药的价格应为美国的1/5。但实际上，许多创新药在中国的价格仅为美国的1/30到1/50，这显然不太合理。在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约为17.3%。而中国这一比例约为7.2%。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比例从7.2%提高到9%，即使不达到美国的水平，甚至不要求像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那样达到11%或12%，也会有显著的改善。从长远来看，增加对医疗的投入，不仅能满足人民对健康的需求，还能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Q：在泡沫破裂之后，整个行业会沉淀下一些经验教训吗？朱迅：泡沫破裂，无论是医药公司、投资机构还是创业者、投资人，所有的从业相关人员都感受到了寒冬的滋味，很多人及公司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牺牲品。这也是我国生物医药发展需要付出的学费。但付出了代价若不能反思、没有改变那就太遗憾了。所有的从业人员既包括创业者、企业家、投资人，也包括各级政府，大家都应该深度的反思：反思医药的逻辑、医药创新的逻辑、医药行业的底层逻辑；反思为什么我国医药创新前期经过这种快速的繁荣会导致目前这种状态？反思由于整体外部环境变化，这里实际包括医学的模式的变化、生物医学科学及技术的变化、疾病谱的变化、健康标准提高等一系列的的变化给未来整个医药创新带来哪些机遇和哪些挑战等。深刻的反思可能会为该领域日后的繁荣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我希望泡沫破裂的寒冬能够倒逼大家冲破内卷，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单纯的me to、 biosimilar，fast follow.；另外中国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来源于中国制造进入到全球各地，而医药特别是医药制剂领域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差，希望倒逼药企出海。创新和出海在医药领域是中国比较欠缺的，付出的代价如果能够促进这两个方面的快速发展，这个学费交的就值得。另外，泡沫破裂，大浪淘沙，淘汰一批小而散的企业，淘汰一批不称职的创业者及投资人，使那些真正有竞争实力公司经历淬炼，涅盘重生。我坚信中国医药的艳阳天终会到来。朱迅
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荣誉理事长
医学博士，法学硕士，著名免疫学家，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理事长、药渡战略总师、贝壳大学名誉校长。
现任新天域资本、尚珹资本特聘医药专家；四环制药、深圳微芯生物独立董事、长春金赛药业、深圳奥萨医药高级顾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