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月7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共同协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承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系列研讨会之二——亚太命运共同体与美国印太战略：比较、应对和前景”研讨会。与会专家发言要点由本公众号整理、编辑并发布。
胡令远
对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日本老一代政治家，如福田康夫、河野洋平、鸠山由纪夫等，不仅给予积极评价，而且在行动上也显示出共同积极推动的取向。特别像福田康夫前首相，更是身体力行，譬如他担任了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会长、世界儒学联合会理事长等，从文化和价值理念方面，致力于文明交流与互鉴，而这正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刘延东对福田康夫先生在国际儒联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对博鳌亚洲论坛文明对话分论坛的设置、推动在曲阜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表示赞赏，并期待他在推进中日友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影响。鸠山由纪夫前首相也把他倡导的“东亚共同体”与“亚太命运共同体”融为一体，加以积极推进。
但另一方面，近年日本的主政者，如安倍晋三前首相、岸田文雄首相等，不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讳莫如深，更是背道而驰。如安倍推出、岸田继承并不断深化的日本版印太战略，就是画地为牢，分裂亚太，搞小圈子，借此打压中国的代表性战略举措。其特点是，在安保方面致力于打造诸如“美日印澳”、“美日韩”、“美日菲”、“美英澳+日”等团伙，并使其机制化、制度化；而在经贸领域也建构诸如“印太经济框架”等经济安保的“小院高墙”。
“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必然是开放的、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而日本和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是封闭的、排他的的零和博弈。
虽然安倍晋三、岸田文雄等政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三缄其口，未予回应，但在其国家战略推进及政策实践过程中，其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往往是乖离的。譬如安倍在第二次执政前期推行“俯瞰地球仪外交”、“价值观外交”，并积极推动印太战略，但不仅在制衡中国方面效果不彰，而且尽管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讨好特朗普，然而特朗普热衷的“美国第一”、“单边主义”，特别是其贸易理念与政策，对以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是致命的。国际情势的多种因素，使安倍不得不调整对华思路，即便是策略性的，但中日关系也“由竞争到协调，重回正轨”，得以改善。相应地，安倍把“印太战略”改为“印太构想”，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之间达成50余项“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上述概念及政策实践的变化，实质上反映的是安倍政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从“对应”到“回应”的改变。2023年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在旧金山会晤，就“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再确认等”达成共识，其实质就是要回到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定位上来。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诉求是多层面的，其中国家安全占据关键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对此应予以高度关注。因此，妥善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善于找到百年变局下中日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和新的平衡点，把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亚太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的契合点，为东亚和平和人类福祉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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