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4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主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协办“上海市社联第十八届（2024）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文明互鉴对亚太区域治理的启示”。与会专家发言要点由本公众号整理、编辑并发布。
武心波
基于东西文明互动的历史分析视角，围绕着日本参与区域治理的内在逻辑，从治理观，治理模式，治理逻辑三个方面，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治理观
在古代东亚存在着一个“华夷秩序圈”，这个秩序圈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以朝贡的方式维持着它的稳定和发展。日本作为周边的蛮夷小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接受着来自中华帝国的影响，也由此形成了日本人的思维和对世界的认识，都被牢固地锁定在了华夷体系的框架之内。
但随着中日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明清之际日本的华夷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日本虽处东夷，但却自认为已与中国华夷互换，日本开始由夷变夏，成了华夏，而中国则由夏变为了夷，并最终在近代之后产生了取代中国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等级秩序。日本思想家桂岛宣弘称之为“日本型华夷秩序”。
时至今日，这一观念依旧形散而神不散，日本还是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东洋文明的中心，其东洋大国的意识还是根深蒂固的，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以领导者自居，对包括区域治理在内的各种地区事务行使领导权，发挥主导作用。
二、治理模式
一旦日本完成了脱欧入亚，回归东方，就会以自我为中心，打造一个所谓的区域治理模式。
1、“大东亚共荣圈”模式
二战时期，日本与英美反目后，于1940年8月1日首次公开提出“谋求确立以日满支为一环节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是“以日（本），满（伪满洲国，今中国东北），支（中国大陆）为骨干”，还包括“法印（现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荷印（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地区（原德国委任统治的诸岛屿，泰国，菲律宾，英领马来西亚、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声称要在这些地区建立实际上由日本主导的自给自足的“东亚安定圈”。
“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的战败而被一同盯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2、雁阵飞行模式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迅猛崛起，已然成为经济大国。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日本根据亚洲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的模式和过程，提出了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即处于第一序列的是日本，排在第二序列的是四小龙，第三序列为东盟国家，第四序列则为中国大陆，最后的则是印度次大陆诸国家。
日本处于头雁地位，其他国家则处于跟随头雁的雁群地位，这种雁行模式构想，体现了日本的区域治理观，即日本作为领头雁带领着亚太地区各国有序地集体飞行，共同发展。
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的雁型模式构想也付诸东流。
3、东亚共同体模式
2008年美国金融大海啸，让敏锐的日本看到了东西力量的变化，预感到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衰败，于是萌动了试图摆脱美国走独立道路的念头。时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开始发力，不仅痛批美国，而且还摆出了要回归亚洲，脱离美国，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架势，为此提出了要打造东亚共同体。此口号的内涵是以中日为主导，联合韩国，暗中排斥美国，实现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共同治理。
但这一企图很快被美国所识破，2010年美国杀了个回马枪，奥巴马和希拉里喊出了美国要“重返亚太”，并对中日韩各个击破，东亚共同体模式被扼杀在了襁褓之中。
4、CPTTP模式
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签署行政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反应迅速，毫不犹豫地联手其他10国于11月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已经就新的协议达成了基础性的重要共识”，并决定协定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由日本主导的这一组织终于落地成为现实。
日本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危机成功地出头站位，终如愿以偿。
三、治理逻辑
通过对日本区域治理的历史与现实表现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日本在东西文明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和偏好有所总结，大致如下具
1、 摇摆性：日本具有双重性格，即时而入西洋，时而回归东洋，形成了依附与独立的双重人格。在东西文明相互激荡中呈左右摇摆频繁切换的态势。日本据此给自己一个文化定位——东西文明之间的桥梁。
2、 独立性。每当日本在区域治理中不畏西方敢于行使主导权表现自我之时，多是完成了脱欧或脱美入亚，或是欲脱美脱欧入亚之际，也即一旦日本从对西方的依附转为独立自主后，就会回归东亚，回归自我，就会提出具有鲜明东方特色的地区治理的主张。
3、 主导性，日本对区域治理有着很强的主导意识，喜欢以亚洲领袖自居，区域内会与中国争雄，区域外会与欧美争强。
4、 排他性。表现为一种集团性的排他性，即集团内或区域内的有序性与集团外或区域外的排他性共存一体，使得日本主导的集团或区域往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特点。
5、 传承性。日本对传统的儒家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性和继承性，不仅体现在国内治理层面，而且在区域和全球治理层面也都有所体现，并在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还有诸如纵向性、有序性等等。
总之，日本的上述逻辑取向，其内涵是复杂多元的，深刻地决定了日本对待区域合作与区域治理的基本态度。如何加强包括日本文明在内的亚洲多样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亚太的区域治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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