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钱伟长：对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意见
文摘
2024-10-06 14:20
北京
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这个问题在高校一直存在着争论。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强调的是教学第一，以后又强调以教学为主。50年代中期，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首先提出高校教师应当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个正确意见，可惜当时未被采纳。直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并自告奋勇分管教育和科技战线的工作后，这个问题才算解决。小平同志提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但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学校提出“两个中心、两支队伍”，这实际上又是把教学与科研分裂开来。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一个教师在大学里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对教师的培养主要是通过科研。林家翘讲微积分讲得好，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力学科研工作，反复应用了数学这个工具。他晓得哪些数学知识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微积分知识必须搞得很清楚，哪些则不需要那么清楚；他懂得如何联系实际地讲，联系他过去碰到过的钉子讲。他讲“奇点”就比别人讲得好，举出来的例子都是现实中存在的。而一般教师讲“奇点”，尽管描写得很神奇，却不能落到实际上面。工科院校的学生要拿数学这个工具去处理实际问题，你只告诉他这个工具，却不告诉他怎样去处理实际问题，那是不行的。教师讲课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都照书讲，讲完书就算数。教师对教学内容要理解，这要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讲好课有两条，一要有学问，二要口才好。有学问比口才好更重要。因此，教师必须搞科研，这是培养教师的根本途径。教师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听课进修，主要靠做研究工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主要的方法。社会主义建设也不是先学好了才干的。我们过去习惯搞系统听课进修，把它作为主要的培养方法，这是不对的。外国的教师有休假制度，他们不是去休息，也不是去听课进修，而是到条件较好的研究部门工作，获得新的提高。我国派出的进修教师总想系统听课，外国朋友对此有看法，不大理解。要明确，培养教师主要搞科研。科研要从小题目做起，对国家建设有利的题目都可以做，不要先定科研方向。多做科研，方向自然形成，不是人为规定的。科研题目多得很，科研做出成绩并不难，也不神秘。我们的许多教师长期只搞教学，不搞科研，没有进步，以为科研很难，其实不是。教师要既搞教学、又搞科研，双肩挑。许多教师还不习惯，要赶鸭手上架，现在就起步，不然没有办法提高。青年教师培养的途径主要是搞科研、掌握外语和电子计算机，而不要忙着捧一本书上讲台。不搞科研，忙着捧书本上讲台是上不好课的。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观点，不会选择内容。我们应请有经验的教师上基础课。要合班上大课，派最好的教师上课，也可以腾出部分力量搞科研。基础课教师不应该是单纯教书主义，也要参加科研。搞科研可以帮助教师扩大眼界，使他晓得一项科学技术的来龙去脉，晓得当代这个专业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丰富这个学科的内容，使之不断地往前发展。这对于一个教师提高自己的水平，教好自己这门课，指导好学生学习，都非常重要。同时，学校搞好科研，可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许多科学技术问题，这时国家也是很有好处的。有条件的可实行基础教师与专业教师轮换。大学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教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在他毕业时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得知识、无师自通的人。这就要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不教不会，说明你办教育的失败。教师的教主要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要把获取与处理知识的能力教给学生。教学大纲不是规定教师必须讲的内容，而是规定学生必须懂的内容。教师的工作就是引导学生。比如物理课要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来鉴定一些定律，数学课要引导学生学会严格的推理。讲课不应该只讲具体的知识，具体的知识学生是很容易懂的，而是应该讲重大的概念，讲当前和过去发展的情况，讲你的看法。吴有训先生讲牛顿三定律，就讲它在不同时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误解，以后又是怎样辨明了的，正确的看法是什么，它有个适应范围，怎样使用才恰当，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争论，等等。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教师讲，由学生自己去学习，这就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大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自学，大学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自学。培养学生自己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将来干什么，他就能学什么。我现在干的过去都没学过，什么原子能、计算机，学校里的教师当时没有教过，甚至未听说过，现在我不是也在干么！所以，要减少必修课程，减少学时，减少习题数量，让学生有时间自学。我校要全面推行学分制。照老样下去，没有出路，难以因材施教。加强基础，不是增加学时，而是要减少讲课时数，加强训练。课要少讲些，多做些实验，实验之后要提问，看学生懂了没有，要严格要求。专业课要大大削减，专业课学那么多，那么深，将来工作难以对口。我们可以先把专业课都改成选修课，让学生选修一些外系的课程，以后再逐步把专业课改为专题课，教师把科研成果与心得总结成专题，给学生讲课。特别是青年教师更应该这样做。减少了总学时，减少了习题量，教师也可以腾出时间多搞些科研。现在的专业课内容，学生也应学习，可以结合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环节去自学。我不主张搞五年制大学。只要好好地指导学生自学，四年足够了。我们的国家当前经济还比较困难，搞五年制，全国每年就要少招四分之一学生。如果还要维持现在的招生额的话，搞五年制，国家就要增加四分之一的投资。这是很困难的。第一，开设学科前沿动态专题课。这门课不是百科全书性质的、手册性质的专业课，而是你搞了科研，读了很多科技文献，对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发生发展、矛盾有了了解，有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专题课的内容。前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包括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在过去历史发展中有过什么争论，使用什么办法解决才又前进的，现在还遗留多少争论，现在有多少个人、多少个机构，在研究这个问题，有哪几种不同的观点，哪一个地方最有希望；后一部分讲自己的观点，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这种专题课对师生帮助极大，师生都能培养出两种关键性的能力：一个是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寻找题目的能力，另一个是寻找完成这个题目的途径的能力。高等学校要让教师在他专长的领域里讲这种专题课，又让他在专长的范围里去做科研。一个人这样做上几年，便慢慢地、一个一个地在这方面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在全国，他就不会会落后了，就会有发言权了。第二，副教授和教授应该做到基础课、专题课都讲。因为搞科研的人对基础课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要比一般不做科研工作的人深刻；因为他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有许多新的发展，晓得这些观点怎样使用，因此能讲得深刻。吴有训先生就是这样，他既讲大学普通物理的基础课，讲得到家，又讲X光专题课，一周讲两次，讲得很少，但材料很多，让学生自己去看。李政道也是既讲大学普通物理基础课，又讲粒子物理场论的专题课。林家翘既讲微积分基础课，又讲星云的密度波理论的专题课。第三，大力开展研讨会，活跃学术思想，增强学术空气。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往往是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中相互讨论、相互启发、突然爆发出来的。这往往是许多新发明、新发现的先导。研讨会就是由一个或几个人谈某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多种学术观点及其局限，然后谈自己的观点，听的人一道讨论。教师要搞科研，要扩大知识面，不能搞得太专太窄。教理论力学的不关心材料力学，教无机化学的对有机化学不感兴趣，这是不成的。我们从下学期起，每周都举办研讨会，大家都做准备，都要去听，听完后还要讨论，谈看法。学术观点不同不是冤家，自由讨论才会进步。一是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为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的需要，改造和发展专业；和企业订合同，开发科技服务；为工厂企业工程师以上的专家开设最近五年科技发展动态和方向讲座，等等。二是与国外进行人才和学术交流，迅速引进适合国情的新科学、新技术。关于人才流动的问题，我经过两年多的考虑，综合了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会内会外各方面的意见，参照了上海交大、清华的一些已行办法，也提出一个设想。目的是打破“大锅饭”，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打破“部门所有制”，促成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人才调节，同时保持“铁饭碗”的优越性。这个设想的要点为：一是定编，二是实行聘任制，三是建立“人才库”，四是改进大学生分配办法。实行这四条，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建立校（院）长、系主任（所长）负责制。校（院）长、系主任（所长）由上级任命。选拔条件是德才兼备，即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德高望重，在该单位做过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10至20年。“长”在编制内实行一任制，多出的人上交，建立人才库，用以储蓄人才和调节人才流动。第一，给所属单位上交的人发原定工资，保持“铁饭碗”的优越性。第二，分别情况安排这些人：业务水平未达到要求的，给予进修、补习的机会，等他在一定时期达到水平时再介绍给用人单位；按人的专长向有关单位推荐。若被聘者拒聘，一年内自找单位，若仍未落实，到期工资打九折，第二年仍如此，再打九折，如此类推，直到他工作时再恢复原工资。这叫有“铁饭碗”，但不能老捧着“铁饭碗”。待聘期间若生病，可按正常工作时的待遇给予治疗、病休，直到恢复健康为止。待聘期间已到退休年龄或不能再工作者，给予退休待遇。应聘在外地者可允许不迁户口，如条件允许，还可以给补贴。学校各类人员都要定编（这里仅指从事某项专业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编制）。学校按学生人数（5个学生1个教师）定编，科研单位按课题定编。对知识分子实行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研）、助教（研究实习员）四级制。其人员比例为一、三、五、七，16个人1套，组成一个梯队。比如有一万名学生的学校，可有两千名教师，其中教授120人，副教授360人，讲师600人，助教840人。按目前情况，严格定编尚有难处，可照顾两种情况，但不叫编外人员，可叫非编制人员。一种是社会地位较高、社会活动较多、不一定担任具体的业务和行政领导工作的“高知”，他们仍保持原有名义、级别，但不在一、三、五、七的比例中；另一种是资格不够但由于某种特殊情况需要照顾的人，包括政治上必须安排的人员。这类非编制人员不得超过定编人员的千分之五。“长”按编制和比例聘任专业人员。一、资格：助教应当是大学毕业或相当的资格，讲师应当是硕士或相当的资格，副教授以上至少是博士或相当的资格。二、聘任权的行使：可先交某个委员会，如清华过去有个教授会，可由它议决聘、退事宜，但最后认可或否决，权在校长。三、聘与被聘的是对等的关系：聘者可聘、可不聘、可停聘；被聘者可受聘、可拒聘、可退聘（辞职）。聘方若停聘，须在一年前通知对方；被聘者若退聘，须干完聘期或自提出退聘之日起继续干一年。附带说明一下，要允许各单位公开招聘，包括允许聘任外单位在职人员。国家重点工程临时需要人，可向外单位借调，但必须有个期限，到时归还。若要正式调，要征得本人同意，并要一年前通知原单位。工资不要管得太死太细，可按各单位定编给一个工资总额，由单位自己掌握，便于按一、三、五、七聘任专业人员。定薪不必一律，除地区差额外，为吸引人才，可把月薪定得高一些。四级人员的水平无须全国一致，因此，晋升的事由各单位自己管。各单位按定编和四级人员的比例来聘任、提升，全国工资总额不变，只是领钱者由此地换到了彼地。例如北大、清华的讲师，到边远地区有的可当教授、副教授。最后，我感到必须改进大学生分配办法，实行“产销”见面，允许人才竞争。分配不出去的，也交给人才库处理。钱伟长. 对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意见 [J]. 上海高教研究, 1985, (02):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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