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俞吾金：要善于限制自己
文摘
2024-09-18 18:40
北京
本期导览：在这个“轻阅读”时代，面对洪流般的信息，碎片化接收知识成为新习惯。然而，正如太阳光线在散射时发出的热量是微弱的，人的精力也是如此。哲学学科的学习，更需要“善于限制自己”。本期“周一谈治学”摘录俞吾金先生《要善于限制自己》一文，我们将一同走进先生“博专结合”的读书之路。![]()
俞吾金（1948.6.21—2014.10.31），男，汉族，浙江萧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哲学家、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10逝世，享年66岁。太阳光线在散射时发出的热量是很微弱的，但如果用一面聚光镜把光线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就能达到较高的温度，甚至会使纸片燃烧起来。人们精力的使用也与此相似，如果处在“散射”的状态，就很难达到一定的“热量”；只有把精力集中起来，在宽厚扎实的基础上，锲而不舍地钻研一个方面的学间，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造诣。集中精力，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严格地限制自己的学习范围和兴趣，决不心猿意马，见异思迁。当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每日每时，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各种各样的书刊都在“诱惑”着你。在这样的环境中，限制自己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进大学前在厂里工作了十年。那时，我酷爱文学，热衷于写小说。七七年招生制度改革后，我考入了复旦大学。谁知“大门”进对了，“小门”却“走错”了。我被录取到哲学系，可是我对哲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怎么办？我决定“身在曹营心在汉”，继续走自己的路。于是，我一头扎进了文科阅览室，如饥似渴地读起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来。从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一直读到俄国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读了一百五十多本小说，做了近十本学习札记，并动手写了三篇小说。结果，我的精力分散了，专业课的学习却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班主任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次找我谈心，从哲学战线后继乏人的现状一直谈到文科大学生肩负的重任，勉励我正确处理个人兴趣和专业之间的关系，立足专业，为繁荣哲学而努力。老师的诱导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平行线战术”（即文学和哲学并行不悖）来了。恰好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两本书。一本是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在这本书中，歌德反复强调，一个有造就的人“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不旁驰博骛”。歌德多次告诫他的秘书爱克曼说：“你得随时当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设法集中精力。”歌德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习、创作生涯时，非常感慨地说：“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的功夫，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另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在这本书中，黑格尔进一步概括并发挥了歌德的治学方法。他这样写道：“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觉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至此，我开始省悟到，这两位文化巨人的治学方法，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善于限制自己。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终于下决心搁下了文学，把它仅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保留下来，而把主要精力全部扑到哲学上。新的烦恼又随之而来了。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科学，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逻辑、自然辩证法、美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等一系列学科。这些学科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谁想孤立地把其中一门学科搞深搞透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搞哲学的人要具备广博的基础知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都拥有巨大的信息量，都可以耗尽一个人的毕生精力。因此，如果不深入地钻研其中的一门学科，而在所有的学科上平均使用力量的话，势必分散精力，一事无成。我经过充分的考虑，决定把自己的兴趣放在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上，并尽一切努力把基础打得更宽厚、更扎实一些。一方面要讲“专”，要限制自己；一方面又要讲“博”，要融会贯通。这个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呢？我采取了以下的办法：一、建立一个合理的专业学习的知识结构。经过分析，我发现，要掌握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至少必须同时掌握以下四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英语、世界通史。这四门学科中，忽视任何一门，都会直接影响到外国哲学史的学习。因此，我把这四门学科加上外国哲学史统称为专业学习的知识结构。特别在刚开始啃外国哲学史的阶段，我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绝大部分用在这些学科上。这样一来，我就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并把这门学科建立在一个必要的、有一定广度的基础知识面上。二、把研究的领域和了解的领域严格地区分开来。所谓“研究的领域”，也就是深入进行探索，并撰写学术论文的领域。所谓“了解的领域”，就是限于一般的阅读和思索，并能通晓其基本原理和发展史的领域。我把研究的领域限定为外国哲学史，同时把了解的领域规定为以下的学科：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基督教史、自然科学史、逻辑史、西方经济思想史、政治法律思想史、近代心理学史等。这些学科，在内容上与外国哲学史息息相关，不了解、不关心是不行的。比如，熟悉和了解近代心理学史，对于研究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要熟悉那么多的学科，在短时间内是有困难的。因此，我制订了一个较长的计划，决定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步攻下它们，以便为外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尽可能广博而又扎实的基础。总之，我体会到，无目的的“博”是无用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博学并不就是智慧。”“博”只有为“专”服务才是有价值的，了解的领域只有服从于研究领域的需要才是有意义的。三、节约每一分钟的时间，为形成博专结合的知识体系而努力。对于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知识却是无限的。要想在某个方面有所造就，就一定要节约尽可能多的时间，集中加以使用。所谓限制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和利用自己的时间。我采取的具体措施是：1.严格控制和电影、电视、文学作品接触的时间，只准自己看那些报上介绍的、比较好的作品或对熟悉外国哲学史有较大帮助的作品(如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2.接受、借鉴别人的治学经验和方法。这样常常可以少走弯路，节省大量的时间，用到刀口上去。我在学习一门新的学科前，总要请教在这方面有造诣的老师，听听他们的意见，该读哪些书，按照怎样的顺序来读，这样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由于我把自己的精力严格地限制在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内，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博与专的关系，思考深入了，也就有了自己的见解。从1980年9月到1982年3月这一年半时间内，我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九篇哲学论文，计五万余字，并被《国内哲学动态》杂志吸收为通讯员。与此同时，我又考取了本校外国哲学史研究生，主攻德国古典哲学。在新的学习环境中，我又重新回味了歌德、黑格尔的治学方法，决心在不断开拓自己的知识面的基础上，由博返约，对外国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作出更深的思索和研究；同时，尽快把第二外语——德语搞上去，以便写出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为推进和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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