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有全国影响力的报刊向我约稿,写一篇关于思辨性阅读的文章。我有一个习惯,如果是学术论文,刊物不得随意修改我的文字。记得若干年前,北京的一家较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邀我写一篇论文,我的条件是,不得修改一个字,除非有错别字。责编爽快答应了。这篇论文写完有三万余字,远超一般学术刊物允许的字数。该刊物不仅全文刊出,而且遵守对我的承诺,未删改一个字。当年那位年轻有为的责编,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转换了身份,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如果文章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文学作品,我会同意编辑随意删减,什么结果我都接受,但绝不再修改文字。此次提交的文章也属于这种情况,报刊作了相应的删减,增强了文章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圆融性”。我当然非常理解报刊编辑这样做的理由。可是,这种“圆融性”毕竟是以损失文章的整体性和思想锐度为代价的,多少有些遗憾。下面的文章是未删减的原文,供有缘的读者参考。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要以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去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这个说法本身有理性依据吗?显然,这是在以教育权威机构希望有的理性精神去追问:教育权威机构的要求何以成立?
《游叙弗伦》是柏拉图的一篇早期对话录,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朋友游叙弗伦的一次简短对话。对话的起因是,游叙弗伦的父亲失手杀了人,他认为应该揭发和控告父亲。游叙弗伦的理由是:一个虔诚的人就是要做神喜欢的事情。苏格拉底却指出,诸神之间经常有争吵,而且他们在是非、善恶问题上也会有分歧。于是,游叙弗伦就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变得无所适从:当权威之间相冲突时,到底该听谁的呢?游叙弗伦代表大多数人的思维水准:做一个正直善良之人,就是做一个服从权威的人。
无独有偶,阅读《论语》,从比苏格拉底略早的孔子师徒的言行中,也能看到人类共同的理性精神的光辉。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与楚国北部的一位强人统治者叶公有一番对话。叶公在孔子面前吹嘘他的政绩,说在他的治下,正直的老百姓都能明辨是非,即使是父亲偷了羊,儿子也要出来揭发,这种思维很像柏拉图笔下的游叙弗伦。信奉“刚毅木讷近仁”的孔子很可能在听了叶公的自我标榜后笑而不语。孔子只是说,鲁国人的做法不同,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尽管孔子与苏格拉底关注的话题有差别,但他们都认为,理性精神绝不会将是非之标准等同于权威之好恶。 回到思辨性阅读的话题,当“新课标”提出要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时,教师为何要遵循?如果回答只是,那是最高教育权威机构的要求,就说明思维还停留在游叙弗伦或叶公的水平上,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理性精神南辕北辙。事实上,站在理性精神的视野看,教师的天职就是:要合理运用自己的权威引导学生理解并遵循合理的权威,反思并批判不合理的权威,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理性精神从未成年人的自我意识中生长出来,并演化成自由思想和积极人生的最终权威。只有这样阐释“新课标”的要求,主张发展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的权威才不会幻化为一种自相矛盾的“双标”。 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怎样强调基于人的主体地位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都不过分。一个简单朴素的信念是: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人不能越来越像机器。让我们以《卧底机器人》为例,来看看这个朴素信念有怎样的理性依据,并以这本书为例来探讨思辨性阅读教学该怎样展开。 《卧底机器人》的故事背景是,五个机器人分布在人类社会,哪一款机器人最后通过了图灵测试,它的研发团队将获得一亿美元资金。这就要求机器人要具备非常类似于人的情感、认知和意愿能力。是的,“非常类似”,因为机器人有人不具备的神奇本领,也有在人看来的智能缺陷,特别是人际关系和道德维度的智能缺陷。于是,这个卧底机器人,也就是一个名叫“小朵”的女孩,必须学习人类的思维和言行。结果是,机器人小朵时常笑话百出,有时又狼狈不堪。 要想通过图灵测试,机器人小朵必须向学校里的同学、老师以及学校外的其他人掩盖自己的身份。除了机器人实验室的少数科学家知道真相外,制造虚假的真相并掩盖自己的虚假身份,就是小朵必须要做的事。可是,为了融入人类社会,使同学和老师不怀疑自己是机器人,小朵必须学习三件对机器人很难的事情:理解人类语言的隐含意思,学习规范日常生活的社会礼仪,明白评判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 有一次,小朵与一个男孩一起散步。小朵认识到,按照人类的社会礼仪,应该帮助男孩收拾他的宠物狗的狗便便。小朵发现一位老师家门口的邮箱上写着:“请勿投放垃圾邮件”。小朵很确定,狗便便不是垃圾邮件,于是就用塑料袋包着狗便便塞进了老师的邮箱,然后轻快说了声“搞定!”可想而知,与小朵一起散步的男孩一定被惊得目瞪口呆。 还有一次,小朵参加了学校女孩们的足球比赛。小朵对足球规则了如指掌,因此,当对方前锋略微越位而进球后,她马上向老师提出了申诉。老师却说,这是友谊赛,遵守规则没有必要那样严格。小朵感到迷惑不解,因此,当对方的前锋再次威胁己方球门时,小朵为了帮助自己球队获胜,毫不犹豫将对方前锋踢翻,差点造成严重伤害。被罚下场的小朵自言自语到,人类真是奇怪,规则有时可以不严格执行,有时又很严厉,“这对一个机器人来说实在太难懂了。” 《卧底机器人》这本书非常幽默,特别启发未成年人关于人生、社会和科技的有趣思考,涉及的话题极为丰富。人的智能之所以异于机器智能,是因为人的智能是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维度相互渗透纠缠的结果。情感使人的智能有温度和色彩,意志驱使人的智能发出关于自己的必然之问——智能何为?相比成年人,孩子的知识水准通常弱于成年人,但孩子对世界的想象和意愿往往更加真实和丰富,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理性思维,应证着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 由于人工智能缺乏情感和意志的智能维度,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人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发展为目标的思辨性阅读,就不能立足于可由大语言模型提供的静态知识的动态重组。传统教育的“老师教,学生学”既浪费了人工智能的教育资源,又将孩子对世界的好奇体验封锁在了教书匠的呆板且形式化的“匠气”之中。思辨性阅读必须突破传统教学的模式,起点既非教师主导的教,也非学生对现有知识的学。那是什么呢? 以《卧底机器人》为例,思辨性阅读教学的合理流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教师不应使用猜测策略,将一个或多个猜测式命题提前嵌入孩子的意识。这是因为,当孩子的意识聚焦于猜测式命题的对错时,就难以彻底打开自己的生命体验去直接遭遇由作者生命体验构成的文本和思想。其次,不应使用任何视频资源去“导读”,因为文字对于孩子的思维发展具有开放的建构意义,而视频却会封闭想象力。再次,以整本书为载体的思辨性阅读课程,应该以翻转课堂形式打通课堂内外,要求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全按自己的体验读完一本书后,再回到课堂进行交流研讨。 翻转课堂是针对“老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学模式而言的,但这里所谓的“传统”既不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教育传统,也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教育传统。《论语》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理念,《礼记》中则把教学比喻成叩钟,并有“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洞见。近年来教育改革提倡的翻转课堂所针对的传统,特指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兴起以后对规模教育实施准军事化组织且以教为中心的班级教学制。显然,翻转课堂不过是要回归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育,通过反对一个传统而回归另一个传统,致力于把颠倒的教育世界再颠倒过来。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要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专属于人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就必须在思辨性阅读教学中将孩子遭遇文本后的原始体验放到首位。孩子阅读的原始体验是因人而异的,有些孩子更好奇《卧底机器人》中的科技构想,有些孩子困惑于文本中的伦理话题,还有些孩子恐惧人工智能对人的主宰。正是这些原始体验使人的智能本质上有别于人工智能。因此,将孩子们的不同原始体验视为最重要的教学资产,并勇于以交流的不确定性为媒介去实现教学相长和思想启发,才是思辨性阅读教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孩子在读完《卧底机器人》之后,应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原始体验去初步形成整体理解,自主勾选最有意义的段落或观点,并提出不外于自己成长的现实中的或想象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教师只需稍加启发,就可以从孩子的原始体验和内在意识中生长出如下问题: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不同于机器的人性?如何理解社会礼仪和社会交往规则的多样性和矛盾性?什么情况下,道德意识是假的,什么情况下,必须遵守道德?机器人的自我与人的自我有何不同?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有捍卫人格独特性的权利吗?科学技术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万能密钥吗?当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候,为什么人不能越来越像机器? 毫无疑问,有一些更大的教育问题仅凭“新课标”的良好愿望是无法解决的。例如,思辨性阅读教学即使能够同时提升师生的思维素养,如果人才评价和考试方式还停留在机械静态的知识层面,学校实施教育教学改革的现实动力就会受到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原始体验和意识流动就不会受到真正的尊重。 再例如,如果拘泥于教材权威,要先把教材中的每篇文章都“讲透”,以整本书为载体的思辨性阅读教学就会变成没有课时来支撑的可有可无的点缀。何况,有理由认为,早于“新课标”的部编教材并没有促进学生思辨能力的系统化思考,致使教材中具有思辨性内涵的课文比例过低。因此,教材权威与教育目的之间就可能发生抵触。这时,是应该牺牲教育目的而迁就教材和教学惯性呢,还是应该视教材和教学为手段而勇敢调整教学内容、形式和方法?从思辨性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与苏格拉底直面的游叙弗伦问题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不过是权威大于理性,还是理性大于权威的问题。 “新课标”提出来的以思辨性阅读和表达去促进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机器智能不可能遭遇的关键视野。按照目前通行的教学内容、方法和考评机制,未成年人很难有直面冲突、探讨冲突和表达冲突的机会。事实却是,在人工智能加持的自媒体时代,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未成年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冲突——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观念与观念的冲突、现实与现实的冲突、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些冲突相互交叠渗透之后,又会在意识或无意识层面沉淀为自我与自我的冲突。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非思辨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堵塞未成年人的思辨与表达,将他们捆绑于教育形式主义的各种未加反思的权威要求、僵化狭窄的价值观和教学考试的惯例上,会导致怎样的问题?令人担心的是,这些所谓的“教育”力量,会与由人工智能加持的倡导娱乐至死的反教育力量形成合谋,在潜移默化中将一代未成年人变成契柯夫式的空心化的“套中人”。从社会心理学的视野看,这正是青少年大面积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 这样看来,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简直不能理解成“新课标”的若干个任务群的其中一个任务群,仿佛这项工作只有局域性的意义。真实的情况是,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对于人的成长和塑造具有全域性的意义。只有在思辨性的阅读、反思与表达的过程中,人有别于机器智能的主体性才可能得到真正确定,才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呼应古人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加以提炼的教育智慧。毫无疑问,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其特殊的内涵。但是,只要人工智能还没有像科幻小说描写的那样主宰人类智能,只要人工智能及其社会和文明后果本身需要反思,以思辨性阅读和表达去促成未成年人理性能力的教学改革,就能跨越时空而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理性精神息息相通。 在他们的时代,要以理性去反思和批判旧的权威,包括神祇、政治和文化。在我们的时代,反思和批判旧的权威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但人类又面临着新的权威,那就是能满足人的各种快乐需求并将人封闭在信息茧房中的算法霸权。有理由认为,反思和批判一切新旧权威,并在这个过程中将人性发展牢牢奠基于理性权威之上,才是以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为突破口而推进的教育改革应走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