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出生于 1935 年，河南商丘人。1952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 年开始担任毛主席的机要员。

1968 年，那时全国高校受 “文革” 影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武斗” 等混乱局面，像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情况尤为突出。毛主席出于了解校园 “文革” 情况、平息高校混乱的目的，派遣谢静宜来到北大与清华。

她由此开始介入高校相关事务，后续担任了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在这期间，谢静宜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向毛主席汇报高校 “武斗” 等情况，她穿梭在校园中了解各方动态，将实际情况及时反馈给毛主席，为毛主席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客观上对限制高校 “武斗” 起到了一定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谢静宜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晋升。1970 年，她担任北京市市委常委，到了 1973 年，兼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并且在 1973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谢静宜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 年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从机要员到身兼数职的重要领导干部，谢静宜一步步进入到当时政治格局的重要位置，手中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在诸多事务上都有着重要的话语权，也参与到很多重大决策相关的环节之中。

然而，在不断升迁的过程中，谢静宜逐渐与江青等人走到了一起，陷入了错误的道路，做出了诸多伤害党和人民的错事。

比如在 1976 年 3 月 26 日，在江青的指示下，谢静宜与迟群带领周家悫等五人，恶意捏造事实，罗织罪名，诬陷邓公，使得邓公受到极大的迫害，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领导工作开展以及国家发展的进程。

在教育领域方面，1975 年下半年，她参与迫害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按照江青的指示，去搜集周荣鑫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整理成册后于1975 年 11 月 22 日送给江青，而这些材料随后被印刷了两万多册，最终导致周荣鑫被迫害致死，对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造成了极大破坏。

另外，在 1973 年 10 月到 1974 年 1 月期间，谢静宜还将清华大学的六十余名师生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毫无根据却执意对这些人进行批斗，使得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像党委副书记何东昌、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教师陈世猷等都遭受迫害，被无休止地批斗，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教学秩序以及师生们的正常生活，让很多无辜的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迟群于 1932 年出生在山东乳山，1949 年参军入伍，不久后入党。1953 年，他进入中央警卫团（也就是 “8341” 部队），在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后来担任副科长等职务，从事政治宣传相关工作，成为毛主席身边的一名普通警卫人员。

1966 年 “文革” 开始后，到 1968 年时，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武斗” 情况愈发严重。毛主席决定派出 “工宣队”“军宣队” 进驻校园控制局势。

迟群作为 “8341” 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被选中，来到清华大学，并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的重要职务。由于身份特殊，不久后他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诸多权力。

1970 年 7 月，新成立的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

1971 年下半年，他进一步晋升，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同时还是 “梁效”（清华和北大两所高校）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为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际掌控者，在校园内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迟群开始迷失在权力的漩涡中，做出了诸多不良行径。

1973 年 4 月，为了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找到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要求其 “揭发” 华罗庚 “盗窃” 成果问题，妄图通过污蔑学术大家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制造混乱。好在陈景润坚持实事求是，将此事告知了华罗庚的学生陈德泉，迟群的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

在政治方面，迟群一心想要继续向上攀爬，为此他投靠了 “四人帮”，成为他们的 “马前卒”，执行了很多错误乃至违法的指令。

1975 年，因为没有当选中央委员，而与同样在清华任职且当选中央委员的谢静宜矛盾公开化，二人多次吵骂，在教职员工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并且，迟群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诸多阻挠和攻击，干扰正常工作的开展。

他紧跟 “四人帮” 的步伐，参与对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迫害，收集所谓的 “黑材料”，致使周荣鑫在 “批判会” 上病发，又因送医不及时而去世，严重破坏了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也给众多干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迟群与谢静宜和 “四人帮” 关系紧密，在 “四人帮” 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活动中，充当其党羽，站在了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政治立场上，对当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在那个特殊时期，“四人帮” 妄图把国家的发展方向引向歧途，迟群和谢静宜紧密配合他们的行动。比如，他们在诸多场合宣扬 “四人帮” 那一套错误的思想和论调，企图扰乱正常的政治思想秩序，让很多工作都无法按照正确的路线开展下去。

而且，面对 “四人帮” 对一些正义的领导干部的污蔑和攻击，迟群和谢静宜不仅没有站出来反对，反而助纣为虐，参与其中，使得当时的政治环境愈发恶劣，正常的党和国家工作推进面临重重阻碍，严重威胁到了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根基。

迟群和谢静宜凭借手中权力，肆意迫害众多干部与群众，制造冤假错案，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社会秩序，引起公愤，这种行为是 1976 年被审查的重要导火索。

谢静宜在 1973 年 10 月到 1974 年 1 月期间，将清华大学的六十余名师生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毫无根据却执意对这些人进行批斗，使得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像党委副书记何东昌、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教师陈世猷等都遭受迫害，被无休止地批斗，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教学秩序以及师生们的正常生活，让很多无辜的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迟群也同样恶劣，他执行 “四人帮” 的指令，对一些秉持正确理念、努力为教育等事业做贡献的干部进行迫害。

在 1975 年下半年，他和谢静宜参与迫害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按照江青的指示，去搜集周荣鑫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整理成册后送给江青，最终导致周荣鑫被迫害致死，这一行为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愤怒，众多人对他们这种肆意妄为、草芥人命的做法极为不满，也让他们愈发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在教育、宣传等诸多重要工作方面，迟群和谢静宜进行干扰破坏，阻碍如教育整顿等积极工作推进，与当时党和国家想要稳定发展、拨乱反正的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审查处理。

在教育领域，迟群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1973 年 4 月，找到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要求其 “揭发” 华罗庚 “盗窃” 成果问题，妄图通过污蔑学术大家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制造混乱，干扰正常的学术发展和教育秩序。

而谢静宜也在教育相关事务上不断搞破坏，在 1975 年，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筹备《中国青年》杂志复刊时，她横加干涉，要求写社论批评邓小平同志以达到她阻碍教育整顿等工作的目的，全然不顾当时教育界对整顿工作的迫切需求以及邓小平同志对教育界积极改革所带来的良好成效。

迟群还作为 “梁效” 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利用这个宣传阵地，按照 “四人帮” 的意图去发表很多歪曲事实、误导大众的内容，在思想宣传层面干扰正常的舆论引导，阻碍国家朝着正确方向拨乱反正，影响极为恶劣，所以对他们二人的审查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