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在政治上的活动有所增加。
1976年9月27日，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参加会见的还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这是1976年中央1号文件后叶剑英的引人注目的公开活动，它表明叶剑英对于军事事务的不可动摇的领导权，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
同一天，张春桥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
（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
（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
从张春桥的三点来看，政治针对性是很强的。当晚，张春桥与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在钓鱼台9号楼的住处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次日肖木回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中心的意思是要求上海准备紧急应变，要打仗。
9月2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华国锋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表面化和白热化了。
会议上要求对江青的工作要重新安排，江青原本有自己的工作，正常情况下不需要另行安排，而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
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
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会上还讨论了毛远新的工作问题，华国锋同意毛远新回辽宁，而江青、张春桥等坚持毛远新留下不动。陷入僵局的会议已进行到深夜，与会人员疲惫不堪。
叶剑英等起身退席后，江青又提出要留毛远新下来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这实际上就是直接向华国锋的地位挑战。
华国锋无路可退，于是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表示：
“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
他还强调，由于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的问题不能讨论：
“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也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
说完就宣布散会。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的又一次激烈的冲突，双方的阵营清楚，底牌尽出。这次会议能够作出的决定是国庆节活动的安排。
在此期间，“四人帮”曾提议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央领导分头到工厂与工人共同学习和座谈。
叶剑英被安排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叶剑英对此非常警惕，认为这是个阴谋，于是马上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更改计划。
后来北京市又要求叶剑英到工厂同工人见面，并说是张春桥的意见，叶剑英同样拒绝了。
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庆活动的决定是：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国庆座谈会。按照这个决定，9月30日晚19时，活动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出席了座谈会。
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极为简短。
华国锋的发言内容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
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人们注意到，华国锋的讲话不仅简短，而且比较低调，当时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极左的政治口号都没有出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迹象。
次日的报道。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报道中，华国锋和他代表党中央的讲话被放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华国锋讲话没有照片，报纸刊登的是政治局全体与会成员的照片，其中江青位置被摆在中央。
报道中还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毛泽东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加紧进行：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说要开除邓小平党籍，表示“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2日，王洪文要新华社记者给他照标准像。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讲修正主义的危险：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迟群催促“梁效”写作班子加紧整理一批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
10月4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布置给江青写效忠信；《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在此紧要关头，彻底解决“四人帮”的斗争准备也到了最后阶段。叶剑英与华国锋进入问题讨论的核心，这就是最后解决“四人帮”的方式。
华国锋曾经考虑过以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解决。
但9月29日的会议表明，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的方式不可能成功。而中央全会的方式也被否定。
因此，华国锋、叶剑英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开始见真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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