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附势是商人的本性，民族资本家虞洽卿也不例外，他不仅与劳工阶级打得火热，与朝廷官员也称兄道弟，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关系也是非常密切，大有脚踏多只船的架势，这是什么情况呢？
自从虞洽卿两次调停成功而名声在外，这一切都归功于他善于利用“短档朋友”的力量。也因为他出身草根，所以跟底层群众有天然的呼应，也就是后来我们经常提起的发动群众。
20世纪初的上海滩，从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来看，除了政客、文人及商人之外，劳工阶级以及底层社会人人数最为众多，而这个阶层的人情绪最容易被煽动，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也是被利用和倚重的最主要的力量。
当时上海底层主要有两大帮会势力。
一是黄金荣的青帮势力。黄金荣是虞洽卿的宁波同乡，此人从1892年起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最后升为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
他自立黄门，招募弟子过千人，操纵上海滩的鸦片、赌博等黑色生意，是名声最大的“流氓大亨”。
二是杜月笙。他出生于上海浦东，在十六铺水果行当学徒，后入青帮渐成老大。
他开赌场、运鸦片，笼络数千门徒，还以豪爽疏财出名，广结名流，连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角梅兰芳都与之私交甚笃。
而虞洽卿则是一个正经商人，他深谙在乱世之中，“枪杆子里面出真道理”。
于是，在倡议成立华商公议会之后，他顺势提出创办“华商体操会”，组成一个自卫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华商在租界的利益。此议经他奔走呼吁，竟也得通过。
“体操会”的成立让虞洽卿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使得他不但在商场和官场上平添了新的话语权，更让他在与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交际中，腰板又硬朗几分。
此三人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上去莺歌燕舞，实质上暗潮汹涌的上海滩各自控制着一股黑色的势力。
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人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从容行走于各色人等中，简直就是一条游走自如的“变色大龙”。
虞洽卿与朝廷诸多大臣关系密切，特别是跟皇亲爱新觉罗·载洙、南洋大臣端方私交甚笃，他曾为北洋新军采购军装时，狠狠赚了一笔。
1909年，他通过端方向清政府建议筹组“南洋劝业会”，以提倡实业。此会系官商合办性质，是中国第一次国货展览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次年在南京开幕。
劝业会分设农业、医药、教育、武备、机械和通航等分馆，还专门为外国物品设了三个参考馆，会期三个月，观摩人数达20万之众，各地机巧商品让国人大开眼界，可谓盛况空前。
筹办人虞洽卿因此得到朝廷的褒奖，端方甚至保荐他出任正三品的劝业道。
不过虞洽卿又同时跟革命党人走动十分频繁，尤其是与上海同盟会首领陈其美称兄道弟。
便是在这时，他结识了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志清。蒋志清比虞洽卿小20岁，因为是宁波同乡，所以很是能谈到一起。
此人日后更名蒋中正，字介石。
虞洽卿在1905年前后的种种活动，泄露了两个“线头”：
其一，企业家阶层日渐以自觉的姿态，成为新市民社会的主流，在执政机构疲软消极的情形下，他们部分地担负了行政主管的责任；
其二，他们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在立宪与革命之间摇摆。在这一阶段，企业家集团的参政意识已经普遍苏醒，甚至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
郑观应便认为：
“欧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
早在1904年，上海的《商务报》上便刊文公开宣言：
“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
商人势力的积聚，则与商会组织的兴起密切相关，这一特征在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大城市表现得最为显著。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企业家阶层是保守而反对动荡的，非万不得已，他们是绝不会选择革命的。这从他们与革命党人的交往便可见一斑。
这可能就是资本力量控制国家经济的前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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