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抓捕四人帮成员后，其上海的余党如何解决呢？
一
四人帮上海的势力
01舆论工具.
他们掌控了上海的媒体和宣传渠道，通过这些平台大力宣传极 “左” 思想，为其反革命活动制造舆论氛围，将上海打造成他们的舆论阵地，对民众进行思想误导和洗脑，以获取支持和掩盖其真实目的。
02庞大帮派体系.
在上海建立了以他们为核心的庞大帮派组织，成员遍布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和权力网络，通过这种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传达指令、调配资源和实施各种阴谋活动。
03武装民兵组织.
私自组建和控制了大量的武装民兵队伍，妄图以此作为其发动武装叛乱、夺取政权的重要力量。这些民兵组织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并且进行了相应的军事训练，对上海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
双方博弈
1976年10月7日，按华国锋与叶剑英的决策，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政委周纯麟到中央开会，实施调虎离山之计。
同时，命令驻守无锡、苏州一线的第六十军和东海舰队从水陆两面扼制上海，严防暴乱。
马天水得到通知后，打电话与张春桥联系，又与王洪文和姚文元联系，均找不到。
他觉得情况有异，即向徐景贤、王秀珍通报。多方联系，才打通了人民日报社鲁瑛的电话。
鲁瑛言语支吾，更使马天水感到反常。他决定到北京搞清情况后立即电话通知上海。
10月8日，徐景贤等探知“四人帮”被抓的情况。当晚，徐景贤、王秀珍和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和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何秀文、廖祖康、肖木等在市委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
朱永嘉提议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他说：
徐景贤写下命令：
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
当日深夜，王秀珍又带着徐景贤的手令，与冯国柱、廖祖康、李彬山、陈阿大等在市民兵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王秀珍宣布了两套指挥班子名单，批准了李彬山等策划的武装叛乱方案。
市民兵指挥部还召集了作战组、特种兵组、后勤组负责人会议，决定架设电台，拟订了通讯呼频和联络暗语，确定江南造船厂为基本指挥所，中国纺织机械厂为预备指挥所。
10月9日，市民兵指挥部召开10个区和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会议，以“战备”为名，紧急部署武装叛乱。
当天下午，市民兵指挥部宣布，调集民兵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上海的反革命叛乱一触即发。
在北京，马天水与周纯麟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议。
9日晚上，经周纯麟做工作，马天水配合了中央，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说“九位首长”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将徐景贤等稳住。
马天水还转达了中央的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
这个釜底抽薪的举措，使上海的帮派分子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这对于牵制上海的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央军委同时通知上海警10月10日，徐景贤和王秀珍到达北京，马天水、周纯麟遵照中央指示传达了中央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10月11日，政治局成员接见了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和王秀珍。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组织力量面前，上海市的“四人帮”帮派成员不得不表示服从，并表示回去做工作。
10月12日晚上，已经获知“四人帮”被粉碎消息的上海“四人帮”帮派分子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陈阿大、朱永嘉、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等，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他们疯狂地叫嚷要大干、坚决干。
陈阿大提出，要用一条旧万吨轮在吴淞口沉船封航，拉钢锭堵塞机场跑道，要停水、停电、停产，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
朱永嘉写下“民气可用，决一死战”八个字。他们指定叶昌明拟定反革命标语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
最后决定积极作好干的准备，等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回来统一行动。
在江南造船厂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制定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捍一”“方二”方案。
“捍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控制首脑机关、报社、广播电台、桥梁、车站、码头、机场和交通要道；
确定指挥核心人员名单；
开设指挥所；兵力部署；重点支援地域和反空降；
口令、暗令、标记；弹药补给和武器修理；
加强社会面的控制等
“方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区设立三道控制圈；在上海和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点，为第一控制圈；市区设两道控制圈；规定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上海“四人帮”帮派分子的疯狂反扑，只不过是螳臂当车。
三
平息于无形之中
10月13日，马天水等回到上海，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
在会议上，有人哭叫，有人谩骂，有人乱闹，但是，“四人帮”的大势已去，余党们纷纷作鸟兽散。
上海的武装叛乱阴谋被迅速瓦解。为进一步稳定上海局势，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到上海主持工作。
10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
决定迅速传达到上海的广大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阻止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企图，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国家。
更重要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政治行动，扫除了坚持和利用“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治力量，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结束“左”的错误的长期统治，奠定了重要的组织上的基础。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结束。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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