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展认知传播学中的人工智能新闻体：角色扮演、关系互在与叙事挑战

近代物理学实验描绘了电荷产生电流、电流和磁场始终共生的科学现象。其理论解释是 ：磁场是一个向量场，受磁力的影响有不同的强度和方向。作为磁力线的空间交集，磁场的散度为零，有北极和南极两个极点，并存在着自旋磁矩。处于磁场中的电荷，受磁矩的感应，其自我旋转受到极点的牵引，会指向这两个极点中的任意一个。认知域亦类似于这样一个存在向量，跟电动力学中的磁场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在认知科学的结构组成中，认知域是一个关键性的、无法绕过的概念，但认知域的内涵在不同学科的范式解读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如科学哲学中一些学者认为认知域是人们如何获取科学知识、如何区分真假科学群体、思想观念、提出问题乃至应用科学工具等的总称，这实际上囊括了人们获取科学知识的所有活动路径以及观念范式。④而认知语言学指称的认知域则等同于人们如何识解语义的思维框架，即兰盖克反复阐释的那种通过语言唤起人们头脑中的相互关联、高度范畴化的概念系统，这种系统的形成奠基于普遍性的社会经历以及特定化的个人感受。正是这种模式化的认知实践促进了人们通过语言来感知世界、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随之而来的意向性社会行为。认知心理学讨论的认知域集中关注人的心理活动、对外来信息的加工以及思维过程等相互之间的嵌入与关联，它是对曾经流行于世的行为主义心理范式进行否思和批判的一场划时代的学术革命，不仅奠定了认知心理学在认知科学大潮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直接促进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诞生。由这个意义出发，认知科学则可以题解为重点研究身体知觉、注意力、记忆、语言、思维、决策等意识活动，进而了解人类精神世界的多学科集合，这个集合包括了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等学术技术体系。⑤当然，这个对于人类认知系统的定义其实也不够完善，但至少描述了一般性判断认知域的通识性路径，即在目光向内的一种自变量视角下，突出人的经验性思维模式如何影响记忆、学习、语言以及行为，是应用具身认知理论对人类精神意识活动的探索检视。从解释内在主义者的立场看，则可以浓缩为以下内容 ：在我们试图了解某种事物或者世界的时候，所有的思考判断行为都内蕴于人脑的认识系统，发生在社会知识与已知现实、或者表征与被表征的世界之间的逻辑-语言-信念-态度等相关联的主观性知识领域。

随着人工智能新闻体的登场，人们发现，从简单的纸笔工具、语言符号、外在景观到更复杂的传播设备，都可以发挥辅助认知甚至加强认知的作用，即帮助人们唤起记忆、激活思考、加工信息或者形成决策，而且还可视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延伸，成为认知域中的组成构件。⑥这就极大地挑战了单纯的具身传播理论，显示出了人的心智开始游离肉体、向外爬梳的趋势。确实，计算机科技领域的学者已经发现了这种非人类认知域的存在。数字孪生体和网络空间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以及各种终端、交换机、传感器、储存设备、基站的数据生产与流通。计算机语言、程序和智能技术建立了完全不同于人脑的知识谱系，人类要做出判断和分析，必须要凭借这些机器控制的知识谱系。这就形成了一个与以往人类的兴趣、情感、理性、逻辑、文化结构等先在经验截然不同的新的非生物性认知域。学者安迪·克拉克和大卫·查莫斯据此提出了内外认知的对等性原则，重新发掘了人工智能新闻体等外在因素在人的认知生成中起到的功效，如 AI 大模型、电脑、手机等已经替代了记忆储存的功能，并认为，如果这些因素确实辅助了人类认知，那么这些因素应该被看成是人类认知体系的一部分。⑦也就是说，脑外因素和脑内因素在人类认知塑造中可能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列入的阵营也不能被无限扩大，即要避免把一切外在因素都视为认知辅助工具的误区。当然，这些标准仍然还在学界的反复争论中不断地被精确化和具体化。

人工智能新闻体的出现，把学科体系中的认知域问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和哲学认识论维度拓展到了数字空间和智能空间，发现大脑以及身体不再是唯一的心智承载平台，那些符合标准的外在因素，也可能成为人的“延伸大脑”，或者“外部心智”。人类有机体和外部实体在双向交互上相联系，创建了一个扩容的信息耦合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所有构件都发挥着积极的因果关系，并在彼此触发中指导人类的行为。大脑黑箱不再是神秘而不可知的，而有可能被超级智能技术装置变成可知、可探测甚至透明的观摩剧场。因而，作为意义生成装置和实践场合的认知域，就不仅内生于人类神经与运动器官，还囊括了智能技术和智能生成空间的各种机器设备及其间性关系。由此出发，延展认知传播学旨在统合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极端视点，把认知域的广角扩容与深度诠释作为现代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从而进一步拓宽物质性研究与非物质性探索的知识边界，迈向一个更加多元化、杂糅化、层级化、体系化的社会阈限。

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从笛卡尔、康德的先验式主体设想到黑格尔、海德格尔、斯宾诺莎，甚至马克思的经验辩证主体言说，人和人的身体在哲学中的不可或缺性一直被作为思想史的旗帜而居于二元对立体系的顶端。在他们的视野中，主体性是人特有的内在品质，动物是没有主体性的 ；主体性具有优先性和主导性，高出于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之上，比如逻各斯 ；主体性具有普遍性和通约性，起着规范的作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前提条件和内在根据。从精神主体到实践主体，从个人主体到群体主体或类型主体，对主体性的表述可能会有区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⑧承载着主体性的主体一般是指具有自我意图、独立意识和生存经验的生命体，它能够与外界互动并拥有真实的肉身。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主体性随着社会实践不断进化、不断完善，吸引了不少学者致力于探索这片形而上自在之域的精神秘境。当然，主体性在西方哲学史上也并非没有挑战者，尼采预言的“上帝已死”举起了摧毁主体性合法化存在的思想大旗，后现代主义则沿着这一解构进路顺势助推主体的中介化和客体的主体化，胡塞尔、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加塔利等轮番上阵，掀起了一场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学术风暴。时至今日，体现在各学科知识中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理论互怼、话语攻讦，仍然难分轩轾。

传播学的发展轨迹大致沿袭了西方哲学的这个传统，早期传播学者拼凑出“子弹论”“注射论”等表征式话语，希望重新焕发本领域主体性的辉煌，却由于其肤浅的理解和脆弱的立论难以自圆其说，不得不放弃这种“皇帝新衣”式的框架铺设。威尔伯·施拉姆继之抛出传受双方二元划分的理论猜想，并赋予了接受者进行反馈的权利，计划在传播学体系确立主体性的信息生产与流通逻辑，但也遭遇到来自学界和业界的多方质疑与频繁挑战。与之相反的是，媒介环境学的开创者英尼斯、麦克卢汉则把视线从传播主体性上挪开，转向了更为代表社会变迁属性的媒介，指出媒介即为人体器官的延伸，广泛传播研究媒介就是研究人的主体性的论调。这一思想的诞生不仅打破了人本性必须始终在场的知识视角，拓展了物质性研究的广阔空间，而且引领了芝加哥学派的杜威、米德、帕克、凯瑞，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贝特森、瓦兹拉维克和哥伦比亚学派的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等学者的观念创新。传播的物质性研究一方面指出媒介作为社会生活背景的重要性，把构成媒介的物质、质料、技术如何限定具体传播实践和场景推向了前台；另一方面又重视对被遮蔽、被隐藏的媒介基础设施的剖析审问，⑨如电话、平板电脑、耳机、发射台、海底电缆等等。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逃离抑或疏远，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实体机械思维的复魅，物质性研究也不完全等同于物的研究和物的属性的研究，因为从社会性中割裂开来或者独立存在的物，在什么意义上是物，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物，仍然是值得追问的。而对物质属性的聚焦，实际上是忽略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对物质属性的内爆作用，当我们罗列、审视物质属性表面的一些简单事实后，会发现居于下面的还是人和实践。⑩因此，这样的有意识忽视是一种假象的逃逸、表征的疏远，主体性的面庞在媒介物质性的掩映之下仍然若隐若现，从来就没有被剥离过。

人工智能的加速赋能，为现代新闻传播活动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机器人写作与播报、智能广告、算法新闻、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新闻推送等等，开启了新闻传播实践新的篇章。从现实来看，智能机器作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积极主体，不仅促使信息生产流程全面再造，更有可能带来主体构成和主体认知的某些关键变化。⑪人工智能新闻体受到的重视，是否改变了以往新闻事业把所有技术都当成使用工具的格局样态，学界意见不一、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工智能新闻体对新闻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尚未构成决定性影响，只是起到一定的辅助性作用，并没有完全替代人类进行思考和做出判断。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新闻体的广泛应用与技术添魅，显著增强了人的主体性，大大提升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创造性和精密性。在延展认知传播学的视角下，与人类作为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相比，人工智能新闻体目前并不具有自主意识、道德选择和情感波动，但其在底层设计核心逻辑上对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特别是新闻机器人自主进行素材挖掘、文本写作、定向推送等资讯生产全流程的角色确立，以及分析海量信息、完成事实核查的超人类计算能力，则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作为附属于人类精神活动实用工具的客体意义，建构了一种与人类主体协同掌控信息生产与流通的共享合作范型。

把人工智能新闻体当作生产主体，并不意味着它就具有了与人类同等的主体性。目前机器主体不具备生物体自我觉知能力，欠缺道德意识和伦理规制，没有履行义务与承担责任的能力，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等诸多困境。因此，人工智能新闻体作为法律主体和伦理主体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可以尝试标示其为一种有限人格，如制定相关机器人著作权保护条例等等，⑫留待新一轮信息革命对社会进行推动和改变之后，再逐渐拓宽其法律主体空间。本文大致同意以下观点 ：人工智能新闻体作为共同行为主体，已经表现出一种拟主体性，即“当下人工智能体所呈现的‘主体性’是对人功能性的模仿，而非基于有意识的能动性、自主意识与自由意志，因此可以命名为拟主体性”。⑬但这种拟主体性的缺陷在于仅仅把人工智能新闻体视为一种意向性中介，这似乎还未能反映出其在当代新闻生产与流通中的应有地位。相比之下，荷兰学者维贝克提出的混合意向性和复合意向性内涵好像更能够解释清楚这种多元主体化趋势带来的伦理性问题。“混合意向性”指人类主体与机器主体相互融合而形成全新的意向模式，“复合意向性”承认了机器意向的独立性、对人类意向的补充性，通过与人类意向的叠加总合，共同对客观世界产生积极的施动作用。⑭这种综合性权衡的好处是，既承认传播技术的蝶变促成了部分心智的外溢，把人类主体和机器主体放在了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又擘画了机器意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为人类意向性提供强力支持的主-客-拟主的动态转化过程。

安全化是当今国际关系学界最有活力、最具挑战的一个理论体系，从结构性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从美国安全学派到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巴黎学派，奥利·维夫、约翰·奥斯丁、杰奎尔·德里达、卡尔·施密特和肯尼思·沃尔兹等著名学者在争论中不断推出新的观点，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宽泛化安全议题进行了全面透彻、绵延持续的研究探索。其中，从主体间性出发解释安全化命题的哥本哈根学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认为，安全化实践造就（或曰建构）的是一个由安全行为主体、安全指涉对象、功能性施动者以及受动者等要素“共同编织的对某种威胁的集体反应和认知过程”。奥利·维夫和巴里·布赞进一步解释说，“安全化过程，即特定行为体适应其他行为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正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⑮这种互动就是言语行为方式的彼此激发，言语行为是安全的核心，即一种对“威胁的话语建构”，其主要推演思路是把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从客观知识到主观意向，再到主体间关系，递进归结为一种认知安全。

近几年来，各国对脑科学研究的关注力度空前加大，作为了解自然界现象和人类本身的“最终疆域”，脑科学已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前沿科学之一。有不少学者甚至把研究大脑的神经科学称为“人类文明最后的前沿”，它不仅关乎人类福祉，关乎未来世界生产力的飞跃，更有望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体系层级。这标志着除了海陆空天之外，大国对脑边疆的争夺已经吹响了号角，而且这种博弈越来越白热化，突变成为了自上世纪 80 年代美苏太空竞赛以来，各大国不惜血本竞相投入、激烈竞争的一个关键领域。

以具身化为特征的认知传播学据此提出要高度重视国家认知空间的安全，即强调国民意志、信念、思维、心理等精神因素序列的安全，已经成为当下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风险，同时要高度防范怀有敌意的外来信息、符号、思想、价值影响民众的心智，进而威胁国家治理和社会结构。有学者认为，国家认知空间离散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主观世界中，由全社会无数个体的认知空间叠加而成，⑯明确指出了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由每个国民的个体认知安全组成。也就是说，每个国民的认知空间安全都关涉到整体国家安全。因而，确保每位国民的认知安全才是确保整体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唯一路径。在这个思路指引下，国家认知空间安全体系确立的四大维度就是——主流价值观安全、历史记忆安全、话语安全和符号安全。⑰主流价值观安全是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核心，由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舆论安全三个部分组成。历史记忆安全是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基础。这首先是深刻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共同体意识。其次就是固化英雄记忆，进而产生对民族、国家的依恋感、责任感与使命感。话语安全是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外在保障。国家话语能力对于抵消敌对国家对本国加以污蔑、扭曲和施以恶名的他者话语以及维护国家形象至关重要。这包括代表国家战略意志的首脑话语、联合话语同盟的区域话语、在国际社会提出议程的制度话语、显示语言锐实力的媒体话语等。符号安全是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具象体现。国家形象就是本国与他国之间实力较量和符号竞争的结果，是本国与他国持续、长期的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彼此认知，是被对象国（国际社会）赋予的一种身份表达，反映了自我与他者的互为主体或主体间性。⑱这四个方面的认知安全都是围绕着人的大脑和心智而展开的，故此，在人类作为传播活动主角的总体框架下，认知空间的攻防也被形象地称为对“制脑权”的争夺，大脑黑箱和身体心智就成为了国与国之间密切关注的边疆地带。

脑边疆的提出，促进了陆疆、海疆、空疆等传统实体化国家边界划分的颠覆性抽象建模，掀起了一场安全化创新思潮，但人工智能新闻体的闪亮登场，其作为与人类传播者比肩的信息活动的共同主体，又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人类认知疆域的存在——云端。目前学界对人工智能新闻体的关注还大多集中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角色冲击、对新闻生产的改变、传播的工具性收益、新闻伦理等方面，尚未意识到其代表的云端技术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建设性思考。美国学者本杰明·布拉顿提出，由平台、场景、算法、数据等技术关系交织的数字云端当下成为了一个新的主权空间，据此他发明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主权概念“领云”（Cloud sovereignty），他认为云端和领土、领海、领空一样，都是国家主权的合法圈定对象。“堆栈通过占据空间来形成空间，它凭借抽象化数据、吸收数据，并使之虚拟化来达到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可能在根本上塑造了一个领云的国度，如果行星尺度的计算空间是一片新的自由土地，那么这块新土地同样具有领土、领海、领空的意义，同样是有形和短暂的空间。”⑲人工智能新闻体由虚拟场景、海量数据与相关设备构成，其辐射面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展，它在“领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领云”的管辖权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与叠加建构这个云端系统的基层协议、算法算力密切相关。如美国技术团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发出的 TCP/IP 和 OSI 传输控制和网间协议，规定了远程登录、文件传输、邮件发送与接收、简单网络治理、开放式系统互联等基础网络行为，迄今为止仍然是全球互联网使用的核心前提。谁设计并掌握了这些权力框架，谁就能超越现代国家的疆域界限，享有异常庞大和占据主动的网络主权。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美国的云边疆已经蔓延到了很多国家的实体疆域之内，通过建构云端的虚拟场景、改变计算过程和干涉信息筛选，进而影响国际公众的认知机制，这对于完全受制于这些基础协议的民族国家安全已经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的出现消弭了人脑认知领域和云端认知领域的界限，在新闻从业人员与人工智能新闻体之间搭建了一条信息通道，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对人脑神经活动进行解码，并输出相应的指令，操纵外部装置实现与传播者主观意愿一致的行为，构建一个交互式的闭环系统。在不久的将来，新闻从业人员可能通过脑机接口操纵人工智能新闻体完成新闻生产的各项流程，实现在危险场合的采访、观察，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筛选，迅速形成内容丰富的新闻产品。但这也隐藏着潜在的风险。一是隐私泄露的可能。如果我们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都被机器设备掌握，那就意味着人脑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类的安全可能面临智能创造物是否反噬创造者的巨大挑战。二是网络安全问题。一旦大脑接入了互联网，哪怕是私人局域网，也就存在着被黑客入侵的巨大风险。这种入侵行为与盗取银行账户、窃取机密资料相比，其在法制、伦理和国家安全上的严重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它意味着生物体的人被异化、被控制和自我意识的丧失。因此，不少学者多次呼吁，对脑机接口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严格的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证参与者的人身安全。有鉴于此，我国发布了《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明确了脑机接口研究的六项基本原则 ：保障健康、提升福祉，尊重被试、适度应用，坚持公正、保障公平，风险管控、保障安全，信息公开、知情保障，支持创新、严格规范。要求脑机接口研究与运用必须符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准则，以及科学共同体达成的专业共识和技术规范。

由此观之，在人工智能新闻体引发下，未来国家安全阈限已经呈现出从“制脑权”到“制云权”的突破，谁取得了云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控制权，谁就可能左右未来人类的命运。因而，以人工智能新闻体为平台，加强云端自主知识、技术体系的建设，着力维护、巩固并确保云端设备和网络节点安全，是当下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转向。

西方传播学延续至今的一个沉疴是从发端就确立了一条媒介离身演进的极端化主线，从传递观到仪式观，媒介革新促进了社会组织从低阶到高阶的变化，但人类的交流方式与效果并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发生多大的改变，亦即彼得斯认为的那样，媒介的发展好像就是为了让人的思想更好地离身。⑳作为话语实践主体的人在媒介学的广袤视野中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一般性对象，人工智能机器的新闻生产流程显然也不能用基于语言-符号-意义的人类具身性原理来解释，而应该自有其独立、离身的工作机制。认知传播学的发凡，沿袭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进路，认为人的意识、智能仅产生于人体内部，因为只有肉身精密的器官和复杂的运动神经才能感知外界事物，并完成对于信息的认知加工，这就使具身性重新回到了传播过程及其诸要素之中。但矫枉不能过正，近几年具身性概念在传播研究中的滥用日渐增多，尤其是在人-机关系这个时代命题中也有不少论文以旧瓶装新酒的手段套入了形形色色的具身性内涵。如有学者指出，当下的人-机关系都体现了一种具身性，即人与机器作为传播主体，均以在场的方式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加工。这实际上是参照人的感知和行为模式想象化设定了机器判断和行为的工作路线，但却忽略了机器本身的异人化和独立性。与具身性的无处不在相左的是，不少学者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后人类想象将使信息不断走向离身，极端者如凯瑟琳·海勒坚称，将心智从身体中分离是后人类研究的关键性特征。延展认知传播学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人的部分智能借助机器设备的体外释放，它也许具有解释、解决预设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及记忆和学习的能力，但并不代表它已经拥有意识主体性，也不可能产生类人意识。这其实是符合意识仅存在于人的身体这一哲学逻辑的。延展认知传播学承认机器人、数字人、虚拟人、赛博格人等多种多样人替在现实新闻传播活动中存在的可能性和合法性，但不认为这些后人类形态已经蕴含了肉身意识的具身性。它们只是一种伴随身体部分智能溢出体外的认知工具，或者肉身的某种影像投射，可以将其视为行为主体或数字孪生体，但它们没有生物主体性，当然也就更不能形成人的精神活动等上层建筑范畴。

从传播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认知传播学是对技术主义离身传播的纠偏，即在倚重于媒体技术的环境中呼唤人的主体性的回归。但离身传播也并非一无是处，正是着眼于身体之外，媒介的阶段更替与进步繁荣才成为了现实，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史，媒介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离身传播史。媒介在脱离开人的身体的束缚后，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呈现出深厚的潜力和优势，以至于深度媒介化浪潮席卷了一切人的活动领域，并对社会阶层结构施加了深刻影响，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组织体系的基因突变。深度媒介化改变了数字文明时代人类群聚过程的核心参量——即群聚的要素、过程、结构、模式等都将发生颠覆式的变化。而这种“基因突变”则将经过复制，从微观的群体到宏观的社会，传统的圈层结构将进行重组，其组织特性将体现为数字社会的核心表征和全新样态。这也印证了麦克卢汉那富有远见的预言——全人类将在电子媒介的塑造下完成重新的联结，“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纠缠的世界……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传媒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可以看出，人类文明史上媒介始终外在于人的身体野蛮生长，并在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悬置于人和环境之间的桥梁属性十分明显。

人工智能新闻体的出现，实际上遵循着离身认知或者计算主义这一探索世界的技术进路，即日新月异的机器智能已经可以模仿甚至比肩人类智能在媒体组织中的角色和作用。2023 年两会期间，央视频以财经评论员王冠为原型推出了数字孪生主播 AI 王冠，与播音员王冠同台主持《“冠”察两会》节目。这是我国第一次用配置人工声音、人工表情的超仿真数字孪生体播报新闻，这种新颖的新闻生产和流通方式应用了前沿的数字智能技术，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超现实的观看体验。AI 王冠具有超仿真、高智力、新身份的特点。超仿真是指制作团队运用了最先进的声音合成和视频采集技术，用几十套高精度扫描系统对真人王冠的皮肤纹路、衣服材质、头发光泽、面部细节都进行了细致采集，应用到 AI 影像上面其视觉冲击与真人相差无几，基本没有通常 AI 主播的那种僵硬感与违和感 ；高智力是指 AI 王冠具有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和超强的学习能力，与观众的互动游刃有余，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和进行定制化数据分析方面更是体现了专业化水准 ；新身份是指 AI 王冠和真人王冠在节目中可以做到彼此映衬、双向奔赴，提升了新闻报道的再情境化和强效果化，为观众提供了界面友好的沉浸式、陪伴式观影体验。唐·伊德把身体划分成两种 ：真实生活中的身体和虚拟技术的身体，真实的身体是拥有自我意识和自主行动的肉体，虚拟的身体则是被技术、文化、社会所建构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新闻体不过是生物体的化身，一种被折射或者被隐喻的身体符号。身体的虚拟化是身体外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技术的内化相反，从身体内部转向外部，它在本质上是对行动和意向的投射，将肉体所拥有的某些智识能力从中分离出来并释放出去。因而，人工智能新闻体是从真实的身体分离出去的，由技术、数据、光影、设备等组合而成的人的化身，这个化身抽离了肉身的部分认知功能（感知、记忆、储存、学习等），实现了身体的解域化。当然，这种解域化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单向的“离身”，而是在技术内化和身体外化的耦合中完成了真实身体和虚拟身体的连接与互动，就像真人王冠和 AI 王冠同台播送节目时的相互补足和共同强化一样。而在这种真身与化身的展示、交流与对话中，意识主体获得了更大的空间维度，催生了虚拟与现实部分的转化，智慧人类由此获得了维度更加广阔多元的生活世界。

在延展认知传播学的视野下，未来新闻传播活动可能构建一种具身、离身、化身智能共享型的言语行为谱系，这可以看成是在人机混合信息技术环境下表现出的一种身体新特性，或云一种指导未来媒体如何演进的新理念。这种“具离化”融合传播结合了虚拟视频技术和人机智能交互技术，以及物联网产业、生物芯片功能、脑神经科学等，进一步模糊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边界，为人-机-环境的共生互换创造了条件。“具离化”融合传播模式需要重新思考身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数据的体系流转与甄别、媒体场景的重组和再构、新闻产品与服务的升级换代、用户群体的实践与知觉、传播效果的控制与影响等问题，以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打造切合的流程模板，应对数字时代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新挑战。

人文叙事以贯通型理解讲述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是人类普遍性认知外部世界的知识手段，也是人之为人的必由路径。普莱斯说，“许多人没有两性关系，居无定所，也活了下来，但几乎没有人能在沉默中生存。”叙事服膺于语言的表意，也离不开媒介的赋能与扩散。人文学者在深入研究如何更好地表达和创作的过程中，一直在追求以更适合的方式使人类的叙事能够充分呈现、清楚展示和广泛交流。

人文叙事的光晕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性感染，这里面既有前人的教化传承，又有社会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再加上叙事者自身不断的学习增强。因此，在这个显像逻辑的规制下，具身思维建立了一种纵向性的知识图谱。在这个知识图谱的结构组成中，人的主导性角色十分突出，除了自身的天分以外，社会阶层对资源、话语权和关系的掌握控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整体精神思想体系的建设。在知识积淀、联想学习、场景催育、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具身思维对人文知识进行了分类化管理，并通过某些关联图式堆叠起不同的知识范畴，确定了知识的标准与内容的规范化，从而形成了个体层次分明、脉络清楚的思想版图。由这个思想版图延伸开来，叙事体系也随着主体性探索而逐渐发散和有序演进，叙事者与被叙者、叙事的基本构筑方式、时间与情节、实在世界与可能世界、叙事的不可靠、叙事的分层、主体的冲突等等，都呈现出人类精神意识纷繁多变的随机性和流动性特点。自主意识和外界因素犹如在这个叙事体系中流淌的两条河流，生动讲述着人类文明的历史与未来。

随着人类的部分智能被数据和技术设备引向体外，数字逻辑成为人工智能新闻体的叙事方式，这使得具身思维的渐进式、复杂化、立体型样态转向了外在数据分析与运算的快速化、扁平化、碎片化。人们不再需要通过亲身实践经验和大量的阅读、推论去得到一个相对固化的答案，而是在相应的数据库中对关键词进行搜索，就足以完成推论过程与得到结论。这就使得以往叙事活动中的内在思想性努力变成了对外在技术、设备的依附，具身思维转化成了离身思维，思考过程变得越来越简单，更快捷、更便利的数据获取和算法逻辑跨越了艰难的推理和漫长的学习积累。机器思维的碎片化和扁平化导致了人工智能叙事的多中心化，那些掌握大量人文知识的智者、哲学家的叙事权威被消解，链接成为了获取知识的重要方式，只要有无穷无尽的数据链接和算力加持，人工智能叙事就是在规模、速率和效果方面远超于人文叙事的神一样的存在，其在情节编排、人物设计、场景打造、气氛渲染等领域的部分出圈已经成为了现实。

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新闻体以智能机器人、虚拟人、仿真人等人替为硬件，以流动的数据、强大的算法为软件，但唯独缺乏生命体的温度和湿度，互联网成为了叙事主体干巴巴的电子神经，而不再是万千鲜润活泼的生命枝干。因而，在这种数字化和计算化的叙事活动中，“湿件”是处于不在场的状态。从技术的含义上看，“湿件”被用以指中枢神经系统和人类的大脑，而广义的“湿件”指向可能包括一粒种子、一根树枝、一个胚胎、一种生物病毒、DNA、免疫系统等等。人类的“湿件”必然产生情绪与感受，感受先于情绪，情绪不过是感受的外在表征而已。斯宾诺莎甚至认为情绪与感受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石，是人类叙事的主旋律，而逻辑与理性不过是叙事行为体的画外音。逼迫“湿件”退场的后人类叙事剔除了情绪与感受，它是冷冰冰的、数据堆砌的、逻辑规制的，一言以蔽之，是理性统领一切的。因而，支撑后人类叙事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现代技术被认为是理性形而上学的极致形式，具有一种典型的“理性傲慢”气质。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紧急状态叙事中理性的优越感。在自然灾害、瘟疫、战争这些非常规事件发生后，各种大数据技术的高效率广泛实施、智能设备与机器人的大量使用有效减少了人类自身的伤害与损失，但却客观造成了生物行为体的缺位，从而凸显了理性的自信与理性凌驾于人性之上。二是在学术知识叙事中理性的强势。现而今，作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深度渗透，体现在被学界广泛模仿和追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彰显了其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把控人类知识体系的表征。三是大数据和智能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效率，但科技执法的理性漠然与城市管理的和谐感、人性化能否并重的讨论仍然寻找不到准确的答案。如果任由这种“理性傲慢”在人体之外滋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正在对话语主体及其叙事方式进行隐形的侵蚀，并试图帮助本来作为方法论的数字和信息技术超越其工具性熵态，迈向一种新的本体性存在。

相伴延展认知传播学而来的后人类叙事是典型的快思考模式，它以知识的复制链接和海量信息的分析研判为标识性特点，使得以意识、想象、情感为圭臬的慢思考人文叙事面临了一种被觊觎的风险。显而易见，固守传统经典的人文叙事范式、拒斥立体丰富的技术叙事路线并非明智之举，处理好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机关系已成为学界与业界都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野中，马克思把机器技术界定为人类一般智力的对象化产物，既肯定了机器技术在解放生产力、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的巨大作用，又提出了防范机器的“能力全面化”、“技术政治化”和“设备资本化”，从而形成对人自体、人化的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的全面规制。这为直面人工智能时代重大机器技术问题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我们认为，将人本主义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原则，凸显人在机器进化、人机关系中的作用，这可能是人工智能时代积极重构人类叙事的一条可行之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人本主义的智能化叙事特征首先表现为制作者、用户与计算机共同构成交互的集合型模式。制作者包括创意策划人员、美术设计人员、交互式设计人员、音效设计人员、视觉设计人员、符号设计人员、开发人员、测试人员等等，一部完整的人工智能叙事作品不仅需要在故事内容上引人入胜，同时也应在视觉、听觉、交互动作等具身感官体验上让用户获得系统性的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依托于创作团队的精细分工与紧密配合。因而，这必须突出创新性、协作性、统筹性等人类智慧在叙事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角色。用户在机器叙事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主体性作用，用户的每一次介入，不管是观看抑或是动作，都在潜移默化中书写着叙事意义。人工智能叙事作品只有经过用户的注视、观看、体验，并在与用户的互动交流中才能呈现出其真实价值和审美内涵，获得在世的存在感，否则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抑或下沉为制作者自我欣赏的展览物。人工智能新闻体践行创作者的主观意志和相应的顶层规则，将创作者的思维内化于程序之中，成为拥有部分叙事控制权的行为主体。在叙事进程中，机器本身并不生成自主创造的智能结果，而是依据创造者植入的意识自动编制行动程序，借助前沿尖端的技术能力来达到人类不能达到的叙事境界。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国庆 70周年庆典报道中采用了机器自动编辑生成技术，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的300 条以上的短视频，一部分是由 AI 剪辑师来完成的，而这个 AI 剪辑师是在“人工训练”下成长起来的。首先 AI 剪辑师要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让它熟悉画面，了解节目框架和编辑思路，充分与导演团队“磨合”，最后实现了91个机位的画面可以被 AI 剪辑师快速地抓取与选择，并精准高效地成片。在现实应用中，人工智能新闻体已经可以凭借强大的算力学习人类的经典叙事，在创造者的框架设计下生成智能内容，并掌控叙事的发展，以及推演后续的故事情节，形成叙事闭环。机器叙事也可以通过智能匹配系统收集用户的行为反馈，调整自适应和拟真化互动状态，增强用户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从而突破了传统人文叙事的单向度风格。

因而，本文认为，后人类叙事可能对人文叙事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人工智能新闻体也能在其中扮演积极、正面的角色，这一切都有赖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机器、社会的关系，并始终把人本主义理念内嵌于核心和关键的位置。

具身认知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却把心智禁锢于人的肉体之内；延展认知揭示了人类部分心智（感知、记忆、储存、分析、习得等）借助数字技术和算法系统外溢出人体的可能，提出了人工智能新闻体离身传播的合理性问题，明确了机器判断和行为的独立性，但仍然坚持了人体意识的主体性导引作用。

对于人类和智能机器的关系，目前学界的看法呈现出两极分化 ：要么是悲观的，即认为智能机器总有一天会在相当领域取代人类，因为机器没有情感，不受干扰，拥有超强的数据分析和计算能力，而且可以不眠不休，一直维持工作状态而不致消极倦怠 ；要么是乐观的，把智能机器看成是善意的伴侣，不会背叛和反噬制造者，始终忠心耿耿服务于人类，为人类造福。这两种论调其实都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智能机器虽然拥有一定的学习技能和远超于人类的储存与计算空间，但现在还不具有精神活动能力，缺乏自主意识，也达不到人类思维和行为的那种精密程度，在一些重要的社会领域还无法取代人类。乐观论亦不足取。目前，智能机器已经给人类社会的认知底线带来了不少挑战，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民族的总体安全，必须要给 AI 设定相应的道德边界，预埋不得反对人类的核心程序，并加强对云端基础设备和技术的研发与保护，防范敌对国家的技术垄断和黑客侵入。

延展认知传播学始终强调了一种方法视角的融合性，这包括认知域的内外勾连、主体性和拟主体性的联结与并置、具身和离身的映衬呼应、脑边疆和云边疆的安全共在、机器叙事和人文叙事的相向而行等等。

延展认知传播学是对认知传播学的进一步深化阐释和数据化智能化升级版本，其主要理路是承认人体智能的体外存活性，关注新闻从业人员与人工智能新闻体的融合传播模式，并呼吁建立一种适度和安全的人机关系，既不放任“理性傲慢”的恶性膨胀，也不偏执于人类智慧的不可超越。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络，编织你们。”北京大学胡泳教授在《人人时代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这本书的译者序中，用激情反衬理性，引用了王蒙先生《青春万岁》的序诗来说明互联网在唤起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温情与关怀中的作用。套用这组诗句的既定格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编织人类文明长卷的不仅仅是感性世界的“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而是广袤灵明的心性和无限增长的技术，它们也不是你进我退或博弈竞争的关系，呈现出来的是人的智慧与机器智能的伴生、湿件和软件的弥合、精神及物质的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