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琪：百折不回，探索生命的奥秘——忆著名细胞生物学家、家兄王亚辉
文摘
文化
2024-11-15 06:00
四川
《蜀光人物》 第一集
建校八十周年
暨张伯苓接办蜀光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蜀光中学校 蜀光中学自贡校友会 编
王亚辉1929年12月出生在四川自贡的一个盐业世家。他是我的二哥,在我们兄弟姐妹手足六人中排行第三。受家庭旧学渊源的熏陶和蜀光中学“公”“能”校训的培育,亚辉少怀科学报国之志,自幼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大学、研究生学习阶段,更是刻苦钻研,学风严谨,备受业师庄孝惠和朱洗、曹天钦等著名科学家的指导和称赞。经十余年面壁式的潜心研究,终于厚积薄发,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免疫学领域达到很高的造诣,先后取得《胚胎诱导与分化的研究》、《天花粉引产原理研究》两项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长期参与并主持国家生物学科科学长远发展规划，在细胞生物学及生命科学发展的战略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得到中科院领导的高度评价,享誉国内外生物学界。国家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和学术重任，曾任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科院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等职务。我和亚辉一母同胞,中学、大学同校学习,毕业后同在中科院上海分院作生物科学方面的专业研究工作。我一生受他的影响很大,我正是步其后尘,考入北大生物系,毕业后亦追随他,要求分配到中科院上海分院。他始终是我学习和工作上的榜样。亚辉的突然去世,使我深感断臂截肢一样的伤痛。他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博闻强记,天赋过人;他治学严谨、勤奋努力、乐于助人,品德高尚;他精力旺盛、淡定从容、耿直不阿,可敬可亲。他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追抚往事,历历如昨。值此蜀光校庆征文《蜀光人物》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兄长的追思和深沉怀念。在自贡盐都,王家以儒商名世。祖父王和甫旧学功底深厚,是当地盐业巨子，一贯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父亲王少苏更是闻名乡里的儒雅商人,写得一手遒劲秀丽的行楷。家中藏书盈屋,居室厅堂挂满楹联、字画。亚辉正是在这样的书香环境中,受到严格的家教,自幼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和清白正直的品格。他天资聪颖,善思考,好钻研,广泛涉猎中外科学文化读物。家中的长辈们空闲时都爱在堂屋里听他讲各种故事,少时的亚辉赢得了阖家上下的喜爱。母校蜀光给予他良好正规的中学教育。他自1941年进入蜀光中学后,对学习要求甚高,门门功课非获高分不可。他喜爱体育运动,蜀光篮球场、足球场上经常可见他的身影。他尤爱游泳和武术,时常对着堂屋里的大玻璃镜舞枪弄剑,从而练就了他一副健壮的体魄。解放前的蜀光中学,除了有很强的自然科学师资队伍外,还聚集了一批进步教师。通过和地下党员何光耀的交往,他接触到一些进步的哲学和文史书籍,由此培养了他对理论书籍的爱好,这使他终身受益。他后来撰写科学论文高屋建瓴而富有理论色彩,以及后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以应对今后人生必将面临的挑战和挫折,都与此不无关系。感谢蜀光,为这位行将出川,融入时代大潮的少年,准备了他必需的一切!是的,我们一家人都要感谢蜀光,我大哥蜀龙,大姐刘苏(王美瑜)、姐夫黄楠森,弟弟乃粒、弟妹刘泽滨,小弟抗生都曾受益于我们深深眷念的蜀光母校。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征召高中毕业生到青年军受军训。这与他立志献身科学的夙愿相悖,正在蜀光高中二年级学习的亚辉,便提前考入四川大学生物系。在四川大学读完一年级后,他向往有着更开阔的视野、更优秀的师资的学校,决心转学去北平读书。可是这时姐姐王美瑜刚从北京大学化名刘苏投身革命去了解放区,人已不在北平,加之当时北平局势动荡不安,父母实在不放心年龄仅16岁的亚辉只身远离家乡求学。无奈之下,亚辉只好重回蜀光中学续读高中。毕业时,亚辉成绩优异,学校保送他免试升入南开大学。与此同时,燕京大学提前在蜀光中学招生,他也被录取。但他到北平后却另外投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预备学系。1948年秋,他成为北大“医预系”的学生。当时,医预系主任庄孝惠教授同时兼任着动物系的主任,亚辉对庄教授所擅长的试验胚胎学特别感兴趣,尤其景仰庄教授的学术成就,因而转到动物系学习。1952年亚辉从北大动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上海生物研究所庄孝惠实验室工作,从此他与实验胚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亚辉立志献身科学的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1956年国家在中科院试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亚辉考取了本所发生生理专业的研究生。生物学是实验学科,不仅要有理论分析,还要有实验确证。在研究生学习阶段,通过千百次的实验,他打下了扎实的实验功底。他做实验全神贯注,心灵手巧,动作准确。要做好一次蝶螈胚胎分化过程的切片,往往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常常废寝忘食。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在实验室中度过,有多少个节假日放弃休息,谁也说不清。我每次走过他的实验室,透过绿荫丛中的窗户,总能看到他穿着白大褂专心致志工作的身影。春节、国庆等长假期间,我给他打电话说要去看他，他往往说:“不要来,我要利用这几天写点东西,平时没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导师庄孝惠指导下,他的实验发现“在胚胎期被切除神经板的无神经蝶螈幼虫的前肢,经切断后可以再生”。这一结果与过去文献中认定的成体蝾螈肢体再生必须依赖神经的学说不符,因而引起他的注意。经进一步深入研究后,他在“无神经蝾螈前肢再生形态和组织学研究”论文中,从神经在发育和进化中作用演变的角度,对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作出了科学解释,并进而推论肢体再生对脑垂体的依赖,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情况。这一推断后来为其他学者所证实。这篇论文被选入《上海市科技论文选》,并获得二等奖。1962年他研究生毕业后,被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自1924年施佩曼发现“组织者"现象以来,诱导物质的探索就成了各国试验胚胎学家和生化学家(包括英国专家李约瑟)多年研究而悬而未决的难题。庄孝惠先生在德国也是以研究胚胎诱导作用而著名的。在庄先生的支持下,亚辉转而研究这一世界性难题,他在中胚层诱导物质的纯化和性质研究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他从哺乳类动物的肝脏中初步纯化了一种中胚层诱导物质,同时发现中胚层诱导出神经系统从前到后不同区域的构造。这些发现在当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工作后来荣获了“国家科学大会奖”,亚辉也由此被同事们誉为中科院上海分院“四大才子”之一。可惜正当他春风得意,意欲展翅高翔的时候,命运收回了对他的青睐。1964年,阶级斗争的法螺频吹,“左”倾思潮迭起,他的科学工作被迫中断,他的种种厄运也接踵而至。同所有正直知识分子命运一样,在“十年浩劫”中,亚辉自幼养成的宁折不弯的刚毅秉性,为时局所不容。作为“修正主义苗子”,亚辉多次遭到大小会的批斗，被下放农场劳动,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副研究员资格被取消,工资降至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在“文革”高潮时,有关他连同我们老家的大字报,以章回小说连载的形式,张贴在上海分院320号大街的墙壁上,从此亚辉被打入另册。最可痛心的是他的爱女薇薇在此期间因病致残。他夫妇下放劳动期间,将满一岁的薇薇托付给邻居老妈妈照看,薇薇肺炎发高烧至四十多度,且多日不退。因得不到父母及时照料,失去治疗机会,最后损伤了大脑,成为终生智障,这对亚辉的打击是最沉重的。为了照料和医治女儿的疾病,亚辉夫妇想尽了一切办法,花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自己查找资料,自己配备灵芝等针剂为其注射,却始终未能使女儿摆脱弱智的可怜命运,这成为他一生最深切的伤痛。但是亚辉没有被这些挫折和坎坷压垮,而是处逆境而不气馁,愈挫愈坚,弥折弥强，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和蜀光儿女的巍巍蜀光精神。在下放劳动的艰苦条件下,他仍然不忘治学,暗自积累资料,思考免疫学的种种问题。别人“闹革命”,他去阅览室,钻研六七十年代国际分子免疫学发展的大量文献,写下了几本厚厚的笔记。“文革"结束后,他为上海免疫学界作了多次演讲，堂堂座无虚席,在讲课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分子免疫学》专著,1984年由科学出社出版,这是国内最先系统介绍这一重要科学领域的著作,至今仍是免疫学者案头的常备书。文革后期,亚辉恢复科研工作后,参加了中药天花粉引产原理的研究。在有机研究所工作的基础上,亚辉提纯了天花粉蛋白,鉴定其分子量为18000的碱性蛋白质(PI=9.4),定名为天花粉蛋白(Trichosanthin)。1976年在实验生物研究所二室集体工作的基础上,由亚辉总结撰写了《天花粉蛋白引产原理》论文,阐明天花粉蛋白能专一地损伤胎盘滋养层细胞,从而导致流产的机理。并根据其分子性质和作用机理推想,可能是个与蓖麻毒蛋白相似的核糖体失活蛋白(RIP)。十年后，当他主持天花粉蛋白结构与功能的国家重大项目时,生化所刘望夷教授在他的建议下,探讨并证实了他原来的设想,证明天花粉蛋白是一个单链的核糖体失活蛋白。随后他又与人合作,阐明了对滋养层细胞专一损伤的机理。这一合作成果获得了1997年中科院自然科学三等奖。这些理论成果对后来天花粉蛋白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都有指导意义。后来根据国家计划生育的需要,他又参加了免疫避孕的研究工作。1980年至1983年,亚辉赴德国马普发育研究所作访问研究。他应用专一的单克隆抗体追溯爪蟾卵在成熟和受精过程中蛋白质的分布与变动,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他提出许多核抗原的分布和变动可能与胚胎背腹轴和“组织者”的形成有关,受到德国同行的重视。访问研究期结束时,德国方面挽留他继续工作,得到中科院的支持后,他在德国又延期半年。此时他的妻女已经定居美国,很希望他借此机会赴美工作,德国方面也希望他能在德长期工作。但他铭感国家为他提供了这样宝贵的出国深造机会,更惦念把学到的知识技能用于国内的学科建设,半年后还是毅然回国了。1983年夏他从德国归来,在北京下飞机后顺道去姐姐家看望母亲。他告诉母亲和姐姐:“我这次用节省下的生活费买了一些重要的实验仪器带回所里,还有部分外汇现金,我明天就去上交给中科院。”其实他的女儿在美国治病也需要钱,但是他想到的是刚从动乱中恢复过来的中国科学院更需要外汇，所以他省吃俭用:把德方支付的大部分酬金献给了国家。亚辉从德国归来的第二年,就被中科院任命为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所长。此时细胞所正处于课题任务调整期,正在修建新的实验大楼、筹备和建立开放室以及解决人才培养等重大问题,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而艰巨。出国近三年的亚辉,此时对所里的情况已经有些陌生了。但他上任之后即满腔热忱地投人工作,将所长这付重担尽职尽责地挑了起来。所里各项重大问题的解决,他都倾注了全部心血,提出指导性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全所工作。亚辉在任所长期间还兼任着全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实验生物学》杂志主编、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对所有这些工作他都尽力去做,从不知疲劳,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但他并未由于事务性工作而放松专业工作,他挤出时间、精力,对全国生物学科的科学发展趋势和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论文。在第一届“863"专家委员会和中科院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任职期间,他为我国生物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付出大量的心血,参与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发展规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发展规划》。有良驹,还要有伯乐。发现并重用亚辉的正是我国著名的两位科学家朱洗和曹天钦教授。朱洗作为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对亚辉破格提拔,在科研工作中委以重任。50年代,在上海分院320号大院,人们常常看见一老一少两个科研人员,在一边走一边谈论着什么,他们之间似乎有谈不完的话题,这就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朱洗和业务新秀亚辉。对科学的共同追求使他们成了忘年交,朱老对亚辉寄予厚望,关爱有加。亚辉对朱老的学识、人品更是倍加钦佩。师恩如山。亚辉对“文革”期间造反派对已去世的朱洗先生掘墓扬灰的暴行极愤恨,一提起此事就深恶痛绝。1978年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期间,亚辉本着他一贯的正义感,揭发了这一罪行,会议据此形成书面材料转到党中央,小平同志亲自批示,要严肃查处。经过艰苦工作,突破重重阻碍,终于查清了案情,朱洗先生得以彻底平反。同时,所里决定在320号大院为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树立半身铜像。作为所长,亚辉对铜像的制作从设计到施工,亲自过问每个细节,为了逼真传神,他安排设计师访问了朱老的儿子。铜像塑造得栩栩如生。著名蛋白质化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上海分院院长曹天钦教授对亚辉也是十分器重。他推荐亚辉参加全国生物学科规划,并决定由亚辉执笔起草免疫学规划。从此亚辉挑起了主持国家生物学规划的重担。多少规划的原稿,多少重大课题的项目建议书,出自亚辉的笔下。曹先生曾拍着亚辉的肩膀说:“亚辉啊,以后生物学部的工作就靠你了”。可惜曹先生过早辞世,中国生物学界失去一位领军学者,亚辉也失去了一个赏识他支持他的良师益友。亚辉得益于前辈的指导,同样也无私地关心年轻人。他乐于助人、甘为人梯的品格是有口皆碑的。国内的很多青年科研人员向他请教,他都毫无保留地倾心相授。亚辉对科研问题的设想和猜测常常具有独到的见解,得到他指点的人事后许多都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而这时亚辉大都已经不记得了。他尽力支持初露头角、有才华的青年科技人员,向科学院、基金委领导推荐他们那些具有创新思想的课题为他们争取理解和支持。很多所内外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论文,都得到过他的指导和精心审阅。他淡泊名利,在荣誉和利益面前不但不争,还总是谦让。1999年11月初,亚辉正在工作室和青年同事们商讨科研工作时,突发脑溢血而昏倒在沙发上,急送华东医院抢救,经将近半个月的治疗,终于无力回天,亚辉于11月29日凌晨去世,终年70岁。当时我身在美国,噩耗传来,不禁悲痛万分,急忙收拾行装,赶回上海来见兄长最后一面。当追悼会结束,灵车推走时,我绝望地感到:我们兄妹要再见上一面,只有在那冥冥之中了。亚辉去世前,曾多次对人说,他计划对20世纪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在这个基础上写一本有关“遗传、发育和进化”理论综合的书,为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的后来人留下一些路标,可惜天不假年,这竟成了他未竟的遗愿。亚辉正是:春蚕到死丝未尽,丰功留与后来人。(作者:王美琪,蜀光中学1952级校友,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