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淑陶：核专家王方定“奋斗者的足迹”
文摘
2024-11-16 06:00
四川
《蜀光人物》 第一集
建校八十周年
暨张伯苓接办蜀光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蜀光中学校 蜀光中学自贡校友会 编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方定，四川自贡市人,1945年至1948年就读于蜀光中学，1950年至1953年在重大化工系学习,1953年毕业于四川化工学院。大学期间,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参加铀化学的研究。1958年至1979年间，王方定一直在核武器制造部门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他领导的一个小组,研制成功了用于核弹点火的中子源材料,他参加并创建了多种核试验的放射化学诊断法,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做出了贡献。1979年,他调回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从事放射化学应用基础研究,主要研究裂变化学,并兼任核工业研究生部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译著《核化学工程》一书。由于王方定对国家科技做出了突出贡献,国家曾给予他多次奖励。他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4项、国家发明奖4项和国防科学技术奖2项;1985年获核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他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学科评审组成员,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王方定从莘莘学子成长为中科院院士,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1958年至1979年20年间,王方定一直参加研制核武器的放射化学工作。其中有15年战斗在西北高原之上或西南山沟之中。他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核科技工作者,凭着对祖国的忠诚和责任,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勇敢地投身到我国核工业创业者的行列,开始了为我国核工业奉献一生的艰难历程。1958年夏,钱三强先生找到王方定说:党委决定让你参加核武器的制造工作。“借调”到核工业九局。王方定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钱三强先生最先安排他的工作是:“先做铀核裂变物的分离、分析和产额测定工作,争取能拿出中国人做的'质量--产额'分布曲线……”1959年6月,钱三强先生又将王方定叫到办公室,给他几个石英瓶子,告诉他,这是钱先生从法国带回来的长寿命放射性物质，并说:“放了这么多年,一直舍不得用,现在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了。”这是王方定1953年从事天然放射矿物的研究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这么大量的天然放射性物质。放射性辐射使瓶子已发黑,有的已经有了裂纹,王方定拿回实验室,打开它并重新包装放进铁柜中,这样简单的操作就使他身上的污染超过了容许标准。王方定带领的这个研制小组,是由十几位刚从大学毕业的二十来岁的青年组成。他们为了寻找“点火中子源”,经过许多次实验“闯关”。在找不到理想结果时,王方定吃不好,睡不着,万分着急,惟恐他们这部分工作拖了整个原子弹研制的后腿。他们坚韧不拔,夜以继日进行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制造出一种稳定化合物,它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材料。1964年10月在我国西北上空,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撼世界的时候,王方定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他们感激党和国家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感激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提携和帮助,感激相互间在工作中的合作和谅解。正是这种“团队精神”使他们对祖国核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王方定后来深情地回忆说:“……活生生的事实使我懂得了,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是综合性的、大规模的、集体的事业。它的性质决定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大公无私,紧紧依靠集体,把自己的工作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尊重同行,不畏艰难,才能有所作为,由此也可见知识分子确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材料研究之后,1964年6月,他又奉组织之命,揣上户口关系,登上西去的列车,来到“前方”--青海高原的“金滩”。那里,高原缺氧,生活不适应,拥挤的食堂,肮脏的厕所,狭窄的集体宿舍,以及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无一不在烦扰着他,但每当把“前方”这个富有战斗性的代号和自己联系起来,他的内心就会涌出一股英雄的豪情。在“前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又开始了核爆炸的化学诊断工作。通过团结协作,他们相继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航载核弹、第一颗导弹运载核弹等的放化诊断工作。王方定几十年的奋斗足迹,就是把他个人的“志”完全融汇在祖国的需要里。他在一次向全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报告中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可是每当党要我作出选择的时候,我能够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做为我抉择的标准,所以我就比较幸运地能够参加一些不平凡的工作,而且在里面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使我这个平凡的人,也在不平凡的工作中有了一点现在看来不算是平凡的奉献。”这也许可以作为他自己人生道路的总结。王方定曾先后受到三代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如何的“高、大、全”。人们却很少知道,几十年来,王方定一直是默默地、大量地做着平凡而具体的工作。国家给予他的各种殊荣,没有任何一项是他自己去“争”得的,都是组织和了解他工作的战友为他申报的。所以,他给人的印象是平静、平淡、平和的。“文革”前的十几年,国家对战斗在国防战线的科技人员,政策很到位,人们都十分相信组织安排。组织和职工之间,职工和职工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在融洽的工作气氛中,取得了成绩,自然把功劳记在集体的账上。1966年“文革”风暴的到来,彻底破坏了这种和谐气氛。王方定被关押起来,被当作“牛鬼蛇神”监督改造。甚至被押上刑场旁观执行枪杀的恐怖场面,可是他没有在逼供下乱供别人。王方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似乎和他参与工作的重要性或所取得的成绩都不相称。他曾以用简陋的条件完成重要科研任务而倍受宣传。一家三代人住在不到60平方米房子里,且是底层,光线不好,白天打字还要开灯。再看王方定夫妇的卧室是一室而三用--即办公室、会客室、卧室。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夫妇那张折叠床每天发挥两大功能,白天叠起来接待来客,晚上是他们的卧具。难怪陈介然校友看了感叹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价廉物美啊!真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啊!”而王方定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王方定在这几十年的奋斗里,有荣也有辱,有苦也有乐。但他无怨无悔。他的这种无私无畏的动力是那里来的?王方定出生于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随家来到上海;“八一三”后,举家回到四川老家,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对日本人和反动当局的仇恨,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心,从小注入他的脑海,使他对党有一份朴素的爱心。后来,又在党的多年教育下,以一个共产党人的矢志忠诚去面对经历的一切。有了更加牢固的思想基础。王方定1945至1948年就读于蜀光中学高中部。学校男女是分班的,毕业后,或工作,或上大学,各自东西。就是北京的蜀光1948级校友,“文革”前虽近在咫尺,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等种种原因,来往也少。80年代初,重庆工作的1948级校友王作宾来京。作宾建议并联系把在北京的蜀光1948级的男女同学请到王方定家中第一次团聚。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想当年我们分别时是“恰同学少年”，三十多年后再见面,都是“两鬓斑白"50上下的人了。不说当年在校男女同学不曾讲过话,这次见面如“初识”,就是当年同窗三年,这时见面也是“似曾相识”地互相打量着。见面的情景,催人泪下,至今历历在目。此后,又多次在王方定家聚会。最近的一次是在2001年7月13日即北京奥运会申请成功的那天,也是在他家相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1948级小组活动的策源地始于王方定家中，略早于北京蜀光中学校友会成立。1948级校友相聚次数多了,大家也能敞开心了。只要在一起,天南海北，国家大事,童年趣事,都会聊聊。王方定记忆力很好,常常会把在蜀光上学时,男同学间“恶作剧”以幽默方式讲出来,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有时也会请在中共中央政研究室的张德成校友讲点“内部参考”。但王方定从不主动谈及自己,彼此也极少谈及“福利待遇”。要知道,80年代初,北京的校友(指48级)的“待遇”差之不多。蜀光北京校友会成立二十余年来,王方定总是热情地参加各种活动,或应友邀请去他们主持的单位作“报告”,或参加“座谈”都是如约赴会。有次还是从医院里拔下了“吊针”由夫人査子秀陪同前往。他曾应母校之邀,回到母校蜀光,看望在校师弟妹们,受到极其热烈欢迎和爱戴……王方定曾参加中央“奋斗者的足迹”报告团，在全国各地报告自己的事迹。1990年王方定的事迹报告在中央电视台《“奋斗者的足迹”报告会》专题节目中播放,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王方定是母校的骄傲和光荣。编者注:本文转戴自北京校友会通讯第18期--庆祝蜀光中学建校80周年(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