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融合发展
认识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体系的整体格局和演化路径
如果说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意味着社会工作由外而内扎根，那么社会工作的“本土性”就意味着本土实践。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从历史积累，还是外来引进的动因来看，都是由群众工作驱动的。认识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体系的整体格局和演化路径，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属性和制度定位，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有以下实践体系：
帮困救助服务。主要以个人和家庭为服务对象，致力于帮助困难群体，涵盖扶贫帮困、助残养老、就业帮扶等。这类服务归口民政部门主管，在计划经济时期也由民政部门主办。改革开放之后，民政部门主导引入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推进助人理念和模式创新。当前，这类服务已是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最多、贡献最大的领域。专业社会工作重建后接续传统民政工作。西方社会工作源于宗教慈善，我国民政工作源自党的群众观念，民政部门设立初衷是处理“人民的政事”，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由此而来的社会工作，当然是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为推动社会变革凝心聚力的实践方式。
矛盾纠纷化解。这类服务虽然与当事人的生活安全和生活质量紧密关联，但服务对象超越了个人范畴。它直接介入个人与个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致力于消解社会冲突、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服务内容包括调解纷争、化解信访矛盾、矫正青少年行为、助力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等，涉及民政、信访、司法等多个部门和领域。从保平安促团结、最大限度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意图出发，这些领域都属于传统群众工作的重点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社区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面广量大，社区矛盾调解也就率先从主要由党组织和村（居）委会承担的群众工作转化为社会工作。之后，司法部门、信访部门也先后发展出了司法社工、信访社工。这类服务顺应了群众“止纷息讼”的传统文化心理，“信访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在社会基层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等论断，都表明其本质在于遵循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心理疏导。精神健康服务在美国社会工作实践中规模庞大，回应了中产阶级白领的需求。在我国，党的群众工作向来讲究群众感情，但受传统文化影响，群众对精神健康服务的接受度并不是很高。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社会矛盾和治安事件都反映出背后存在个人情绪问题，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随即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要求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由此，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开始在中小学普及心理辅导师，在社区建立心理服务中心。应该说，这既是体现党的群众感情的新领域，也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社区组织动员。如今，许多城市的社区居委会都配置了持证社工，不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也在承接有关社区营造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主要任务是为党组织和村（居）委会提供专业支持，包括协助设计社区服务项目、动员居民自治参与、组织邻里活动、培育居民草根组织等。这些服务重在推动社区整体变革，与西方社区工作有本质区别。不能忘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乃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过去，社区工作归口民政部门，现在社区工作划归新成立的党委社会工作部，更进一步突出了城乡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社区工作实际上是党组织带领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具体实践，社区工作者是协助者而不是主理人。
党群组织建设。助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兴领域的党组织建设、群团组织建设，正成为社会工作服务的新类型。可以说，党群社工致力于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群关系，让党组织建在、扎根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这完全是我国独有的社会工作服务品类，值得进一步关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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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许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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