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介之臣杨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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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12 07:38
陕西
大明王朝大小官员万万千千，数不胜数，其中不乏达官显贵、位高权重者，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出历史烟云之中，被后人慢慢遗忘。但是，有一位官高不过正七品的监察御史，竟能让万历皇帝颁发诏令各地设祠纪念。大清康熙皇帝为其题赠：“杨忠介公明代事，关西夫子清世称。”明末清初思想巨匠黄宗羲赞其为：“刚大气，百折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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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因直言谏诤而名垂青史的关中人杨爵。
明弘治六年（1493年），杨爵出生于西安府耀州富平县（今富平县老庙镇笃祜村），字伯珍，号斛山。
杨爵七八岁时要上学读书，可父母实在拿不出这个钱。年龄稍大，他一边耕种，一边读书，惜时如金，勤奋苦读。当时，蜡烛虽已普及，但对于杨家来说仍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杨爵只好用木柴点火取亮，诵读诗书。直到20岁那年，杨爵才有机会走进村子附近吴山庙学堂，接受“正统教育”。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被朝廷罢官入狱的浙江按察司佥事、关中大儒韩邦奇，“刑满释放”后回到故乡朝邑（现大荔县）设立苑洛书院，开门授徒。杨爵听闻大喜，前往朝邑拜师韩门，自入韩门之后，杨爵践履铮铮古人之节，韩邦奇称其为畏友，其学业增进他人所不及，与韩邦奇的另一位弟子杨椒山并称“韩门二杨”。虽然，杨爵起步较晚，学业坎坷，但在人生的关键年龄遇到了人生的引路人，为他日后成为万人称颂的忠介清廉之臣输送了“理论基础”。后来，他遇到了一位慧眼识才的知县，让他迎来了人生的“大转折”。有一年，在县衙为小吏的杨爵兄长杨靖因忤逆知县被关进大牢。杨爵为兄申冤，上省城鸣鼓申诉，被牵连入狱。县官“换届”，新知县到任后，杨爵再次上书诉冤。“简直是一个奇才啊，怎么会沦落至此？”看着有理有据、文采斐然的诉状，新知县知他是个难得的人才，查明真相释放了他和兄长，并资助他薪水，劝他考取功名。杨爵也更加发奋读书，立志要做一个德才兼备、受人尊重之人。十余年寒窗苦读，终于熬到收获季节。明嘉靖七年（1528年）秋，杨爵参加长安乡试，名列书经科第三，次年又考中进士。此时，他已经36岁。何谓行人？说白了就是“皇帝特使”。皇帝每每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及赏赐、慰问、赈济等，就会安排行人出使。这一官职虽是个芝麻粒的小官，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肥差”。因代表天子出使，各地诸多藩王、地方官员变着法子讨好行人，馈赠礼物。杨爵曾代表嘉靖皇帝出使肃府、伊府、吉府。面对三位藩王的丰厚馈赠，杨爵拒而不受，凛然而言：“为士，饿死不食人非礼之食；冻死，不衣人非礼之衣。彼虽礼来，名重天子，使吾独不重天子使耶？”自重者人恒重之，他高洁的品行，令藩王们敬佩不已。回到朝廷，回想起一路之上目睹饥民横尸遍野、食不果腹，甚至有人割取尸肉，就地烹食的民间疾苦惨景，杨爵抚胸大痛，心如刀绞。虽然，行人并没有上报民情的职责，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杨爵写了一道《固本邦疏》上奏皇帝，替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百姓发声：“臣奉使湖广，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尽复于今，何补老羸饥寒之众！”嘉靖皇帝准其奏疏，灾民得到救助。也正是通过这道奏疏，世人看到了杨爵正直耿介的优良品行，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杨爵被提拔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时，杨爵目睹官场腐败，鱼肉百姓，他为自己作为御史不能为民伸张正义而扪心自责，他说：“古人朝拜官而夕上书，吾宁尸台端位誉耀荣耶？”生性耿直的他，随即向朝廷递交辞职书，归乡养母而去。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朝廷再次下诏起用杨爵，任河南道监察御史。但又因直言不讳，触动了权贵利益，遭到排挤和打压，且这时的嘉靖皇帝已听不进去一丁点的建议，朝堂之上，群臣都不敢进谏，但这些都未能阻挡杨爵为国家改革、为百姓谋福的决心，仍然坚决地向嘉靖皇帝陈述己见。《明史》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初一日，天微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人作颂称贺，取悦世宗。就在这时，另一声音传到朝堂之上，如同暗夜里一把利剑刺在坚硬的金属上硬碰硬所带来的声音，震撼寰宇！监察御史杨爵上书一道不一样的“贺表”——《隆治道疏》，为民生疾苦而直陈，对嘉靖皇帝崇尚神仙、迷信符瑞、不理朝政、宠信方士、任用奸佞、杜绝言路、迫害忠良等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在杨爵看来，这既是臣子的使命，更是臣子的担当，他不怕这道“贺表”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祸端，但他却知道自己的生死与国家生民比较起来何其渺小，若能以自己的直言换来老百姓的幸福安康，纵然一死，又何惧哉？
果不其然，嘉靖皇帝龙颜大怒，立即下诏：把杨爵押入大狱，“给我往死里打”。
毛泽东同志读《明史·杨爵传》至此，批注了“靡不有初”四个字，批评嘉靖皇帝后来听不进杨爵等人的建议，以致失去了振兴明朝的机会，侧面褒扬了杨爵直言敢谏的凛凛气节。
杨爵被下诏狱的那一天，北京城突然刮起大风，呼啸的风声响个不停，让百官心生畏惧，而京城百姓却说：“这是杨御史风！”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宫中发生火灾，火光中有人呼喊三人是忠臣，嘉靖皇帝听后，立刻传诏释放杨爵及同牢而囚的周怡和刘魁，杨爵回到了家乡。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寒冬十月，关中平原已是山川萧瑟，万木枯败。这一天清晨，杨爵步履蹒跚，拄着拐杖缓缓地走到村头。看到有大鸟落在屋檐之上，这一幕，让他想到史书中记载的有大鸟为汉太尉杨震吊孝一事。他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遂返回家中，提笔为自己写下墓志铭：“……在人世五十七年，亦不可谓不寿，但懿行不足垂万世，功业未能裨当时，是谓与草木同腐朽。”数日之后，农历十月十四午时，杨爵病逝于家中，时年五十七岁。杨爵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明代中期文人生活的缩影。虽然，杨爵为官时短，多受磨难，但他用忠肝义胆给大明王朝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在狱中，他仍然心系国计民生，著书立言，撰写完成《周易辨说》《中庸解》。并且，他在狱中写就35则家书，教养子弟要做令人敬仰的正人君子，远离卑鄙小人。这些家书涵盖了忠、孝、节、悌、义等儒家伦理规范，体现了他虽身处困境仍操心家事，对后辈拳拳之心和忧虑之情。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域，水深土厚，学者仁人常常苦心为学，且性情耿介忠厚刚毅，一旦走出关中，他们多是国之忠良学界宗师。传承数百年的关中学派，绝大部分人物为学不忘躬行，躬行不忘守节，杨爵出身关中，其操守、性情必也不失关中学人的本色。
杨爵，是值得后人敬仰的人。家乡父老对杨爵的感情更是深厚，修建祠堂以示怀念，并在杨爵生辰那日请戏班到祠堂唱大戏，这个传统在村里延续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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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来，从田垄走向庙堂，从身陷囹圄到青史留名，杨爵宛如一座巍然屹立的灯塔，涤荡着人们的灵魂。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更应该像杨爵那样，清正廉明，一心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践行党的宗旨，交出让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