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籍保护研究》第十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4年版），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内阁大库藏书与晚清民国之学术——读林振岳《内阁大库藏书研究》摘 要：《内阁大库藏书研究》运用版本目录学研究方法，梳理了内阁大库藏书从发现到整理的详细过程，追踪了民国时期对这批藏书的历次著录、配补、改装情况。又从古籍善本书影编纂等角度，论说内阁大库藏书与晚清民国学术史、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之关联，拓宽了中国古代藏书史研究视野。关键词：内阁大库；官方藏书；版本目录学；近代图书馆；学术史“八千麻袋”事件使清宫内阁大库档案蜚声中外，赖得张之洞、罗振玉、李盛铎、傅斯年等人护佑，存留住了明清制度史、社会史等方面最珍贵的一手史料，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事实上，内阁大库除了收贮题奏本章、制诏诰敕、各厅房处档案、修书各馆档案外，还庋藏了大量宋元珍本以及修书稿本、志书、殿本书等，故民国学人多以“内阁大库书档”合称之。内阁大库藏书可溯源至宋金元明四朝内府旧藏和清代历朝修书存档资料，保留了大量宋元本蝴蝶装旧貌，久不为世人所知。宣统间筹建京师图书馆，即以内阁大库珍本为基础馆藏，并延请缪荃孙、江瀚、夏曾佑、张宗祥、史锡永等编目整理，成为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以及古籍版本目录学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件大事。而后历经战乱，播迁数地，见证了近代中国文物流转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时至今日，内阁大库精善之本虽已分储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却仍是两地最基础的馆藏资源，备受珍视。林振岳的新书《内阁大库藏书研究》从编纂于不同时期的《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以及相关书目文献入手，探寻内阁大库藏书从发现到整理的详细过程，重点关注了民国时期对这批藏书的历次著录、配补、改装情况，并对现今存藏状况进行了追踪，旁及其对晚清民国古籍出版事业的重大影响，全面揭示了中国古代官方藏书最后的尘封片段，也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和藏书史研究带来了一些新鲜视角。在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以及核心典籍流传历史之中，官方藏书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其中尤以宫廷藏书最为精善。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指出：“宫廷藏书以其相对的稳定性、连续性、丰富性与权威性，对古籍的典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1以往的明清宫廷藏书研究，针对明代文渊阁和清代天禄琳琅论说较多，主要因为二者存有相对完整且易得的书目，保留的史料相对丰富。而且藏本有确切的钤印标志，追踪流散情况也较为容易。内阁大库是清代存放文书的仓库，其主要职能并不是藏书，“库中所贮书籍，无专门征集意图，具有一定偶然性，与其他清宫藏书不尽相同。”[2]9正是因为其“档案库”性质所限，“藏”大于“用”，一经入库则少有问津，故在宣统之前知者甚少。内阁大库保存的这批藏书在清末发现前鲜有完整的著录，不仅存留的相关记载少，书籍自身保留的钤印、题跋、批校等信息更少，研究难度非常大。“传统文献学对于藏书与藏书家的关注，往往聚集在书的聚散以及书与人之间的因缘”[3]，故以目录、题跋、钤印为支撑的藏书始末、藏书特色、藏书理念、藏书流散研究一直是藏书文化研究的“套路”，研究模式及书写方式愈发沿着同一条路径推进。坦率地说，近年来国内除刘蔷对天禄琳琅的研究、丁延峰对海源阁的研究、石祥对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研究较为深入外，藏书个案研究几无可以称善者。对私家藏书的揭示远多于官方藏书，部分研究者热衷于发掘稀见的私家藏书簿录，循规蹈矩，特色无多。更有甚者在标题上做文章，增加各种缀语，刻意追求藏书始末上的情节性、趣味性，实则学术价值不大。无论是官方还是私家藏书研究均呈现出孤立态势，极少关切到藏书与同时期社会、文化、学术发展的相互影响。若想破解这一难题并非易事，如何将传统的藏书文化研究在细致考索之上赋予更多思辨色彩，进而实现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倡导的“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4]，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文献学界应该深入思考的。林振岳在2013年选取“内阁大库藏书”作为博士论文课题，深入调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存藏的各种稀见稿钞本书目文献，又能将视野投向海外，广搜日本高校图书馆甚至是域外拍卖会中出现的珍贵史料，开展了精细的实证性研究，是藏书文化研究的又一突破。林著巧妙地选取了各时期围绕内阁大库藏书编纂的善本书目作为切入点，熟练使用了版本目录学研究方法，揭示了内阁大库藏书的发现和整理史实。借助日记、信札、报刊、档案中的零散记录，既解决前人混淆的问题，又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把内阁大库藏书与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历史结合起来，把内阁大库宋元残书与晚清民国学术出版结合起来，对近代藏书史、公共图书馆发展史、版本目录学史、古籍出版史研究皆有借鉴意义。![]()
版本目录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治文献学学术功力的方法之一。吴格说：“从目录出发，以小识大，不厌其烦，借目录以探讨图书流变，揭示学术脉络，从而践行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传统。”[5]内阁大库藏书在清末发现后经过数次迁移、著录、配补、改装，主体部分从京师图书馆到北平图书馆再到如今的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册帙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内阁大库藏书并无明确的钤印标志，进入图书馆后又与其他善本混合编目，为调查卷册数量和流散情况造成了极大困扰。长期以来人们在谈论内阁库书数量时仅能以“约十万册”估算，流散情况更是纷繁芜杂，存留下来的目录资料成为破解谜团的最佳入口。林振岳在《内阁大库藏书研究》中对目录资料的运用可谓精熟，成为此书最大的亮点。林氏几乎对海内外现存的各时期有关内阁大库藏书的目录书、书籍清单和相关档案进行了穷尽式的调查，这其中包括大量前人未曾关注的稿钞本，逐条辨析各目录书版本差异，剥离出各时期的编目规则与特点，破解了近代版本目录学史中的一个难题。综合来看，全书主要在三个方面大量运用了版本目录学研究方法：其一，以目录探寻内阁大库藏书早期整理过程。清代历朝查点内阁大库时存留了一批仅记录书名、册数的简略档册，罗振玉《内阁大库档册》、方甦生《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等将其汇编整理，成为探讨藏书来源的重要参考。同时，朝廷委派刘启瑞、曹元忠二人整理内阁大库藏书，刘氏编成《内阁库存书目》，曹氏编成《内阁大库见存宋元椠书目》《文华殿检书分档》。林振岳彻底调查了档册、书目的内容及刘、曹二人所编书目存世众多稿钞本的差异，首次揭示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曹氏二目的详细情况，并根据三种书目统计出了宣统时清点内阁大库书籍的数量：“单论书籍册数，约有66132册”“其中宋元刻本大约仅占五千册，其他大量为明清刊本，当中又以方志最多，近一万册”。其二，以目录梳理京师图书馆时期的历次整理工作。内阁大库藏书进入京师图书馆之后的著录、修补、改装情况错综复杂，是近代版本目录学史中的一个难题。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内阁大库藏书移交京师图书馆，由缪荃孙主持编制《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林振岳考察出缪目著录内阁大库藏书主要参考了曹元忠《文华殿检书分档》等旧有书目，但因其首创记录版框尺寸，被视为公藏书目的典范。之后，江瀚、夏曾佑、张宗祥、史锡永又有编目之役，均以缪目为蓝本，再进行修订增补。以上书目存在众多稿钞本，林著捋清了六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十六种版本（包含十二种稿钞本）的流变关系，这也是此书最精彩的部分。总体来看，编目逐渐细化，形态上从借鉴私家目录信息，到体系化的公藏目录，再到善本书志雏形，从中可以考见京师图书馆藏书的动态变化。其三，以目录追踪善本南迁细节与现存内阁大库藏书流散。京师图书馆于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赵万里主持编纂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在编目理念上革新较多，版本著录更趋准确。林振岳认为彼时“重视版刻”而“不甚在意藏书源流”，将善本书库调整为甲乙二库，内阁大库藏书再次拆分、配补，而且在配补残书时将版本一致但来源不同的藏本“杂配”在一起，“打破了原京师图书馆时期善本书库格局，给追踪原《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内阁大库善本带来了困难。”20世纪30—40年代，内阁大库藏书中的精善之本在战乱中随平馆善本辗转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终归台北故宫，就此造成了藏书流散数地。林振岳关注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博物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等处存藏的内阁大库残秩，尝试追踪公藏机构存藏细况。他利用历次编目资料，以经部为例，考索出原北平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书籍存藏于国图者有22部，为今后的调查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乔秀岩说：“了解内阁大库藏本的情况，最大的用处，就在区分配本。”[2]403若能在林著启发下全面查清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藏内阁大库存卷配补详情，一定能为古籍版本学研究带来新气象。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借鉴西方书籍史观照，进行以社会、文化视角为主导的中国书籍史、阅读史、出版史、文献文化史研究，用更广阔的“问题意识”开拓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的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与视野。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韦胤宗《浩荡游丝：何焯与清代的批校文化》、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等已经做了很好的尝试，这一新颖的学术发展方向值得重视。韦胤宗在评价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时道出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特色：“使得书写免去乏味单调之感，不必进行人云亦云的常识性的重复，突出重点，更有新意，且饶有趣味。”[6]《内阁大库藏书研究》第六章“内阁大库藏书与早期‘善本书影’编纂”有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探索其对晚清民国古籍出版业发展的影响，拓宽了中国古代藏书史研究范围。“书影展现古籍版本实物的面貌，为判别版本、认识不同版刻风格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换言之，书影的实质是图像方法在版本学中的表现形式之一。”[7]回顾中国书影出版发展史，可以发现内阁大库藏书在其发轫期有重大影响。比如，1913年6月至9月间，傅增湘到京师图书馆住馆校所藏内阁书，凡百余日，校书达三百余卷。其间帮助张元济借影库书若干，并萌生仿《留真谱》影照罕见书影想法，“湘倡议欲将图书馆罕见之宋元本书各影照一二叶，仿《留真谱》或用珂罗版印成，约共百篇，印五百部。”[8]49此举得到张元济、吴昌绶、李盛铎、邓邦述等人出资支持，然终未办成。1919年缪荃孙以内阁大库藏宋元本为主，用影刻法印成《宋元书景》，带动了制作善本书影风气。其后随着照相影印技术流行，《旧京书影》《故宫善本书影初编》《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等渐次印行，使得“书影”一词成为古籍界的“固定学术语言”。林振岳细致梳理与内阁大库藏书密切相关的五种善本书影以及数种宋元书影笺纸的出版过程，认为《旧京书影》“与大库藏书渊源最深”“可谓与内阁大库藏书相关善本书影中集大成者”，同时注意到了张宗祥《小百宋一廛书叶》等七种源出内阁大库的宋元本残叶集锦对民国善本书影编纂的推动作用。在最后还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早期善本书影的编纂不仅仅作为版本鉴定的工具书，也有保护残书残叶之影像的作用，实质上提升到了对古籍保护层面的思考。除了从古籍善本书影编纂角度切入内阁大库藏书与晚清民国学术史之关联，林振岳还提及未来更精深的研究方向：“有关内阁大库对民国以来出版、学术影响部分，如对张元济《百衲本廿四史》影印计划、民国以来书册制度（书装）研究、个别内阁大库旧藏书籍文献对学术研究之影响等相关问题，限于时力，未作展开，留待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2]13诚然，张元济与傅增湘在20世纪初的往来书信中数次谈及影印内阁大库藏书事，贯穿从《百衲本资治通鉴》到《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过程。吴格在序言中提到：“内阁大库所藏宋元本多存蝴蝶装旧貌，为反映古代书册形制之重要实物，其价值不下于敦煌石室所发现唐人写卷，民国间马衡等对古代书册制度之研究，即由此发轫。”[2]序一林著为上述方向做足了铺垫，未来伴随着对内阁大库藏书的持续探讨，其在晚清民国学术史中的作用定会得到更多的彰显。如今追踪海内外内阁大库残书有何意义？林振岳举乔秀岩影印八行本《礼记正义》排列众本同叶书影之例，认为“对于存量极少的宋元版，其每一部印本都有特殊价值”[2]324，通过调查零简残秩可见其版印递修之迹。版本实物对于确定典籍的版本源流系统至关重要，细致比对大量的版本实物，可以明确版本之间的印次、补板、递修等关系，以便更好的开展校勘工作，进而得到更加可靠的文本。传统文化核心典籍的版本研究，尤其是正经、正史的宋元版本研究，关乎文脉传承。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和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较早关注到了宋元残叶的版刻价值，并充分运用到整个版本系统的离析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林振岳已经为我们梳理了内阁大库藏书在20世纪上半叶的编目与流散情况，近年国家大力开展古籍普查及数字化，对于彻底调查现存内阁大库藏书会有帮助，也期待着发现更多稀见版本，促进深化古代典籍版本的认知。林振岳利用各时期书目、档案文献对内阁大库藏书著录、配补、改装、流散的细致追踪，为国内各大图书馆古籍编目和探究馆藏珍籍源流提供了思路。各大图书馆在编目时应尽可能的保留信息，详细记录每一次著录变化，以便日后稽查。据悉，全国汉文古籍普查工作已基本完成，各大图书馆在古籍普查过后，除了出版书影图录，或许还能做更多精细化的工作。林振岳提出了合理的愿景：“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推进，对现存珍贵古籍的著录还应进一步回溯该书在过去的记录。根据前人遗留的藏印、书目、卡片等记录，回溯其分合、修复、改装、递藏等情况，建立每一部珍贵古籍的‘历史档案’，以了解每部善本的前世今生。”若能完成这个构想，撰写馆藏善本书志的宏伟计划将水到渠成，国内版本目录学和图书馆史研究水平也会大幅提升。中国传统学术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了巨变，诸多融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引领学术研究新领域，创设了别具一格的治学风范。内阁大库藏书初步整理并入藏京师图书馆的这一时期，正值晚清民国学术的大变革时期，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酝酿出众多新思想、新方法。缪荃孙、傅增湘、张宗祥、赵万里、马衡等人对内阁大库藏书的著录与研究，实质上蕴含着藏书史、版本目录学、图书馆学的新变化，所以内阁大库藏书研究对于丰富晚清民国学术史认识大有裨益。林著解决了很多前人混淆或者误解的问题，使得学界对内阁大库藏书有了更清晰、更系统的认识。比如前人对于内阁大库藏书的发现过程存在着众多误区，《内阁大库藏书研究》第一章“内阁大库藏书概述”着重对“内阁大库藏书发现诸说”和“内阁大库藏书来源”两个问题进行了考辨，通过对罗振玉、王国维等亲历者笔记、日记、信札和相关宫廷档案的查索，梳理出一条清晰可靠的时间脉络。此外，在揭示南陵徐氏为徐光达、徐乃光父子藏书；王懋镕、张宗祥、史锡永编目过程；运美善本具体箱数；台北故宫藏内阁大库书籍数量等问题上也有新发现。从总体研究内容看，林著重点关注了内阁大库中的善本书，特别是宋元本，今后还可以着重对内阁大库藏方志、清代历朝修书稿本进行细致研究。[1] 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 林振岳.内阁大库藏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3] 程章灿.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J].文献，2020（4）：13.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 吴格.目录学研究·专栏导言[J].文献，2020（6）：5.
[6] 韦胤宗.清代书籍史的十一个面向——以《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为中心谈文献学的新写法[J].古典文献研究，2022（2）：20.
[7] 石祥.书影史的两个侧面与今天：图像方法与编纂思路[J].古典文献研究，2020（2）：247-248.
[8]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作者介绍：孙天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