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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在写到近代史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总是从"屈辱史观"的视角来打量每一次中外碰撞的历史事件。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似乎从1840年开始，中华民族就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血泪的近代化之路。
这种历史叙事将近代中国塑造成一个永恒的受害者形象：我们的领土被侵占，主权被侵犯，尊严被践踏。这样的叙事方式固然令人动容，却也让我们失去了构建更为清醒、平衡和理性的历史认知。
"屈辱史观"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历史观。在我国的近代史教材中，这种叙事方式几乎贯穿始终：每一次战争都被描述为外来侵略者的野蛮与中华民族的抗争，每一次谈判都被解读为列强的压迫与中国的被迫就范，每一个条约都被概括为领土的割让与主权的丧失。
这种叙事将近代史简单地归结为"落后就要挨打"的单一逻辑，将中国置于一个永远的被动地位，仿佛近代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屈辱。
这种史观之所以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既与近代中国确实经历的创伤有关，更与其浓烈的意识形态要求密不可分。它能轻易激发民族情感，却可能将我们赶入一条历史的单行道。在这种叙事下，历史不再是一面镜子，而成了一副令人蹙眉的沉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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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以鸦片战争为例，来看这种历史叙事的表现。
教材中的篇幅安排就很能说明问题：对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细节描写十分详细，而对当时中英贸易体系的分析却轻描淡写；对英军炮轰虎门的场面描写绘声绘色，而对清朝封闭落后的海外贸易制度却少有深入剖析；对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反复强调，却对这些条约如何推动中国融入近代国际贸易体系缺乏客观评述。
这种叙事逻辑在后续历史事件中一以贯之。教科书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完全没有提及清政府违背国际关系准则、扣押英法使团的重大外交失误，而是将笔墨集中在圆明园被劫掠的惨状上。说到甲午战争，对日本军事侵略的残酷、《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描写详尽，对这场战争折射出的根本问题——日本如何能迅速崛起、中国为何在"中体西用"里浅尝辄止却轻描淡写。到了庚子国变，教材对义和团狂热排外、清军攻打使馆区的极端行为几乎只字未提，却浓墨重彩地描写列强在华的暴行。
这种叙事方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凡是涉及与外国的冲突，必定要突出对方的侵略性和中国的受害者地位，而对自身的失误和制度性缺陷则不去反省。这不仅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更让我们错失了从历史中汲取深刻教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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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跳出屈辱史观的框架，重新审视近代史，就会发现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仍然以鸦片战争为例，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应该包含以下几个维度：
当前的教材忽视了一个重要背景：19世纪的世界正经历着空前的变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故事，而是两种世界秩序的碰撞。一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另一边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基于朝贡体系的传统农业文明。这种宏大的历史图景在现有教材中完全被淹没了。
当描述中英矛盾时，现有教材往往将笔墨集中在鸦片贸易上。然而，一个更完整的历史叙事应该告诉我们：早在鸦片贸易之前，英国就多次尝试与清政府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马嘎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的失败，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的冲突，更反映了两种贸易理念的根本对立。但在现有教材中，这些关键的历史细节都被过度简化了。
在叙述虎门销烟时，教材习惯于歌颂林则徐的民族气节，却很少讨论这种处置方式是否符合当时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惯例。事实上，如果教材能够客观叙述当时的国际贸易规则，学生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种处置方式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不是为了替侵略者开脱，而是为了让历史叙事更加完整。
对于南京条约的叙述更是典型。现有教材将其简单概括为"不平等条约"，重点强调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等条款。但一个更全面的叙事视角应该看到：这份条约实际上确立了一系列近代国际贸易规则。协定关税制度取代了专断的税收体系，最惠国待遇原则为中国打开了与其他国家平等贸易的大门，五口通商的开放更是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坚冰。这些在当时看来是"不平等"的条款，某种程度上却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
历史教材还应该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在思想文化层面产生的影响及当时知识分子的认知不足。虽然教材提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积极一面，但对这一时期知识界对西方政教文化的抗拒一面几无着墨，一段足以启发新知的过程被简化为"睁眼看世界"的激昂口号，使得学生无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反思近代思想史。
这场战争的意义，远不止于军事失败和领土割让。如果历史教材能够采取这种多维度的叙事方式，学生就能更好地理解：鸦片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冲突，更是一次文明的碰撞。它既暴露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弊端，也为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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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两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对19世纪中叶外部世界的冲击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这种差异极其耐人寻味。当中国的教材仍在反复强调"国耻"时，日本的历史教育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日本教科书对1853年佩里"黑船"叩关的叙述，处处体现着一种理性和开放的历史观。在描述这一事件时，教材并不刻意突出美国的军事威慑，而是着重描写日本人第一次直观感受西方文明的震撼：当地民众围观黑船上的蒸汽机器，惊叹于西方的科技进步；幕府官员仔细记录美国使团的外交礼仪，思考现代国际关系的规则。
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与其怨恨外部世界的入侵，不如把它当作了解世界的契机。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教材对《神奈川条约》的描述。这份在性质上同样属于"不平等条约"的文件，在日本的历史叙事中被赋予了积极的历史意义。教材不回避条约中的强制性条款，但更多笔墨是用来讲述这份条约如何推动了日本的开国进程，如何促使日本开始思考本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叙事角度与中国教材对《南京条约》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
在横须贺，至今仍矗立着佩里的铜像。这个历史符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它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一个民族可以超越历史的恩怨，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曾经的"国耻"。日本的教科书在描述这座铜像时，往往会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我们要为一个"入侵者"竖立铜像？这种提问背后体现了一种反思性的历史观。
日本教材对明治维新的叙述同样发人深省。在描述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时，教材并不掩饰其中的慌乱与反复，但更强调日本如何在压力下实现了主动转型。特别是在描述岩仓使节团时，教材往往用大量篇幅记录这些使节在欧美各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如何将这些经验转化为推动国家变革的动力。这种叙事方式怎能不给初升少年传递一种积极的历史态度？
这种叙事选择绝非偶然，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如何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选择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叙事并没有削弱日本人的民族认同，反而培养了一种更为理性和自信的民族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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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史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历史教材的编写上，更深远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历史的解读方式。当代中国的历史普及读物、纪录片、影视作品，很大程度上都在延续这种叙事传统。这种根深蒂固的叙事方式，实际上正在塑造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心理特征。
在主流媒体的历史叙事中，"百年国耻"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甚至在新兴的自媒体写作中，也充满了对屈辱历史的各种演绎描写，这些随处可见的叙事方式都在强化一种受害者意识。
这种叙事传统造就了特殊的历史心理：一方面对外部世界充满警惕和戒备，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通过历史寻求民族自尊的支撑点。
毋庸讳言，这种叙事方式正在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历史认知。这种简单化的认知，既不利于理性思考，也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历史成了一面被情绪染色的镜子，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往往只是自己想看到的那部分。
走出屈辱史观，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历史教材的叙事方式。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历史叙事：在讲述列强入侵时，也要关照国际视野；在描述战争败相时，也要反思制度原因；在记录历史创伤时，也要看到文明互鉴的一面。这不是要淡化历史的伤痛，而是要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
当今世界正经历再一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叙述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从来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面向未来的镜子。改变历史叙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在改变一个民族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只有从屈辱史观的禁锢中走出来，我们才能以更从容的姿态拥抱这个世界，也才能真正让历史发挥“使人明智”的功用，而不是只给人套上一把情绪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