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建国之前：斯大林对我国的领土试探

鉴于我们还没有同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关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以及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的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我们命令你们： 

1、在下达专门的命令以前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 

2、当民主政权机关的有关负责人或外交部特别授权的人拜会你们时，你们只能通过领 事或副领事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显然，斯大林急于了解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尽管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引起 美国的强烈反应， 斯大林还是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 

米高扬出行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们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 

1949 年 1 月 8 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的考虑则有所不同，他担心美国会对亚洲局势的迅速变化进行公开干涉。 

如上所述，苏联大使罗申早在 1948 年就已经着手进行调停工作，以至美国驻华大使都有此估计。1948 年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事前已经向苏联 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在 1948 年 12 月 30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 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 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

斯大林在 1949 年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的照会后，立即于次日致电毛泽东，其电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并不想拒绝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 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准备的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 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希 望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也能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之举，希望能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同时，斯大林还为毛泽东准备好了对国民党征询意见的答复：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 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 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 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 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

斯大林接着指出，中共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张实际上是：第一，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中共不应拒绝和谈；第 二，决不能让美国参与调停；第三，苏联愿意单独充当调停人。

或许是考虑到应该采取更为妥善和策略的说法，或许是考虑到中共可能拒绝苏联的建议 而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未等毛泽东的答复，1月11日斯大林又来电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原因是如果中共提出的条件国民 党不同意，“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

毛泽东显然看出了斯大林的言外之意，他在1月12日的回电中直接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他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应该做出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 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已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 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尽管美国“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 趣”，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相反，“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 1月10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 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 则我们真诚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表示了中共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 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 没有必要再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

1 月 14 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长电，再次详细解释了苏联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被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所触动，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不再提苏联充当调停人的事情了，而是完 全按照11日电报的思路展开论述。电报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

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对他11日续电的答复。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接受苏联修正后的建议，公布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但毛泽东仍强调，双方形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至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不过，美、英等国在苏联之前已经明确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充当调停 人，和谈一事只能作罢。

这样，当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达西柏坡时，他所准备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解决的这一问 题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学者根据俄国最近公布的这些档案文件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这种理解恐怕不够准确。毛泽东对斯大林1月10日电报的理解没有错误，斯大林开始的确是有意由苏联单独出面充当调停人来促成国共和谈，这在电文中表现得很清楚。只是在考虑到中共坚决反对和谈的态度后，斯大林才不再提调停人的问题，而是完全从策略的角度提出中共不应断然 拒绝和谈。正是出于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毛泽东在与斯大林通电以后，于1月1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1 月 21 日，蒋介石面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迫不得已宣告自行引退，把李宗仁推到了前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立即召见罗申，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停止内战。但罗申经请示斯大林后尖刻地回答说：“总统先生，现在已嫌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联又何能为力呢？”李宗仁再派人去见罗申，得到的答复是，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显然，这是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和谈的问题上表现了苏联对华方针的根本转变。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苏联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但鉴于中国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过去的方针，斯大林实际已经在考虑改变苏联的政策了，所以他很快就对苏联出面调停的事情默不作声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标志，是值得斯大林高兴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新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和政策，这也正是斯大林派米高扬去西柏坡的主要目的。

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讨论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及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发展道路等问题。

关于中共的立场和政策，主要是毛泽东介绍的。据师哲的回忆，从 2 月 1 日至 3 日，毛 泽东一个人整整谈了三天，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及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尽管米高扬对毛泽东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的谈话方式很不习惯，但对于中国和中共的基本状况总算是有了大体的了解。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东北问题(旅顺基地的租借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蒙古问题(外蒙古的独立)和新疆问题(苏联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 上，其中东北问题是重点。而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在中国的主要权益是通过 1945 年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现的，因此如何对待这个条约的问题又成为解决这些矛盾集中的表现形式。

在蒙古问题上，毛泽东最初委婉地借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表示，新中国有意收回外蒙古。但因苏联方面态度坚决，抢先提出外蒙古要兼并内蒙古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再坚持收回外蒙古的要求。米高扬在 60 年代回顾此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 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对此，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连中国政府都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拥有自已的军队，自已的文化，它的文化和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前进，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恐怕什么时侯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其结果大概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谈话时在座的任弼时在这个时侯插话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斯大林针对我就此事的报告给我发来一个电报，供毛泽东参考，内称：“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与外蒙古联系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要属于外蒙古。”毛泽东悉知这个电报后说他会考虑这个电报，还说他们“当然不会维护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路线，也不拟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

很显然，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像1945年谈判中苏条约时一样寸步不让，并且采取了一种先声夺人的姿态。毛泽东对此只能暂时作罢。

在新疆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很谨慎地提到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而米高扬则非常明 确地表示苏联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据米高扬回忆：“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地区正在进行独立运动，这个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的支配，伊犁也有共产党。他说，1945 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会面时，白告诉过他，说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制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我明确地告诉毛泽东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该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新疆虽然也是苏联关注的地区之一，但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没有涉及新疆问题。当 时斯大林即以苏联政府放弃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和独立倾向的支持，作为换取蒋介石 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条件之一。后来，苏联政府试图通过与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的方式保证 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但遭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对。尽管如此，由于大量苏联侨民的存在， 莫斯科对新疆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实际上是不容忽视的。换句话说，苏联对新疆(特别是北疆) 的影响和控制，主要是通过无所不在、被称为“国中之国”的苏侨协会，而不是通过占有领土或签订条约。所以，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已经预先做好了让步的准备，而当时的中共根本还无法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当然，东北问题是中苏双方关切的焦点。不过，在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双方都采取了非常慎重和试探性的方针。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有人认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但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不对，“中国有共产党人，苏联也有共产党人，可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娓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

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 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斯大林明确向中共指出了苏联从旅顺撤军的条件后，才表示也可以根据中共的要求立即撤军。

斯大林特别关心的是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他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长春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长春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也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长春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含糊地回答说：“在长春铁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磨擦，这 些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比如，国民党军队掠夺了长春铁路和一部分企业，但随着人民解放军 的开进，这些企业最终归还给了长春铁路。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 业的，而人民解放军似乎正在破坏这些条约，把企业交给了长春铁路。”毛泽东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