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7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这一天，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发文缅怀何凤山和潘君顺，这两个在二战中拯救了犹太人生命的普通中国人。
潘君顺是一个平民，他因只救了一个犹太人而被今天的以色列铭记。
他当时居住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纳粹德国入侵后，一个犹太女孩跑到他家门前求救，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将这个女孩藏在地窖里达两年多。
而另一个拯救者何凤山的故事就要曲折得多。
1938年的欧洲，犹太人正经历着最为黑暗的时刻。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反犹浪潮如同山洪暴发。维也纳街头，无数犹太人失去家园，四处逃亡。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32个西方国家聚集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一个援助犹太难民的会议，会议开到最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这些难民。就连以中立著称的瑞士，也要求在犹太人护照上做特殊标记，以便将他们阻挡在边境之外。
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上海已经沦陷，南京惨遭屠城，整个国家都在为生存而战。
当各国纷纷关闭大门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以一己之力，为犹太人毅然构筑起了一条生命的通道。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农村，童年失怙，幸得教会资助完成学业，从教会创办的长沙雅礼中学、雅礼大学，到后来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35年，何凤山进入中华民国外交部。1937年，这位能够流利使用德语和英语的年轻外交官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任一等秘书。次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何凤山临危受命，升任驻维也纳总领事。
他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为了在这个历史关头，为绝望中的犹太人打开一扇门。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给犹太人签证看似简单，实则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何凤山的上司、驻德大使陈介为了维持与德国的关系，明确反对向犹太人发放签证。
何凤山起初以外交部训令并非如此为由坚持，后来则采取应付搪塞的策略，实际上仍在继续发放签证。
陈介得知后大为光火，派参事丁文渊前往维也纳调查何凤山"出卖签证"的指控，但最终查无实据。
随后，纳粹当局对这位不肯妥协的中国外交官也展开了打压。1939年，他们以总领事馆房产原属犹太人为由，将其没收。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何凤山仍自掏腰包在约翰内斯巷22号租下一套小公寓，把总领事馆搬到那里，坚持继续发放签证，直到1940年5月被调离维也纳。
从现存的签证记录来看，仅1938年6月到10月的短短几个月内，何凤山就签发了近2000份签证。以一份签证通常可以拯救一个家庭来计算，其解救的生命数量令人惊叹。
何凤山签发的签证
当时的何凤山，敏锐地扑捉到了一个特殊机会：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由于管理真空，实际上不需要入境签证。他以此为据，开始向犹太人签发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能够获得离开纳粹统治区的"移民证明"。
这一消息在犹太社群中迅速传播，使上海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对犹太难民完全开放的城市。
到1941年底，约3万名犹太难民在上海找到了庇护，这个数字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接收总和。
一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曾这样回忆："当时似乎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们，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只有中国对我们敞开了大门。"
这句话虽然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并非完全是修辞性的夸张。
在二战期间，确实还有其他国家和个人也在营救犹太人，比如德国商人辛德勒、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就收容规模和开放程度而言，中国人民的确在当时表现出了罕见的胸襟。
在上海，这些犹太难民虽然没有供暖设施，居住条件简陋，但他们找到了生存的希望。
一位犹太音乐家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欧洲，我们面对的是死亡；在上海，我们看到的是生机。"
后来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海因茨·格林伯格就是在上海学会了拉小提琴，开启了他的音乐生涯。
而美国前财政部长麦可·布鲁蒙赛尔、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的父母，都曾是何凤山签证的受益者。
何凤山营救犹太人的历史在战后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97年，这位老外交官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他的女儿何曼礼在讣告中提及这段往事，才重新引起世人关注。
此后，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这一最高荣誉称号，在耶路撒冷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写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更是在纪念碑前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沙龙的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相：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刻，往往是那些身处苦难中的人们，更能体会他人的痛苦，更愿意伸出援手。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段历史，最值得反思的不是当年谁拒绝了犹太人，而是为什么一个正处于抗战苦难中的国家，能够对异国的苦难者展现出如此的同情与勇气。
这提醒我们，一个民族的伟大，不在于其财富和力量，而在于其在危难关头展现出的道德勇气和人性光辉。
同时，我们更要懂得，撑起一个民族伟岸身躯的，往往是那些需要冒着巨大风险的具体的人。
当以色列人记得何凤山、潘君顺这些中国人的名字的时候，中国人却有多少人记得呢？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否要记下这么一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