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一开始就被设定为利维坦式猛兽。由于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主权，具有支配臣民的巨大能力，因此，国家成员只有两种可选的命运：要么不屈服国家的压力，起而驯服国家，从而让国家皈依伏法，为人民利益服务；要么臣服于国家，将人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交由国家管控，任由国家权力按其意志作为。
前者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导向规范化的一端，这就是一个从霍布斯的强大国家向洛克的规范化国家演进的状态。后者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引向非规范的一端，国家统治者以教化民众为基本任务，以人民对国家的臣服为目的。如前所述，前者将国家施政推向向上的轨道，后者则将国家引到下行的路上。
原因很简单，前者规范国家权力意志，杜绝了国家权力的唯意志主义泛滥，从而让国家有序地运转于法治的轨道上，故向上运行是理性可期的；而后者放纵国家权力，并鼓励国家权力朝唯意志主义的方向发展，终致国家权力不可制约地随意作为，国家朝向下行方向恶性颓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可见，一个国家如果试图得到良好治理，便需要全力以赴驯服国家，才能杜绝国家施政的下行危险。如此，便能理解治国如骑虎的说法。
即便人们以治国如骑虎的警惕心态来对待国家权力，也需要明白驯服国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人们对国家权力稍有松懈，它即刻就会嚣张放肆起来。这样的政治存在，不仅需要人们随时随地高度警觉，还需要采取真正有效的制约国家权力的措施。但是，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从人类政治史演进的视角看，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处在既痛恨同家权力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状态。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人才在人类政治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驯服了国家权力。由此可见驯服国家之艰难：从国家施政的起伏过程来看，即便是曾经被有效驯服了的国家权力，也会因人们的松懈而再次失控，吞噬赋权于它的人民权利。国家真是一头随时可能侵害人民权利的怪兽、巨兽。但从古至今人们设想的无政府、反权力进路，并未降临过人间。人们不得不在勉力应对国家权力的积极与消极作用的前提条件下，被迫接受国家权力是一个“必要的恶”(a necessary evil)的理念。这真是一个人类难以理解的政治之谜：既需要国家权力，但权力总是无法按照预期发挥作用；厌恶权力，但又必须驯服权力而别无选择。
理解这一状态，可以骑虎难下的古典来进入。史载，东晋成帝时，大臣温峤组织了一支联军去讨伐叛乱之徒。在战争初期，联军节节失利，粮食几乎用光。恰当此时，主帅陶侃怨气横生，他对温峤抱怨，征战动员的时候，据称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如今交战不久，军粮就供应不上，看来只有撤军一途。面对陶侃的不满，温峤对他讲，“自古成监，师克在和。光武之济昆阳，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敌众，杖义故也。峻、约小竖，为海内所患，今日之举，决在一战。峻勇而无谋，藉骄胜之势，自谓无前，今挑之战，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设进退之计!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脑涂地，峤等与公并受国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济，则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虽灰灭，不足以谢责于先帝。今之事势，义无旋踵，骑猛兽，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反，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
这段话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意涵：一是在战争中需要将帅兵士齐心协力，只要仗义而战，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二是在战争胜败之际要做出准确判断，不能功败垂成，否则国家首脑会被囚禁，江山社稷陷入危局，天下臣民生命受到威胁。在承受国命之际，需要君臣同心协力、勇敢作为，胜败皆有荣耀。三是在战争胜败没有结局的情况下，从道义上讲是不能退缩的。这就像骑在猛兽身上一样，不达驯兽的目的，中途怎么可能安全地从猛兽身上下来?若想半途下来，猛兽则会反噬自己。这既是对骑虎难下的原意凸显，也是对治国如骑虎的有益启迪。
以霍布斯对现代国家的利维坦定性，可知现代国家确实是一头难以驯服的怪兽、巨兽。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像人一样的精巧结构，而且是因为作为“人造的人”,它具有自我复制和自我扩张的本性，自具让人臣服的强大力量。面对利维坦，人们不去驯服它，它就要吞噬人。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对置性关系。就利维坦所呈现的本性而言，它需要绝对的尊崇。对此，霍布斯明确指出，一个以力取得或以契约获得巨大权力的国家，乃是每一个人“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象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Leviathan)的诞生，一一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我们在永生不朽的上帝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就是从它那里得来的。因为根据国家中每一个人授权，他就能运用托付给他的权力与力量，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国家的本质就存在于他身上。用一个定义来说，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并被说成是具有主权，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它的臣民”。
在现代建国的霍布斯时刻，国家是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实体，强大到它足以为了自身的存续，让一切成员臣服于它。如果将现代国家暂时停顿在霍布斯时刻，那么，驯服国家并使其心甘情愿地为成员服务，便是无从与无法设想的事情：无从设想，是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无从浮现，在主权者被授权以后，他就获得了以他自己的方式管治臣民的权力，哪还有主权者服务于臣民的可能?无法设想，是因为国家之所以无法心甘情愿为臣民服务，是因为臣民把权力交付给国家或主权者后，臣民服从国家意志便是合乎逻辑的事，而不存在国家为臣民服务的义务，一旦要求国家为臣民服务，那就是要求国家臣服于臣民意志，这就将国家与臣民的关系倒置了。
霍布斯的“国家”显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现代国家。说它是现代国家，是因为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与契约主义的基础上，这对古代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说它是不成熟的现代国家，是因为依约建立起来的国家权力体系，并不承担服从国民意志或立法机构的义务，并且有着绝对自主的权力意志与行为方式。一个规范的现代国家，只能是洛克式的国家：国家权力不像霍布斯设定的那样是目的性的，而只能是为臣民服务的工具性存在。“我认为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但从霍布斯式的目的性国家及其施政模式，转变到洛克式的工具性国家及其施政模式，并不是一个国家的自动转变结果。相反，实现这种转变，乃是一个艰难的驯服国家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克尽举国之力以求规范国家、寻求繁荣昌盛与社会良序化运行的艰难过程。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艰难上行的过程，是国家结构性、良性化蜕变的过程。所谓结构化蜕变，是指国家不能以垄断一切权力的方式存在，让它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社会成员。国家权力必须进行分割制衡——在洛克那里，是立法、行政与外交的分立；在孟德斯鸠那里，是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分立。这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现代国家规范化安排。在国家已经受制于成员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的权利限制的情况下，进而在社会公众自身组织起来且以社会限制国家权力的机制中，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与规范，不存在广泛的任意作为空间，而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即以有限的国家权力服务于公众的利益。所谓良性化的转变，就是长期朝恶性对待臣民方向发展的国家权力，因为周密的权力限制或规范机制，逐渐成为社会成员服务的善性权力。
但这样的转变绝不是唾手可得的。因为若无举国成员、包括掌管或准备掌管国家权力的成员们坚持不懈地促使国家朝向规范权力方向转变的韧性努力，国家是不可能自主、自动地依规行事的。如果人们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尝试稍有懈怠，国家权力就会如脱缰野马，挣脱控制，疾速朝向非规范的方向倒退。这正是国家施政的上行曲线远比国家施政的下行曲线更容易掉头而行的原因之所在。这不正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骑虎难下的政治处境吗?
国家施政的上行线之所以轻易地就扭头直下，并且恶化式的运行于国家施政的下行线上，显现为一条从懒政始、到暴政终的可怕颓变曲线，原因就在于，骑在虎上的政治社会人群，一者很难坚韧地行进在促使国家上行的制度建构与维系的政治事业进路上，人们习惯上会认为，在现代民主政体的框架搭建起来以后，有一部宪法约束或规范国家权力，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控制权力的难题。殊不知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需要扼制的两个端点都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竟功的事情：从上行端口看，扼住国家权力咽喉促其上进，稍有不当就会令其窒息或缺乏生机，这就需要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与持续的政治试错，以保持国家权力服从规范的同时具有活力。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过程，相伴现代国家权力运行的始终，极需要人类的政治耐心与行为韧性以保持国家施政的上行。而这恰恰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所稀缺的东西。从下行端口看，一方面，需要扼制国家权力命脉阻止其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人类普遍的慵性很难遏制看起来没有紧急风险的懒政和庸政。因此，在政治惯性的持久作用下，人们也就会习惯国家施政的懒政与庸政，岂不知这种施政习性遭遇重大事件或结构转变的挑战时，会转变为更加恶性的下行施政方式。可见，人类一旦骑上国家这只猛虎，就只能指望有了超国家之后才能跃下虎背，否则必须一直努力驯虎。二者权势集群与普通公众都很难不受欲望与诱惑的引导，陷入放纵的生活，因此会对国家施政这类似乎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大事漠不关心。
于是，纵容国家易，管控国家难：国家施政很容易掉入治理失能的陷阱——像古罗马那样，统治者迎合公众纸醉金迷的生活欲求，以斗兽场这样的空间建构与娱乐形式，让民众纵情声色、消磨斗志、娱乐至死，结果国家也就只能以苟延残喘的方式勉强地存活。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大家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且以不断的无功授勋瓦解权力意志，以低端福利消解公众不满，结果导致苏联的施政陷入日益失能的境地。三者，很难在国家施政上行线上认清维持国家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却容易堕入鼓励国家权力大胆动作来为公众谋取福利的权力崇拜陷阱。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民众并未从根本、全局上改变其基本品性，他们仍然划分为极少数的杜鹃啼血者、一小撮的极端谋利者和“沉默的大多数”。
因此，国家施政这类公共事务，并不是激发社会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少数人关于国家施政这类公共事务的想法与做法，很难获得公众反响。他们期待的是国家恩赐给他们不劳而获的果实，认为公共事务自有人替大众操心。结果就是国家趁机操弄权力，自我放纵。一旦三股力量形成合力，国家施政就很难避免下行线而朝恶化的方向持续下坠。
一个规范化的现代国家，具有一种激发人的斗志、积极向上的驱动力。在民众面对自己与社会关系的时候，只要社会的良序不被颠覆，它就会朝向善性主导的方向发展，社会也就会处在积极向上的氛围之中，并且它也就自然会需求和激励一个规范化的国家运行状态。在民众转而面对自己与国家关系的时候，只要民众不像古代国家中人那样惯性地被动屈从于国家权力，那么国家的施政就会出现理性驯服国家权力的意欲。如果民众身处国家施政上行时期，却不愿意持续努力，以保持国家发展的良好势头，那么，国家施政的急转直下就在意料之中；如果国家施政处在下行的起始点上，民众则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听之任之，不愿意竭力阻止下行趋势，那么国家施政逐渐、甚至是非常迅速地就会沿循懒政、庸政、乱政、恶政、暴政的路径趋于恶化。
就民众必须面对国家这个“必要的恶”,无从摆脱政治社会的生活方式来讲，民众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国家的骑虎、驯虎和杀虎三种可能性，是需要审慎以待的重大公共事务。骑虎的唯一出路就是驯虎。因为屈从虎威，就会被虎吃食；反过来杀虎，则意味着让国家陷入丛林状态，即霍布斯所说的“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现代国家之所以需要立约建国，就是因为要避免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避免依约建立的政治社会重回丛林状态。因而民众面对国家施政的唯一选择是什么呢？是使国家持续上行、规避下行。而保证国家施政的持续上行，乃是现代公民逃不掉的宿命，民众必须驯服这头猛兽。这是一个无以撼动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