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制造机”彩虹合唱团：都市年轻人的精神代言人？

文化 2024-11-18 12:30 北京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歌曲之外，彩虹重新定义了一种名为“合唱团”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在充满不确定的生活里，把一起歌唱变成生活的锚点。

主笔｜肖楚舟

“彩虹的声音”

观看合唱排练，对一个习惯性注意力分散的现代人来说就是一场精神与肉体的试炼。三个小时的排练中，我数次探出身子从二楼俯瞰，有人手里捧着纸质乐谱，有些手里拿着平板翻谱子，我看见一个女生捧着手机专注地看，起先以为她在读小说，后来发现她翻动屏幕的频率和周围人同步，才断定她在看谱子。没有人玩手机、刷社交软件，也没有人出门接电话。对忙碌的都市人来说，这一段漫长的专注简直充满了神性。

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彩虹室内合唱团（以下简称“彩虹”）泡了好几天，和团长许诗雨聊了聊，也和指挥金承志打了照面，想要弄明白这个中国最知名的民间合唱团的魅力来自哪里。从2010年的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成立的一个“兴趣小组”，到2016年凭借《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火遍网络的另类合唱团，彩虹已经发展成一个团员接近百人、有专门运营团队的重量级合唱团。他们不再重复“神曲”，却依然被都市年轻人视为自己的精神代言人。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听合唱、参加合唱团，成为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供图）

这一天，他们从《稼轩长短句》唱起，这是一组由辛弃疾的诗词改编而来的合唱套曲。据说金承志创作的时候在苏轼和辛弃疾之间犹豫了一阵子，最后选了辛弃疾，金承志的解释是因为他“顽固”。金承志早期给四首诗词都配了第一人称的旁白，演出的时候打在屏幕上，后来又取消了，只留下辛弃疾原本的词句。

调侃、戏剧化和冷幽默不是彩虹的全部追求。从2017年以后，金承志一直带着彩虹走着“轻重两重”的并行路线。许诗雨告诉我，他们对较为抒情的曲目有个定义叫“轻合唱”，这个说法有点类似日本的“轻小说”，“从风格上更接近流行歌曲，主要描写生活和日常场景而非宏大场景，可能只是讲述一种打动人的情绪或者一个打动人的画面，将一个小小的东西变成一首合唱”。这些作品带着彩虹闯进大众视野，走上各式各样的舞台，带上综艺舞台和音乐节，变成那个“演出都市人精神状态”的神曲制造机。

“重”指的是更艺术化的探索。《稼轩长短句》是其中一种，还有各式各样的套曲。金承志不断尝试用合唱讲千奇百怪的故事，多半和旅程相关。你可能在路上闯进“分享回忆”的《星河旅馆》，也可能穿越回百年前，闯进怀旧又离奇的《白马村游记》，或者乘风破浪驶入光怪陆离的《罗刹国纪·山之篇》。这些用温州方言甚至古汉语演唱，或者用大段念白串联的歌曲已经不追求即刻的共情，但是从情感上探向每个人生活的前史，包括故乡、童年、探险的梦、家人、没去过的远方、未实现的梦。

这是暑假休息后的第一次排练，大家一开口有些没谱。《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金承志听了一句就叫他们停下了。“上礼拜有个自愿报名的商务活动，只有七八个人来，当时我觉得可能演不了，但是他们通过这一首作品拯救了我。证明什么？只要你用对位置，再小的团也能唱出好的声音。”他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待热烈的回应，接着咧嘴一笑，给自己找补，“你们回应我的方式真的很烂。”

在排练厅，金承志就是“总导演” （张雷摄）

金承志有一种独特的笑容。他总会把嘴咧得很开，头微微仰起，搭配他经常自嘲的发际线和小肚腩，像个卡通人物。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因此带上一种戏剧化的色彩，是轻是重都变得模棱两可，训斥也像调侃，掏心窝子也像自嘲。许诗雨说的，更多时候他们把金承志当作导演，他们唱歌就是在讲故事。在排练厅，他是不容置疑的权威，掌控团员的表情、肢体和唱歌的语气，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听从他的调配。

如果不看团员，只看台上的金承志，他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表情足以当作一出独角戏欣赏。连点名纠错也是戏谑的。刻薄的话，他一说就显得合理：“你为了唱高音你已经这么变态了。”“该用这里的力量的时候你不能偷懒，偷懒就会变成一边偏低一边靠前，来，唐老鸭的进化史。”厅里只是响起一阵阵笑声。

彩虹合唱团指挥金承志（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供图）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合唱排练。中国小孩多少都参加过学校合唱团，指挥通常由音乐老师或者高年级同学担任，唱的都是那些恢宏壮丽的歌曲。为了赶上排练和表演的进度，每个人尽量在指挥棒下面扮演一个没有具体面孔的配合者，以跟上大部队为第一要务，如果跟不上，滥竽充数也是可以的。至于歌曲要表达的感情，多半是抽象的，“抒情、赞美、快乐、悲伤”。这里不一样。彩虹的排练厅充满了具体入微的情绪，可能你刚才就在地铁里、工位上或者出租屋里经历过。

这天晚上，金承志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磨一个“rubato”。这是一个来自意大利语的音乐术语，翻译成“弹性节奏”，字面意思是“偷取”或者“攫获”，讲的是演奏者在演奏时可以弹性地变化节奏、速度，或者在某个音符加以停顿，改变音乐的时间感。说白了，就像人在朗诵时不动声色偷加的一个“气口”。

在《我从枝头落下》这首歌中间，有句话需要精妙的节奏控制。“于是醒来就要告别，不知要跟谁告别”这句话，金承志挥着手来回拉锯。指挥大几十号人自然地抓住同一个气口简直是天方夜谭，团员跟着他的手，连面部表情和脑袋的摆动幅度都无意识同步化了，声音却不一定同步跟上。

当抽象的概念难以传达时，金承志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我有一次打《<乡村骑士>间奏曲》拍子的时候就把它挥得很宽，自己很陶醉。”他手舞足蹈，“然后所有老师在下面无语。刻意也没关系，刻意也是个尝试的过程，rubato就是你唱1000次，999次都会感到恶心，那999次一定是错的，有一次你觉得舒服，没有做任何夸张的东西，就对了。你对于rubato不自信的时候，就按照你自己是舒服的还是恶心的判断好不好？”

在合唱团里，注意力像一张厚厚的弹簧床垫，均匀地摊在所有人头顶上，一旦哪个角落的声音不齐，那一侧就会塌落下去，所有人的注意力就会跟着指挥无声地落在你头上，形成一种随时可能袭来的压力。

金承志偶尔点名一个声部，或者两三名团员。气氛会陡然紧张起来，有的团员一开口就被自己卡住，或者声音发颤，她心里一定在祈祷这一刻赶紧过去。但是最多尝试两三遍，无论结果满不满意，金承志会用一个圆滑的句子收场。比如叫对方拿出手机当作小镜子照照喉咙，或者叮嘱对方两句技术要点。很明显，他无时无刻不在精确地计算紧张与松弛、严厉与慈蔼的配比。在一段精细的调整之后，他振臂一呼，“用你们的共鸣攻击我，再来一遍”。

几个来回之后，变化开始发生。那并不是声乐技巧上的突飞猛进，而是一种群体精神状态的集中。在一遍遍重复的吟唱中，涣散的精神慢慢收紧，金承志像系鞋带一样，从最前面的那个孔开始抽拉，最后达到脚踝处，狠狠地系紧。有那么一会儿，整个排练厅的空气拧成了一股看不见的气旋，我觉得自己的呼吸也被他们裹进去，几乎要张嘴唱出来了。

金承志与团员在音乐厅录制专辑（张雷摄）

我猜这就是许诗雨说的“制造音乐”。这是他坚持留在这里近10年的主要原因。“在演唱技术上，我可能连彩虹的中位数都不算，但就像有人每天做瑜伽，这是一种持续的身心锻炼，让我保持在制造音乐的语境中，而且越做越好，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和大家一起制作音乐，这让人非常快乐。”他用菜谱打比方，“指挥会告诉你步骤和火候，你需要同时完成这些技术动作，发挥潜力，动用你的理性和感性共同配合完成。”

这不只是做菜，而是每人拿着一只锅铲做同一锅菜。《我从枝头落下》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三个字“作为蝉”，就像一句没说完的临终遗言。金承志觉得大家的语气把控不好，他又开始讲故事，“我那天跟朋友开玩笑，我说所有的人死之前可能有75%的人没什么台词，因为可能突然被撞了或者掉下来了，这个很正常。但这只蝉它是做好准备的，它既不能‘作——为——蝉’（龇牙咧嘴地）这么油腻，但也不是‘作为蝉’（一骨碌带过）这么随便的，好像虽然我的同事还在K歌，但我已经‘嘎’⋯⋯”

“不要恶心哦！”金承志突然从生死攸关的话题里跳出来，露出他的标志性笑容。

在合唱团，找到复数的自我

彩虹合唱团的办公室和排练厅在上海音乐氛围最浓郁的街区，一栋欧式风格的写字楼里。这里属于兼具海派气息和烟火气的永嘉路街区，距离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交响音乐厅不到一公里。写字楼底商是一间半开放式的社区菜场，卖烧鸭、新鲜蔬果和干货，开到夜里十来点。每周六傍晚，从上海各个角落赶来的年轻人走进这栋楼，共同度过和世俗事物无关的三个小时。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合唱团员。

办公室属于彩虹合唱团的运营公司“西瓜山”。2017年，金承志决定成立一间公司来负责合唱团越来越繁重的运营工作，由专人来负责商务对接、宣传和团务等工作。初创员工几乎都是团员。金承志在公司的头衔是艺术总监，许诗雨是运营总监，另一位男高音部的老团员高宁担任总经理，负责商务。声乐指导是男低音王欣，他有一间小屋用来给学员上声乐课，需要参与创作的钢琴伴奏吴经纬和女高音柳扬各有一间独立的琴房，还有几位老团员分别负责团务、谱务。

钢琴伴奏吴经纬正在进行编曲（张雷摄）

我和团长许诗雨坐在办公室二层平台的沙发上。公司里充满了玩闹的氛围，楼下的墙面上贴着全体员工的名册，身子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合唱团员模板，脑袋是从各人生活照上抠下来的。“略带自恋地故作优雅”是彩虹的独特风格，这张名单上，连清洁阿姨都被起了个英文名。三只猫也榜上有名，他们分别叫李定国、黄文胜、金小酒。每次演出前，彩虹的报幕员“字幕机”会以幽默的方式提醒观众注意剧场礼仪，中间有几句点名道姓的话，用的就是这三只猫的大名。

金承志的办公室就在这个小平台的斜对面，一排玻璃落地窗对着挑高的大厅，可以看见楼下的大条桌。他的猫经常跳到窗外窄窄的小阳台上俯瞰众生。大多数时候，这位彩虹合唱团的灵魂人物像一道灵活的影子，偶尔闪现在办公室门口、楼梯上、会议室里。更多时候，办公室里四处响起“老金去哪里了”的疑问，最常见的答案是“去健身了吧”。

和台上的活泼搞怪比起来，台下的许诗雨给我一种过于老成持重的反差感。在台上，许诗雨是知名的“演艺部成员”，他是《绿叶菜里有什么》里面手持喇叭的父亲，大喊“唉，我很忙的哦！”，也是《春节自救指南》里面负责打开外套，负责亮出一大片红包的跳脱角色。在新近作品《罗刹国纪·山之篇》里面，他又成了船老大，喊着号子“乘风破浪”。在我面前，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客气的职场人，礼貌又周到。

许诗雨2015年加入彩虹，当时他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先后学过艺术管理和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属于学校里少数没有音乐特长的学生。那一年他去听了一场彩虹的音乐会，许诗雨感到新奇，“从没想过合唱还能这样唱”。在一群专业学习音乐十余年的学生里，合唱让他感觉自己终于不再格格不入，不再被任何门槛限制，他开始跟一群人一起“制造音乐”。

彩虹合唱团团长许诗雨（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供图）

作为国内最火的合唱团，彩虹上过综艺、拍过广告、参加过音乐节，但许诗雨觉得那些都不是彩虹追求的最终结果。这几年彩虹开始制作布景复杂、成本高昂的合唱剧，经济账算起来是不大划算的，他觉得有趣，更重要，“我们最终想要到达的是一个舒适的地方，还是抽身回到音乐厅，通过表演与观众面对面交流”。“2018年、2019年左右，去外地演出，观众会说今天怎么没有演《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或者《春节自救指南》，现在我们有了很多具有情感浓度的作品，观众对彩虹作品的印象也在丰富化。”

和10年前许诗雨入团的时候相比，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时候，金承志还没有写出最早的一批神曲，许诗雨听的那一场音乐会，他们唱的是一组拉丁语经典曲目。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凭借完全跳出传统合唱框架的曲目，彩虹的演出视频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现在，他们的B站粉丝有107万。刚刚结束的招新，团队收到600多份有效报名，筛选50人进入复试，最终录取了10名新团员。许诗雨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想到真有这么多人愿意加入合唱团，“喜欢听合唱是一回事，真正愿意加入合唱团又是另一回事”。

图源微博@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声乐指导王欣给我讲解彩虹选人的标准，优秀不是必要条件，合适更重要，他看的是候选人的声音能否和“彩虹的声音”融为一体，“能从上到下连接成一个统一的面”。王欣自己也是学美声出身，知道合唱团唱法与专业唱法的区别，今年甚至有参加过音乐剧巡演的专业演员来报名，“我们会酌情选择，一个是要求他融入合唱的声音比较困难，也会对他自己的声音产生影响，另一个是也会对其他团员产生压力”。

从知名度、硬件配置和运营模式上来看，彩虹已经是“鸟枪换炮”。但有些事情没有变。大多数时候，他们仍习惯用团里的方式称呼彼此，许诗雨喊金承志“老师”，大家都喊许诗雨“许妈”，王欣喊金承志“老金”。头天晚上排练结束太晚，第二天公司的上班时间就会推迟。他们看上去像普通白领，坐在工位上，开会、做表格、做海报、写文案，却时不时拉开嗓子高歌一两句。很多时候，那种“兴趣小组”式的气氛，会冒冒失失地从一个角落里窜出来。后来我问金承志：“你们这里到底谁算老板？”他说：“我们是内阁制。”

彩虹的办公室日常（张雷摄）

“兴趣小组”，一个抛下身份、压力和顾虑，放心地一起玩的地方。在晚上的排练开始之前，彩虹为新成员举办了欢迎仪式，请他们依次上台自我介绍。格式大致相同，籍贯、学历、工作，都市人最简单的标签。他们的职业分布极其广泛，有音乐学院的研究生、从事生物医药工作的白领、高中就开始梦想加入彩虹的开朗大学生，还有一位特殊的新团员、二度入团的新团员钱嘉乐。两年前他因为工作太忙、频繁出差离开，今天又回来了，金承志要他多说点，他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上一次加入的时候还小，这次真的老大不小了，希望能继续跟大家好好唱歌”。

最后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必须再大声说一次自己的名字，台下的老团员会齐声重复一遍你的名字，然后大喊一句：“欢迎你！”

合唱团的法则

每个学期，团里的声乐指导王欣都会带着10名左右团员上一对一的声乐课，学期结束后这些学员会开一场声乐发表会，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这场发表会原本是只对内的，许诗雨犹豫了好久，请求了金承志的意见才同意我旁观。

看到我出现，各位都有些惊异。我说明来意，保证绝对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一个男生快活地说：“老师，我们都是唱得不好的。”

每个人的演唱都有点小瑕疵，但现场显然有种共识，这是一场分享而非考核。金承志像个小孩一样，穿着长筒袜、五分西裤和T恤衫，上衣扎在裤腰里，岔开腿扶着椅子前后微微摇摆，多数时候盯着地板入定，偶尔在纸上写下几个字笔记。中间休息是金承志提出的，同样用他那种夸张的天真姿态，像个小学生一样举手报告，“老师，我想去上个厕所”，随后大手一挥，招呼一群人都跟着他一个冲刺往外跑。屋子里的空气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心有余悸地回顾刚才的演出，直言不讳得让人心惊肉跳，我听见一句：“没事，瑜不掩瑕。”

金承志最后上台总结，看了看之前记了几行字的纸，然后一个大动作收到了背后，“大家表现得都很好，结束！”他不想做演唱水平高低的评价，岔开了话题，“你们在台上有一个小失误以后，马上就展露出对自己很失望的表情。这是干吗？你们都跟爸妈学啥了？不要动不动就对自己展露出失望之情。”稍后的颁奖环节，他把最佳表现奖发给了中间有个破音，但收获了最多掌声的《阿妹》。

排练现场，金承志“浑身是戏”（张雷摄）

是的，合唱团里有各式各样的奖项，也有各式各样的守则。在solo发表会之前的那天晚上，金承志叫学员挨个去他的办公室考核，这次考核决定他们能否参加两周后在北京的演出。考核持续了到晚上七八点，金承志走出来和王欣交流片刻，他们觉得有几个团员可能还要再练练，过几天再考核一次。万一还是不行，是否有能够替补的人员。

在这个凭借兴趣集结的社群，每个人对待“业余爱好”的态度都惊人地认真。奇怪的是一群本就受够了束缚的打工人，居然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规则。如果说彩虹最初的出圈是因为戳破了年轻人被工作制度压榨的疲惫和无奈，大家希望在业余生活里满足对松弛、真实和温情的渴望，那么就在这里轻松地唱歌，交交朋友，唱得开心就行，这样不好吗？

有一种解释很有意思。相对于一般的兴趣社团，合唱团是一个有着具体目标和要求的“实践社群”，人们在这里分享的是知识和经验，追求的是一个需要努力才能达成的目标，付出感与成就感成正比，责任感与目标感绑定。

投入这样一种高强度的业余活动，可以理解为现代人主动收复自己对“休息”定义的尝试。现代人如此矛盾，人们一边厌恶工作，把无聊、繁重、费心劳力视为工作的基本特征，却也厌倦享乐、搞笑、不花力气便可以轻松享受的消费主义。合唱团这种高强度的业余生活，成为工作和消费的二元对立之间，一个刚刚好的中间地带。在无可救药的“流动的现代性”洪流中，年轻人正在主动选择和构建一种自己想要的集体生活。

王欣忙着手写奖状，分装礼物。那是上个学期的全勤奖，我数了数大概有二十来个。在这个集体中，奖品也很有彩虹精神，实用与幽默并重，一面粉红色少女心的小镜子和一瓶嗓子保养剂。旁边还有一份“人中龙凤奖”，奖杯是一只镶着金边的玻璃蝴蝶结。今年获奖的是男高音部的声部首席陈戌侃，表彰他在考勤、作业和演出方面的全方位付出。

陈戌侃属于彩虹出圈后被吸引的那一部分团员，起初听到的是《春节自救指南》，觉得很酷。真正打动他的是一首叫《外婆》的歌。歌里唱到“第一遍跌倒涂的红药，第一碗排骨粉的味道”，听起来没什么特别，但也因此适用于所有人，“我的外婆跟别人的外婆差不多，但她是我独一无二的亲人。那首歌让我想起小学的时候，我胃不舒服，外婆会煲一罐白粥给我送到学校”。

他从小到大都泡在合唱团里。“之前合唱的作品和合唱的体验，似乎和生活并不近，也许是我阅历不够的问题。但是当我唱贴近生活的歌曲的时候，心里会更舒服，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些感情，但是我们平时很难说出口，能用歌唱表达出来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合唱与生活，个体与集体，在这里呈现一种奇特的交织状态。每个人都被生活卷着走，保留着生活给自己留下的印迹，然后把一切复杂的情绪交给歌唱，在私人化的情绪里找到无需言语的共振。陈戌侃今年30岁。他不敢说如果是30岁的自己碰到彩虹，还会不会义无反顾地加入。那种冲动和特定的人生阶段相关，他入团的时候恰逢毕业，“刚从大学毕业到职场，正是磨平棱角的阶段，突然发现有个地方可以放松做自己，那种自我放飞的感觉很棒”。

从彩虹出圈开始，合唱打破了整齐划一的范式（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供图）

现在，陈戌侃成为男高音部的声部首席，负责组织声部训练，针对指挥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小练习，“我们与大家是平等的关系，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你必须遵守基本规则”，王欣讲得很严肃。彩虹这两年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评分系统，声部长会根据团员平时的出勤和作业提交情况进行打分，迟到会扣分，晚交也会扣分。如果希望演出报名人数超过需要的人数，就回溯10次排练情况，根据排名选择。如果两个人情况相当，就会轮换上台。“我们都付出了时间、精力和热爱，我们制定的规则越公平，大家的机会就越公平，你需要为自己负责。”王欣说。

成年人的生活是不断流动的，工作调动、出国留学、结婚生子，这些事情多少会影响人的精力分配。彩虹为团员设置了暂离期，“如果你暂时面临各种实际困难，比如你想要全心投入考研，你可以随时申请暂离。这个期限是半年到一年，如果一年期满，我们会询问你是否想要回来。如果你想回来可以进行一次考试，如果不回来，那么就成为荣休团员，光荣退役。”

告别在这里是轻轻的，讲究都市人的不露声色。王欣说他们不会举办告别会之类的活动，各人性格不同，有人喜欢，有人不爱。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有的现场演出，老金会在演出时将话筒递给某个人，让他单独唱两句，“那就说明这个人近期要说再见了”。

陈戌侃也送别过几位老友，在他的观察里，如果以三年为一个周期，那么一个声部的人员应该有四分之一更迭，他在团里的一位朋友后来去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有一天他在唱歌时，《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前奏旋律响起，“我想起来与他之前一起在台上唱这首歌的时刻，可能我们那时候声音都很稚嫩，但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瞬间”。

做自己是什么意思？

作为外人，潜入一个合唱团是件有挑战的事情。我在看似弥漫着友善气息的人群中游动，清晰感受到一层隐约边界感。有的人会偷偷地看我两眼，有人和我对视以后移开目光，当我主动搭话，他们如果没有兴趣，也不会客套，绝不勉强自己接着和我聊下去。但也是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他们自然地拉起高音，也会自顾自扎马步或者做弓步，做做伸展运动。我有些羡慕，这好像是一群不被社交规则绑架的人。

归属感不一定意味着亲密，而是一种关于舒适感的共识。金承志告诉我，刚成团的时候，他们有过一段排练完了以后去吃饭撸串的日子。但那段时间，他聚餐完反而觉得累，“社交需求是满足了，但最在意的内核需求没满足，那就是唱得好”。后来他把那种流于表面的聚餐归结为“自己对联结感的信心不足”，因为唱得不够好，所以要借助外在的方式去建立联结。现在他不需要了，当你在声音里得到充分的联结感，其余的社交方式都只是附加价值了。“我讨厌纯形式的东西。”他说。

在solo发表会和排练之间的休息时间，我找到刚才在发表会唱过歌的蔡佳昀。蔡佳昀是现役团员中年龄最小的，开学上大二。她第一次报名入团是在高三，除了因为喜欢彩虹的歌曲，还因为她在北京看过彩虹的现场演出，金承志在外地场会非常郑重地介绍来自本地的团员，或者刚才担任过独唱、念白的成员，这个时候，周围的团员会自动让开，让那位团员凸显出来，周围人热烈鼓掌，“我有种被接纳的感觉”。

直到考到上海读大学，蔡佳昀才正式成为团员。她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还和同学组了一支乐队，她在乐队担任吉他手。那是一支三个女生组成的小乐队，唱的是偏摇滚的作品。合唱团带来的快乐和乐队完全不同，乐队人数少，在舞台上依然处于焦点中心，合唱团带来的是一种包裹式的安全感，“你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实际上不会有太多人关心你怎么出糗，你完全可以放心”。

蔡佳昀并没觉得因为自己年纪小，而和其他团员产生什么沟通上的沟壑。她自称轻微社恐，但会开启一种被动式“社牛”状态，“如果你和我聊一次天，我下次还会和你聊，但我不会主动和你说话，得请你主动发言”。

这样性格的人在人群中其实是大多数。在合唱团里，他们不会感到局促，大多数人把音乐关切放在社交需求之前，不过度追求所谓的社交，这反而给每个人留出自我发挥的空间。蔡佳昀给我看她每次演出后写的小作文。她的熟人圈子基本是从唱歌这件事发散开去的，除了指挥、团长、声乐指导、团务，就是直接指导她的声部长或者声部首席，演出或者排练时坐在身边的团员。这个看上去文静的小姑娘，会在《活在爱里面！》最后的集体乱舞里，表演传统技艺抖空竹，那是她主动上报的才艺。

有时候，归属感甚至是由反向的推动力达成的。第二次入团的钱嘉乐始终在找那种让自己舒适的归属感。我和钱嘉乐见了两次面。一次在排练前，他显得有些紧绷。2017年他加入的时候，还在杭州上大学，这间排练厅还不存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合唱团骨干，2016年他听到彩虹以后，感觉“合唱圈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一个像春笋一样爆破出来的团体。刚好他们招新，我就坐着高铁去上海试试看。”那时候，钱嘉乐每周末在沪杭之间往返一次。从周边城市过来的团员有好几个。晚上9点结束排练，他得花半小时赶去虹桥站，有时候来不及回去，就住在徐泾东的青年旅社。

他离开的表面原因是工作繁忙。本科毕业后，他考研到上海，2020年进入职场，在会计师事务所和投行工作过，最忙的时候，365天有360天在出差。比起之前在沪杭之间的稳定往返，他开始无法预测自己身在何处。决定离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20年疫情开始，他感觉自己没法很好地处理自己生活里的事情，缺勤率渐渐达到40%左右，那种归属感带来的自信也被消磨了。“我开始在意周围人的评价。在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联网排练，我不知道自己的状态，后来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完全唱不出来。”他强调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态问题，“我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缺乏归属感。”

加入彩虹之前，钱嘉乐是校园合唱团的团长，对自己的声音和耳朵都很自信。而这样的背景在彩虹非常普遍，这里聚集了一大帮对合唱很认真、愿意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人，无形中产生一种落差。钱嘉乐想被看见，希望像很多人一样，做可爱、有价值、情绪饱满并且被关注的人。另一方面，他又坦承自己是个心里有“矛盾、仇恨和不开心的人”，他也困惑，是不是在这里只有充满“love & peace”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呢？

彩虹室内合唱团团员钱嘉乐（张雷摄）

能力上的不自信是一个方面，情感上的拧巴才是更大的挑战。钱嘉乐不属于那种非常感性的人。他喜欢唱歌，但更多基于合唱技术带来的震撼，没有那么多“击中灵魂”或者“情难自抑”的瞬间。在一个追求情绪共鸣的场域里，不能共情也是一种压力。他记得2019年，指挥金承志为了缅怀一位突然故去的老友，厦门六中合唱团的“90后”指挥高至凡，临场加演了一首歌《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他站在那里，身边的团员哭得稀里哗啦，那一刻局促不安占据了上风。该不该哭？哭不出来怎么办？“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有问题。”

“做自己”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钱嘉乐一直困在“跟别人一样做自己”和“不知道怎么样才叫做自己”的矛盾中间。他拧着眉头，苦笑着对我回忆《想要的一定能实现》这首歌，这是一首许愿曲目，通常会邀请全场观众一起嗨起来。彩排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侧面，金承志招呼大伙儿出去跳舞，他硬着头皮上去了，起了一串鸡皮疙瘩，“十分钟才消失”。正式演出的时候，旁人都“嗨”翻了天，许诗雨从后面推推他，他还沉浸在刚才的尴尬感中，到底也没走出去。

2022年暂离之后，钱嘉乐独自去看了一场彩虹的演出。那场演出，有一位资深团员即将离开，“他在台上表演得非常疯狂，乱叫乱跳，释放自我”。现在回头看，他觉得羡慕极了，他不清楚怎么做到这件事，但觉得这非常厉害，也想要获得这种能力。当时钱嘉乐刚刚换了一份朝九晚五的财务工作。他憋足了劲，不去找别的合唱团，也没考虑其他兴趣社团，从千军万马的彩虹招新里杀了出来。2020年彩虹10周年团庆，金承志写了一首歌《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他采访团员，问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唱歌，里面有一句词是钱嘉乐贡献的，“表真诚”。他写完这个答案有点后悔，“老金问我还有没有更加具体，更加钱嘉乐的答案，我似乎说不出来。好像说什么答案都很奇怪，但我给不出更具体的，我真的是为了能有一个做自己的场所”。

保持“业余”

为了确保8月17日在北京的演出效果，金承志提出周三加排一次。考虑到上班族工作日的忙碌，排练推迟到晚上7点开始，预计9点半结束。那天晚上，polo衫和通勤连衣裙多了，化全妆或者穿皮鞋的人也多了。那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是《上海的那头》，里面有一句“上班的公交车”，金承志停下了问：“你们唱到‘上班’这个词怎么都这么痛苦？”厅里一片会意的苦笑。

时间过了，金承志还在沉浸地排最后一首歌。一句话唱完，他突然一激灵，停下来问：

“几点了？”

“9点38。”

“赶紧走！”

三个团员立刻从人群中窜了出来，把手里的谱子塞进书包，叮呤咣啷地奔出了门。从上海回杭州的最后一趟车就要赶不上了。从动作熟练度看，类似的事情应该经常发生。团里的大多数人都有种瞬间切换的能力，当他们背上双肩包，戴上耳机，头也不抬地走向地铁，你几乎能幻视他们在工位上的样子。

除了西瓜山的员工之外，张震是唯一一个向我展示了他职场生活的合唱团员。他是参加solo发表会的团员之一，在排练厅里穿着刚领到手的新团T恤，唱了一首《我喜欢》，看起来温柔可爱。

切换到职场模式，张震在微信里用的词非常郑重，让我受宠若惊，不是“迎接”就是“招待”。坐在电梯里往楼上去的时候，我在说合唱团的事情，张震径直对着我介绍起了窗外的园区，从园区的定位、规划，讲到入驻企业情况。我转而询问他的工作内容，得知他负责园区的招商，还是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他谦虚地说：“算是公司中层吧！”

从小学算起，张震的合唱生涯长达36年。他形容小时候的合唱社团是“项目制”，比如每学期有汇报演出，或者节日需要表演节目，他又擅长唱歌，就这么唱了下去。他第一次见到金承志是在2011年，那时候金承志还是长发披肩的造型。张震当时在上海另一个社会合唱团担任团长，平时唱偏古典的西方曲目。金承志24岁，已经开始写歌。他能感觉到金承志做的事情很不一样，“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是这样的，似乎高明的东西必然小众，如果大众就无法展现出它的高明，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张力。现在随着网络的普及，我们能迅速让人听到一首优秀的合唱作品，或许就能让一个青少年喜欢上合唱。金承志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写出非常高明又很大众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合唱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推动。”

张震不讨厌职场，但做上这份工作，中间有许多机缘巧合。他对自己的歌唱天分念念不忘，对我提起他中学在歌唱比赛里得过冠军。那场比赛里面排名不如他的同学，有的走了艺术生道路，有的参加选秀上了电视，而他文化课成绩不错，顺从家长要求读了理工科，而他始终无法放下那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可能性，“由于各种局限性，或者是机缘巧合，我们错过了一些可以更大地挖掘人生价值的机会。你可以寻找另一种方式实现。我们需要重新回归自己，回报自己”。

金承志也有过一段关于“职业”和“业余”的反思期，心路历程写在2019年那本《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的前言里面。2018年去台北演出，他用三次排练凑出了半场音乐会，演完之后觉得胸口发闷吐了出来。第二天，他给一位团员发了“我想休团半年”的消息。后面，他开始了7个月的“本能作业时间”。他开始怀念2010年只有十来个人的彩虹合唱团，在商超做的一次现场表演，唱了一大堆圣诞曲目，那是他们的第一次公演。但那时候他仿佛更快乐。

《活在爱里面》幕后（图源@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他在文章里问自己：“我是不是把自己变得很大而把音乐本身变得很小呢？”他怀疑是不是团队的日渐成熟反而让他失去了原始的兴奋感。“这是职业化道路上不可避免的疲态，却总是想天真地对抗这种规律。我害怕的，是自己和团员不可逆地变成这样的人，变成台上演奏仿佛完美无瑕，结束以后拍拍屁股，混迹酒吧的职业选手。”那一次关于职业和业余的忧虑结束于西安的演出，他看见场边的工作人员也露出“不职业”的微笑，然后就释怀了。

金承志把这种“不要变得职业”的紧张感埋在心里，我问他关于“业余”的理解时，他琢磨了片刻，开始婉转地解释。当时说“业余”，是他表达还不够成熟。他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对音乐本身的渴求远超其他的功利性目的，“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你欲望的对象，你不要做”。

金承志很讨厌有个词叫“活儿”，他碰到过这样的同行，把去演出说成是“接了个活儿”，上海话叫“做生活”，这个词好像跟生计或者利益关系更大，跟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没关系。而在他的合唱团里，他希望每一场演出尽情疯闹得，演出完了都想吃速效救心丸，要将近一小时才能缓过来的程度。他喜欢那种竭尽全力的精神状态，把每次演出当最后一场，当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那样去跳舞。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不管什么精神状况都要跳舞，这就是我们的状态。”

2020年初，《星河旅馆》套曲首次公演后，金承志和他的伙伴们在庆功宴上唱了套曲里的最后一首歌《醉鬼的敬酒曲》。镜头摇摇晃晃，声音七零八落，聚会过半，金承志摁响了钢琴。有人手里拿着啤酒瓶，有人拿着易拉罐或者一次性纸杯，中间夹杂着金承志半醉半醒的大喊，挨个点名团员出来独唱，突然被点到的人记不起词，要由旁边的人提醒。唱到“敬秩序中稍作改变的自己”，有人开始哭，有人开始释然地微笑，金承志还是一脸天真又微醺的笑容，五花八门的杯子碰到一起。他们唱得稀里哗啦。视频的最后一行字是：“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那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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