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分享|《为国而战：左宗棠将军传》（Struggle for Empire）石康（Kenneth Swope）著
文摘
2025-01-12 09:57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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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ggle for Empire: The Battles of General Zuo Zongtang
by Kenneth Swope
《为国而战：左宗棠将军传》
作者：石康
《为国而战》是第一部全面介绍晚清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统帅左宗棠（1812-1885 年）的现代英文传记。左宗棠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他的传奇故事在西方仍未得到充分研究。作者石康（Kenneth Swope）利用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左宗棠的大量个人著作、战场派遣、清朝档案和军事行动记录、当代西方报纸和目击者的描述，追溯了左宗棠从湖南农村的贫困和默默无闻到成为满清中国最有权势的汉族官员的不可能的崛起之路。左宗棠体现了一种新的实用型中国官员，他以军事历史和战略地理研究为基础，认识到中国生存的秘诀在于既要遵守传统的儒家规范和期望，又要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来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左宗棠意识到简单地借鉴外国和依赖外国人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他还推动自强，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海军船坞，并在中国各地设立兵工厂、丝绸厂和出版社，以传播这些新的做法和思想。在此过程中，左宗棠帮助清朝平定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太平天国运动，同时还平定了其他大规模的国内起义，然后采取有力行动，收复了被中亚叛军夺去的领土，最终建立了新疆。由于中国其后于1895年败于日本，这些成就历来被忽视，但它们对于在帝国主义时代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可或缺，并至今仍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熠熠生辉。部分选译
“读新书”译
十九世纪无疑是中国悠久历史中最血腥、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屈辱的世纪”，根据公认的说法，在此期间，中国从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沦为半殖民地，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剥削，还受到日本的剥削。清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军阀混战、内战和外敌入侵，直到由一位著名的湖南子弟有远见的领袖帮助中国最终重新站立起来。在西方，中国19世纪的经历被视为全球帝国主义历史的又一肮脏篇章，是西方制度和技术优越性的又一案例研究。然而，20世纪末中国的重新崛起使学者们终于开始质疑这些顽固的叙事。因为已经崛起的中国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的模式和制度，但同时也植根于自身的传统、制度和文化实践，包括帝国主义的传统、制度和文化实践，尽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不管邓或现任领导人可能会让人们相信什么。正是在这个交叉点上，左宗棠这样的人物变得如此重要。没有人比左宗棠更能体现这些发展的明显矛盾。他是一位保守的改革者，尽管出身贫寒，但无论经济状况如何，他都高度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遗产和所处阶层应承担的责任。虽然他掌握并重视古典文献，但他也意识到需要务实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向书本学习，还要向经验学习。读地理书固然有益处，但与农民交谈、采访曾在边疆任职的官员也能学到东西。此外，即使面对看似新奇或令人反感的事物，也不能匆忙做出判断。左宗棠年轻时对鸦片战争的了解使他终生对英国人充满敌意。但他非常愿意与包括英国人在内的西方人合作，以实现他的目标，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在传统考试制度中最高级别上的失败同样激励着他，激发了他打破常规的思维——人才随处可见，只需适当培养。要克服新的挑战，就需要新的学习方法和新的学习科目。此外，还需要应用和完善所学到的经验教训，以适应新的条件。左宗棠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他学以致用的能力，他自如地放弃了那些被证明行不通的计划，比如他最初关于使用车战对付捻军的想法。对清朝来说，不幸的是，大多数朝廷官员并不赞同左宗棠的观点或方法，尽管他尽力将类似的大儒放在重要位置上，以继续他的改革。但与日本明治不同，清朝并不是一个现代的革命后的政府。在现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进行大洋彼岸发起的那种大规模变革。此外，正如近期研究强调的那样，清朝所谓的“反对技术”大多与技术本身关系不大，而是源于个人利益和与维护王朝主权相关的问题。清朝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正确地认识到，过于急功近利的变革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除了借鉴西方的工具和策略以延长统治外，他们还不断尝试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在这一点上，清朝比公认的更为成功。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清王朝灭亡的七十年间，边界得到巩固；政府收入大幅增加；工业化和现代通信线路延伸到帝国的远方，尽管发展并不均衡；近两千年的教育体系被废除，转而强调科学、技术和其他“实用”科目，以帮助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竞争。相比之下，尽管日本的德川幕府在一个更加单一的社会中承受的压力要小得多，却仅用了15年就崩溃了。几十年前，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曾撰文指出，清朝的成就和进步记录“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韧性和生命力，并非所有作家都能在19世纪的中国发现这一点”。对中国的评价应基于其从1840年到1911年的整体进步，以及这如何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不仅仅是两场有限战争的结果。罗继磊（Peter Lavelle）、罗安妮（Anne Reinhardt）和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Halsey）等人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肯尼迪的发现，同时也对清朝现代化努力的复杂过程增加了新的理解。例如，甲午战争激起了人们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的新思考，而将新疆和台湾划为行省的愿望则植根于建立更强大的主权要求和开发自然资源作为扩展帝国权力的手段，反映了19世纪背景下对帝国的最新理解。左宗棠的职业生涯是观察这些重大变革并评估其相对成败的最佳视角，因为他是传统中保守变革思想的化身。正如他的传记作者贝尔斯（W.L.Bales）所说，左宗棠“是19世纪中华帝国最具主导性的建设性影响人物”。左宗棠的信念帮助曾纪泽越来越多地站在他这一边，因为与李鸿章持续表达的失败主义相比，曾纪泽看到了左宗棠立场的价值。到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基本上已经堕落成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更关心的是如何维持个人地位和财富，而不是为中国的未来制定积极的路线。李鸿章深信，中国的改革努力是徒劳无功的，中国抵御西方和日本蹂躏的希望渺茫。左宗棠去世后，李鸿章越来越多地采取和平主义立场。随着曾纪泽的去世，至少相对于帝国的老一辈汉族政治家而言，李鸿章的政治舞台基本上属于他自己。虽然我们在本书中讨论了有关左宗棠的生平和观点变化，但在此重温这些观点还是很有用的。尽管左宗棠的成就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赞誉和欣赏，但到了民国初年北洋时期，他却被斥为汉奸，只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才作为进步的改革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反。在1943年，秦汉才写道，左宗棠的功绩包括开辟道路、扩大贸易、建立新的堡垒和前哨、抓捕逃兵和恢复军纪、建立新的军垦农场、开辟通往西方的中转路线以及挫败土匪破坏清朝的企图。左宗棠也是一位爱国者，他将传统家长式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现代民族主义情怀相结合，既认识到西方的威胁，又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建国初期，左宗棠再次成为群众的敌人，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而受到批评，而这些起义是中国革命传统的一部分。直到1978年12月19日出版的《光明日报》赞扬了左宗棠抵抗外国侵略者、收复西北、援助平民百姓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尽管他是“封建秩序的一盏明灯”。1982年开始出现对左宗棠贡献做出了更为复杂的解释。在承认“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固有社会矛盾”的同时，中国的资料指出了左宗棠在推动群众教育和倡导采用科学技术方面的积极特质。正如《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说，左宗棠可能因镇压人民和维护封建秩序而受指责，但他在抵抗外国侵略者时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称赞。长沙市政府于1983年修缮了左宗棠墓，并于1985年举行了纪念左宗棠逝世一百周年的活动。2012年，湖南省政府举办了左宗棠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最近在湘阴左宗棠出生地附近新建了左宗棠雕像。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随着新版《左宗棠传》、文集和其他晚清原始资料在中国的出版，这种模式一直在延续。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出现了大量左宗棠传记，其中大部分虽然仍带有民族主义偏见和当代政治关切的色彩，但试图将左宗棠更好地置于其时代背景中。我希望本书同样能对此有所贡献。根据这些思路并结合当前的事件，我们还必须考虑左宗棠在西北和中亚地区的活动所产生的更广泛的种族影响。何娜（Hannah Theaker）认为，在叛乱之后，出现了一种二元结构，“证实了少数民族化的进程”，最终形成了人民共和国所创造的民族分类和同化论述，这些至今仍然存在。同样，埃里克·塞泽科恩认为“汉族官员和军事领导人所使用的技巧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平衡，使之有利于汉族殖民者”。塞泽科恩进一步指出，虽然简单化地认为没有一个回族人接受晚清的文明计划，但它所产生的疏远可能多于同化。尽管如此，这些数字还是被用来将左宗棠描绘成穆的死敌，左宗棠一直在用重拳推行自己的同化政策。一些记录也被用来支持现政府的立场，强调“忠诚善良”的穆支持清朝的行为。这些记载出现在现代教科书中，是清朝为纪念这些人而建立烈士祠堂并授予官职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不是真心效忠；而且，无论如何，个人利益可能与国家利益不谋而合。事实上，许临君（Eric T. Schluessel）认为，许多穆学会了如何“操纵文明项目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以促进他们作为帝国臣民的自身利益”。当然，维吾尔人也创造了自己的叙事方式，有选择地找出过去的关键人物和事件，以支持他们的分离/孤立立场。虽然对维立场的支持可能会随着未来几十年全球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减弱，但在政权没有彻底垮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似乎不太可能放弃对新疆任何地区的控制。不过，正如Wen-Jang Chu几十年前所指出的，新疆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在任何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下，都可以实现和平共处与和谐合作”。我们还必须承认，在塑造晚清新疆的发展方向和绘制同化蓝图（无论成功与否）的过程中，湖南诸位国学大师、左宗棠及其门生之间存在着联系。除了成为该行省首任巡抚的刘锦棠之外，与左宗棠有联系的人还包括魏源的侄子魏光焘、曾在甘肃与左宗棠共事的陶穆、曾担任左宗棠秘书的饶应祺、自1861年以来一直在湘军服役的潘晓苏，当然还有张曜。除了更广泛地传播汉族文化外，这些人还与不太杰出的定居者一起向西北地区输入了湖湘文化的特定元素，包括对某些城隍的崇拜。据估计，从1877年到1911年，新疆71%的官员来自湘军的广大故乡，其中约45%的官员出生地在大长沙地区。裴士锋（Stephen Platt）分析的湖南“外省爱国主义”由此显现，但也可以说，定居新疆的湖南人在清朝末期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力量。就短期而言，除了左宗棠的许多湖南同乡外，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的几位穆盟友在清朝余下时期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其他行政官员都是湘军老兵，通常是在陕西和甘肃战役中加入湘军的穆斯林。马占鳌帮助清军在西藏作战。他的一个儿子马安良曾在19世纪90年代的甘肃回民河湟之乱中跟随董福祥作战。在这些运动之后，许多古老的苏菲古墓被毁，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为新的现代化回民军阀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前，这些军阀一直统治着该地区。由于这是一本传记，如果我不在这里重温左宗棠的功绩并讨论他的性格和人格，那将是我的失职。就最基本的层面而言，左宗棠是晚清伟大的“维新（中兴）大臣”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胡林翼、曾国荃、郭嵩焘和丁日昌齐名。正如我们所见，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南省。他们从魏源等人在19世纪初复兴的明末清初的国学中汲取知识和活力。他们相信，将历史知识和学术融入到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政府实践中，如仁爱、忠诚和尊重教育。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都有友谊或婚姻关系。例如，郭嵩焘的女儿嫁给了左宗棠的侄子。由于他们的密切关系和国家地位，湖南人的治国模式传遍了整个帝国，对现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宗棠的具体成就有很多。虽然长期结果好坏参半，但左宗棠大大扩展了工业和养蚕业，尤其是在西北和中亚地区。他向西北地区运送了数千箱机器、数百台纱锭和织布机，并请来德国技术人员协助建立企业。虽然我们很容易否定这些不太成功的企业，但我们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看到的这些发展理念和可能性的重要性本身就值得称赞。正如陈其田（Gideon Ch'en）在1938年所指出的（尽管有些夸张），左宗棠是“19世纪中国第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勇气的政治家，他发起的行动可能会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巨大的工业变革”。1877-1878年西北发生饥荒，人吃人的报道甚嚣尘上，左宗棠立即拿出10万两军粮和1.3万两上等银子分发给群众。刘典被派去视察田地，看是否还能收获其他粮食重新分配。陕西和其他省份的富裕居民迫于压力纷纷捐款，左宗棠再次依靠其广泛的政府关系采购粮食、衣物和药品。刘典报告说，从叛军没收的资金被重新分配用于地方赈灾。但左宗棠也认为，死于饥荒的人中有80%-90%已经因吸食鸦片而身体虚弱，他担心用于赈灾的资金可能会被用来购买更多的毒品。左宗棠意识到，仅靠捐赠和再分配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他利用自己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丰富知识，通过引进新作物和新种子品种，以及应用从农业手册和自己的实验中获得的新技术，促进该地区农业的持久发展。他还引进了新工具，其中一些是以西方原型为蓝本，另一些则由左宗棠建立的工厂制造。这些还有助于他扩大灌溉工程，这也是他后来回到内地时强调的一个项目。左宗棠因恢复了平凉和宁夏战前的生产力而受到赞誉，据说他为宁夏的工程捐献了自己的13,000两银子。清朝的报告显示，整个新疆的基础设施都得到了重大改善，每个人都从中受益。现代的说法称，由于这些新的灌溉工程，数万亩土地得到了耕种。清朝还修复了近两百处名为“坎儿井”的地下水道。左宗棠以桑代鸦片的努力值得称赞，尽管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他至少尝试了新的措施，而且后来在鸦片问题上表现出了足够的灵活性，再次因为他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需要压倒了他个人的道德信念，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建，对商业和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即使不考虑一些关于新疆田地扩张的过分赞美的报道，左宗棠的灌溉工程无疑是广泛而有影响的。一些新水渠绵延六十余里，旧水渠得到修复，新挖水井两百多口。他的部队种植了50多万棵树，其中一些至今仍然健在，有助于防止干旱地区的水土流失。在左宗棠的领导下，修建了数十座新的石桥。修复了土堡和石堡，并修建了新的堡垒。建立了更多的驿站和休息室，并配备了马匹和补给品，以帮助向省级地位过渡。在泥泞地区种植树木，以吸收水分，方便骑兵行进。对土地进行了调查，并分配了新的税收配额，使包括穆在内的所有人的税收正常化。从广东请来了木匠，改变了西北地区的建筑面貌，使其与内地的建筑融为一体，无论好坏。我们在上文讨论了左宗棠通过兴办学校使穆斯林民众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甚至同时代的学者也注意到，尽管现代中国学者倾向于称赞其有助于国家统一，但其结果却好坏参半。不过，它们确实为少数优秀学生增加了做官的机会，而且扫盲使左宗棠及其后继者所流传的科技手册能够为民众所用，其益处不容忽视。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对左宗棠在中国西北地区扩建学校系统的理由提出质疑，但这无疑符合他的治国原则，也与晚清的国家建设雄心相契合，因为左宗棠说他希望“培养人才，使该地区在文化上与中国其他地区融合”。还建立了免费学校，特别是为穆斯林学生开设的学校。每个县至少要有一所免费学校。左宗棠到达平凉和其他地方后，分发了陈宏谋等人撰写的善政指南，并利用他建立的印刷厂出版了教学手册和教科书。与新疆相比，左宗棠在甘肃的影响更为积极，甘肃成为清朝最后几十年考生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在工业化方面，左宗棠在西安、敦煌、哈密和吐鲁番等地建立了纺织厂，以满足军队对冬装的需求。在当地生产布匹比从其他地方运布便宜，而且还能刺激当地经济。在给刘锦棠的信中，左宗棠表示希望新疆成为丝绸和棉花的主要产区。左宗棠设想从兰州向西辐射的工厂将吸引国内外投资。英国消息来源称，左宗棠从德国人那里购买了织布机和其他机器。他还推动迅速扩建铁路和电报线路，使该地区与清朝其他地区更好地融合，更不用说帮助其防御了。他甚至建议引进法国顾问来帮助这些项目和其他项目。虽然在德国援助下建立的织布厂只维持了几年，但它在将现代工业的概念引入中国西北地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内战期间，俄国人曾对将中亚发展为棉花产地颇感兴趣，因此左宗棠的这一想法并非突发奇想。俄国人也需要丝绸，但很少有地方能买到便宜的丝绸。一些热心的现代支持者称赞左宗棠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四个现代化”和其他旨在将国家与基础设施更紧密结合的当代项目的先驱，并宣称“中国终于实现了左宗棠一个多世纪前的梦想”。如果清朝在其最后几十年里没有被许多其他紧迫问题所困扰，这些方面的进展可能会更大。但正如清朝现代化的许多方面一样，这些努力都与特定的个人和关系网有关，从未制度化。就性格而言，毫无疑问，左宗棠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与此同时，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对手，都欣赏他清晰开朗的言谈举止。他有时自称诸葛亮，甚至在书信上用这个绰号签名，这充分证明了他的狂妄自大，尽管同时代的人直到左宗棠去世后才将他与诸葛亮相提并论。他经常与其他官员发生冲突，也经常怀恨在心，甚至对昔日的朋友也是如此，这既可能是个人恩怨，也可能是职业恩怨，不过为了国家利益，他一般都能放下感情。左宗棠多次将曾国藩从军事困境中解救出来，甚至一度说服曾国藩放弃自杀的念头。无论这种猜测是否属实，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关系密切，甚至在曾国荃去世后为其妻撰写祭文。左宗棠的固执是传奇性的，但有时也很有用。他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军事远征筹集资金，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来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原始资料中充斥着左宗棠对资金的请求，以及写给同僚的乞求、劝说、警告和提醒他们有责任支持朝廷的信件。左宗棠在出售官职、鸦片合法化和征税等问题上的个人立场也有所软化。左宗棠的众多关系和长期服务表明，他在获取所需资源方面比许多人都要成功。但他在这些方面的成功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清朝制度的根本弱点。虽然清朝在省际合作和资源协调方面采取了措施，但完成任务的还是靠个人网络。另一方面，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左宗棠似乎对普通百姓的困境有着合理的关切，并擅长与平民交流，满足他们的需求。他既不贪婪，也不贪心，即使在个人财富处于低谷时，他也会救济穷人，并捐出自己的田产。他很少接受馈赠或贿赂，并以捐出自己的部分俸禄帮助士兵而著称。左宗棠晚年仍积极为西北地区赈灾，并捐献他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粮食储备。左宗棠去世时，他的积蓄只有2.5万两，其余都捐献或赠送出去了。相比之下，李鸿章死后留给后人的财产超过4000万两。左宗棠生活俭朴的做法完全符合他“民为邦本”的儒家思想。一个强大、运转良好的国家需要一个幸福、有生产力的民众。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对军队供给的过度关注中看出。左宗棠对逃兵和叛变的原因十分敏感，他深知高昂的士气对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西北贫瘠的荒原上。此外，让士兵们吃饱喝足、心情愉快，对于保住自己的地位也至关重要。这与李鸿章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更看重如北洋水师等权力的具体象征，而不是社会稳定，这种哲学上的差异显然源于李鸿章重外交轻内政的短视，更不用说他重形式轻功能和任人唯亲的嗜好。例如，在整修运河时，左宗棠采取了科学的方法，在河道两旁植树造林，以减少水土流失，提高运河的功效，而李鸿章的方法则是不断挖掘，将水利工程连接在一起，向上级展示扩建的具体证据。左宗棠还善于识别人才。在职业关系中，他遵循两条简单的原则。首先，才华和能力是第一位的，与同事之间不需要私交甚笃。其次，良好的品行和模范的行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为其他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左宗棠与刘锦棠的长期交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叔父刘松山在攻打金积堡的战斗中牺牲后，尽管还很年轻，左宗棠极力推荐刘锦棠接替他的叔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两人一起共事，经常因战略或补给问题发生冲突，并在组织管理新疆的最佳方式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之间始终相互尊重。左宗棠与刘典、张曜、徐占彪和高连升等人也有类似的关系，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见，左宗棠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声誉有很大差异。他经常被指责为保守派和恶毒的反洋教分子，但他与许多外国人都有长期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意格（Prosper Giquel）。他毫不犹豫地引进外国专家，尤其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帮助训练他的兵工厂、工厂工人和水手。他坚定地支持扩大翻译学校，利用现代西方知识来加强中国。正如他的第一位西方传记作者贝尔斯所说：“他的性格植根于旧中国，但他的人生观却是崭新的”。贝尔斯对左宗棠的生平和事业做出了最好的总结：“他出身贫寒，求学艰辛，屡遭磨难，中年以后进入仕途，凭借自己的精力和才干，在满清时期登上了中国人的最高职位。如今，随着中国政治风向的转变，左宗棠作为晚清伟大的改革家和爱国者之一再次获得了应有的认可，更不用说他因收复新疆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缔造者之一。无论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新疆的政策有何看法，左宗棠在帮助维护清朝领土完整方面留下的遗产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有观点认为，清朝官员阐述的汉族“中国”概念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民族主义话语奠定了基础。这一传记为左宗棠在美国的“成名”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反衬，在美国中餐业之外，普通中国人并不了解“左宗棠鸡”这道无处不在、深受许多人喜爱的鸡肉菜肴。但正如我希望本研究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左宗棠作为一位伟大的英雄、爱国者、教育家和军事统帅，值得人们铭记。他远非完美无缺，但他真诚地努力践行自己的原则，为清朝各行各业的臣民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再次引用贝尔斯的话，左宗棠确实是一个“灵魂伟大的人”，是“他的土地和人民的荣耀”。目 录
地图目录
前言
致谢
文体惯例
清代称谓
中国度量衡
出场人物
时间轴
第一章 危机的节点：早年左宗棠
第二章 既非天国也非太平之国
第三章 自强不息的东南最高统帅
第四章 笼络年氏
第五章 “只有好人和坏人”：镇压东干叛乱
第六章 大棋局 收复新疆与伊犁危机
第七章 葛朗台
尾论 不仅仅是鸡肋
注释
Struggle for Empire provide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modern biography in English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statesman, strategist, and military commander, Zuo Zongtang (1812-85). A national hero in China, Zuo’s remarkable story remains understudied in the West. Drawing upon a voluminous range of primary sources including Zuo’s extensive personal writings, battlefield dispatches, Qing imperial court archives and military campaign records, contemporary Western newspaper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author Kenneth Swope traces Zuo’s unlikely rise from poverty and obscurity in rural Hunan province to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Han Chinese official in Manchu China. Zuo embodied a new practical type of Chinese official, grounded in the study of military history and strategic geography, who realized that the secret to China’s survival was to both live up to traditional Confucian norms and expectations while also adap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to grapple with China’s myriad problems. Realizing that simply borrowing from abroad and relying on foreigners was not a long-term solution, Zuo also pushed for self-strengthening, building China’s first modern naval yard and setting up arsenals, silk factories and publishing houses across China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se new practices and ideas. In the process Zuo helped the Qing put down the greatest civil war in human history, the Taiping Rebellion, while also quelling other massive domestic uprisings, and then acting forcefully to recover territory lost to Muslim rebels in Central Asia, eventually creating the province of X. While these accomplishment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overlooked due to China’s later defeat at the hands of Japan in 1895, they were integral to preserving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and in creating the seeds of a powerful Han-based nationalism that still animates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