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A前后两次去过台湾自由行，第一次去是在2015年的11月，出发的时候，北京已经是冬天。第二次是在2016年的6月，是台湾的雨季。
那时，我和A都在北京工作，但我没有北京户口。台湾自由行只针对大陆有限的一些省市，非这些省市的人只能参加团队游。所幸，对于拥有北京暂住证的人，台湾也开放自由行，我最终得以拿到入台证。
这一次入台，因为我持有中国护照，依然要办理入台证，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15天。A就方便多了，买张机票就行，而且可以逗留90天。
两次入台，我们都没有环岛，第一次用了两周时间，我们都呆在了台北。因为要认识台湾，台北算是最便利、浓缩了最多精华的地方。
第二次入台，最远也就去到了台南。我们想着，东部太平洋沿海算留给下一次的念想。
谁知道，2016年之后，回到北京就忙着移民的事情。一年多后来到了加拿大，用了一年时间，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之后又遇到了三年多的口罩，就一直没能再去台湾。
去年，早早定好了5月初台湾行的假期，这次重点是东部的太平洋沿岸，台东、花莲、宜兰，以为终于可以达成环岛的心愿。
谁知道4月初的一场大地震，东部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网络上看到了灾难现场的报道，也是揪心不已。在这里，也希望受灾的民众能够早日走出伤痛，重建家园与生活。
一些朋友也劝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不要去台湾，可能会有危险。在咨询了台湾的朋友之后，我们没有取消这次旅行，虽然不能去东部了，也不算什么遗憾，就算再给我们留个念想，下次完成。
记得第一次来台北，喜欢看热闹，就住在了西门汀附近的酒店。
当时已经是晚上5点多，下了出租车，酒店门前的小广场上，到处插满了政治类的旗帜与横幅。说实话还是挺震撼的，倒不是因为口号，而是震撼于这个社会的包容。尤其是对于我这样初来乍到的大陆客。
另一个震撼我的场景就是台湾的机车，也就是摩托车。红灯亮了，十字路口挤满了机车，黑压压的一片，盯着信号灯，马达发出震耳的轰鸣。绿灯亮了，机车像流水一样冲过斑马线，那气势就像小时候看过的港台电影里，打架的小混混们骑着车，张扬出场。
谁是陆客？谁是本地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对路边的口号熟视无睹，看到绿灯拔腿就跑的是本地人。而东张西望的是陆客。
我也满眼好奇。在等红灯的时候，四处张望，绿灯亮起的时候，A都已经走到马路中央了，我还盯着某处发呆。他喊了一嗓子，你魔怔了？过不过马路？我这才赶紧推着行李箱，兵荒马乱地过了路口。
其实，第二年再来台北的时候，这个小广场上又插满了“五星红旗”，《大中国》的歌声盖住了路上机车的轰鸣。
A后来问我，你在路口看什么呢？那么出神？
在我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述过，“那一刻，思考着台湾的未来在等待着什么样的信号，又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冲过历史的十字路口。”多少有些矫情。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代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人，看待这个美丽的岛屿时，或多或少都带着沉重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情愫。
其实，当我坐上长荣航班，飞过海峡的那一刻起，脑袋里就不断上演着这些历史大义、家国情怀。
文化基因就是如此，中国人登高看见的往往不是风景，而是时间与历史。陈子昂登上小小的幽州台，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古人与来者。余光中带着儿女登上洛基山脉，看到的不是美洲，而是长江水、海棠红。
在万米高空我也没闲着，我带了一本龙应台的书，在她的书写和回忆里，好多次，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又被生生地憋了回去，我怕招来别人异样的眼光。
虽然是初来乍到，但对台北这座城市并不陌生，那些熟悉的地名与建筑，早就随着流行歌、电影电视剧、小说，在我们这代人心里扎了根。
最早是从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认识台北的。《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等短篇小说，那里的台北，生活着将军、教授、商人、交际花，还有没落的贵族。书名是台北人，可明明都是些遗老遗少，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当地人。
多少年之后，有了生活的阅历，我才明白，《台北人》写的不是台北，而是整个民国。它正跟随着那些遗老遗少，一代代地凋零，整个民国的结局，已经早早被写在这本书里面了。
这本书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成了我这样的文学青年的圣经，让我对一个从未去过的城市产生了奇异的乡愁。
去到一个地方，参观博物馆是快速了解当地文化与历史的钥匙，在欧洲的时候，也会参观博物馆，但语言的隔膜，文化的疏远，让人如同隔靴搔痒。在朝鲜就更夸张，博物馆如同宗教场所，只能膜拜不能质疑。
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都有义务讲解的白发老师和年轻的学生，我们可以实时交流，同文同种让人倍感亲切。
有意思的是，仔细看两岸的近代史记载，内容上并没有很大的出入，只要把主语做个对调，就大差不差了。
在台北，住过林森路上的“欧华饭店”，靠近宪兵司令部。有一天清晨，我起床后，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位身着美式制服的大兵，走到写着“忠贞”二字的院门外，清扫地面。
阳光透过路边粗壮葱郁的榕树，照在了年轻人的脊背上。我想，若往上数几代，多半也是从海峡那一边渡海而来。只是时间久远，祖先的故土已经渐渐模糊。现在，这个容身的海岛才是他的故乡。
有人说，台北是繁体的南京，无处不在的民国式建筑，还有，同样一丝不易察觉的历史悲情，低回婉转在城市的字里行间。这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里可以读出来，镜头里的人物自始至终没有一丝笑容，家国梦最终成为一支短笛里压抑的乡土牧歌。
有一天晚上，在酒店楼顶的健身房里，看到了满月，发出柠檬黄的光泽，悬在圆山饭店的金色琉璃屋顶上，那个场景看起来十分的古典。
城市在这里显得平缓，没有高耸入云的天际线，高速公路把路灯一直扯到视线的尽头。一架飞机拖着翼灯，擦着月亮，冲向了基隆河另一侧的松山机场。
对着月亮，时空神经就容易变得敏感，会问一些诸如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问题。
站在楼顶上，想象着，如果，就此把视线拉长，70多年前，一群被历史流放的人，在炮火声中，拖家带口降落在这个机场。当他们拥挤、推搡着走出机舱，茫然四顾，秋风里的故国不见了，只有基隆河畔的热风，包裹着一轮明月，照着他们一路上的仓惶。
只是他们也没想到，这一别，故国虽在，而故土难回了。
我一向不喜欢那种宏大历史的叙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被抽象成了冷冰冰的数字。所以，我更在意的是，战乱流离的之下的个人境遇。
在101大楼下面不远处，有一片保留下来的眷村遗址——四四南村。那里还能看到一些战乱流离中的人，在这座城市拼尽全力生活过的痕迹。
他们不但把家搬了过来，还努力保留着自己的方言、生活习俗，把各自的家乡菜都带到了这里，并形成了独特的眷村菜，让台湾成为了美食天堂，我在这里可以轻易找到大江南北的风味。
在眷村参观时，我是红了眼睛的。这样的感情，在我移民之后才更加理解。
“梦里不知身是客”，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时常在夜里醒过来，当梦里那些熟识的场景褪去，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有时，在高速公路上，开阔的大平原一眼没有尽头，车里放着李宗盛的《山丘》，一时会突然恍惚，我到底在哪里？
到底哪里是我的家呢？是北京？那里有我努力工作过的10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办法被它接纳，它不是家。是老家吗？好像也不是，那里有亲人，但它一直都是我想逃离的地方。是加拿大吗？好像更离谱了，我们甚至动过退休后去其他地方养老的念头。
这些地方似乎都只是生活过，但最终又离开的地方，到底哪儿是家呢？
用白先勇的话说，对于他这一代离散的人，家说到底仿佛是个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在想象之中的东西，是用想象力跟知识去构筑投射出来的“文化中国”。
到了这个年纪，才能逐渐理解他的话。
家只在每个人的心里，在那里，你运用了回忆，过滤掉不幸和曾经的苦难，只剩下暖色调的美好，是一个可以安放与安慰身心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现实中，很多人发出“回不去的故乡”这样的感慨。虽然故乡还在，只是与你的想象有很大的落差。它不美好，甚至也不温暖。
所以，乡愁说到底是一个人寻找家园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是具体的，比如怀念家乡。也可能是抽象的，比如寻找精神的家园。从这点上看，所有离开故土，漂泊在外的人，对于“家”的怀念，在精神层面上是完全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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