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竞争——《松江异闻录》创作谈

文摘   2024-10-23 16:37   上海  


- 今日作家:黄平 -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与创作,出版小说集《松江异闻录》、评论集《出东北记》等。


小说的竞争

——《松江异闻录》创作谈

华东师范大学有两个校区,一个是老校区,另一个是新校区。从新校区坐地铁到老校区,要坐十五号线到大渡河路转十三号线到金沙江路,一共二十站,五十四分钟。

假设有位同学,是不是中文系的无所谓,在地铁第一站坐下后,无聊地刷手机,刷到了这篇小说,之后一路看到大渡河站。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几乎忘记要转车到金沙江路了。这一刻,作为作者我会感到很满足。

作为一个在大学里教文学的,我深知自己和大师们的差距,比中国足球和阿根廷足球的差距还要大。我想写的小说,是想试试和抖音竞争。你可能会说这个差距更大啊,忘记介绍了,学校门口的地铁站信号不佳,短视频刷不出来。

— 壹 —
小说得有人看,才能谈其他。我非常尊重有志于“名山事业”的同仁,空谷幽兰,雅志高云,这是理想的境界。但从现实出发,我的看法是,小说首先要把读者召唤回来。不提那些玄而又玄的文学理论了,就以个人经验而论,我当年读小说,踏入文学之门,就是因为小说好看。
那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桓仁读中学。业余时间面临四个选择:游戏厅、台球厅、录像厅、图书馆。回想起来,万幸我在图书馆里借的第一本小说是《基督山伯爵》,万一当时借的是《芬尼根守灵夜》……你可能觉得大仲马多俗啊,我读大仲马入门,也不影响后来读乔伊斯。而且想和游戏厅啥的竞争,能承担此任的作家不多。
我们对于今天的读者,一厢情愿的误会在于:我们往往以为读者是在自己的小说和大师们的小说之间,比如卡夫卡吧,选择读哪一本,所以腰封上请评论家写上一句,此君乃中国的卡夫卡。
因此,我在腰封上读到十个以上卡夫卡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等作家更多。然而,读者真实面对的选择是:抖音快手加B站、微博知乎朋友圈、酷狗音乐爱奇艺、喜马拉雅小红书……最后,还有我们的小说?所以,我在华东师大教创意写作,开学第一课,我都带一本《基督山伯爵》。我说同学们,试试能不能写出类似的故事。写出来了,咱们再唠其他的。
— 贰 —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我是在提倡网络文学,“地铁读物”,文学观何其鄙俗。我有很多网络文学作家朋友,从草根作家到大神级的都认识,但坦率讲网络文学有时走向了另外的极端。在一部分网络文学作家那里,有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无条件地迎合读者,怎么“爽”怎么来。霸道总裁爱上我,或者自己就是霸道总裁,喜欢的小女生感冒了,你一个电话推迟了高考时间……这些东西是心理按摩,不是文学。哪怕一个读者也没有,文学也不能降格为爽文,这是基本的底线。
一定要站在某个文学立场上,可能是一种偏执。当今,理想的文学,是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结合。怎么结合,很考验作者的功夫。在一篇创作谈里讲这个,似乎在暗示自己做得很好。我自己的创作,结合得还很笨拙,但这确实是我希望达致的方向:借鉴类型文学的技法,但是比类型文学多一点东西。
回到具体的创作上,我在二〇二二年这一年的习作,核心结构都是“解开一个谜”。敬呈在诸君面前的《松江异闻录》,算是解密色彩最淡的一篇,或者说这篇小说所面对的“谜”,难以有一个明确的谜底。故而小说借鉴的类型,是克苏鲁小说,或许也有《绣春刀》的残片。这也是在小说中明白告诉读者的,我借人物之口向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先生致敬,小说中那位“黄平老师”将这个名字翻译为“黄平爱手艺”。

《松江异闻录》/ 黄平

在《松江异闻录》之后写的东西,可能在类型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怎么把一个谜语讲得周密,这件事本身就充满魅力。至于这些小说里比类型文学多一点的东西,作为文学评论者的我,不能煞有介事地分析起自己,我将满怀敬意地聆听同仁与读者的高论。就以《松江异闻录》这一篇而论,一些有相通的经历相似的感受的师友,在回馈中对于寓意的发微,可谓目光如电,令我这个作者折服。
我心里最想学习的作家是艾柯,艾柯先生是学院作者的榜样,《玫瑰之名》是学院小说的典范。学院小说的负面印象,往往充斥着掉书袋的酸腐、教条化的匠气、自矜而不自知的贫乏、伪饰的虚荣、卑琐的空虚,这些印象基本上也是对一位平庸的大学老师的印象。上述的毛病如我的小说里都有,如艾柯的小说里都没有,像《玫瑰之名》这样的杰作一再证明知识越多越轻盈,而不是我们常见的知识越多越呆滞。艾柯小说最迷人之处,在于展现出这一点:写作使人自由。
— 叁 —
最后,汇报一下我一个分析小说的,怎么突然写起小说来。人到中年,又面临四个选择:钓鱼、打牌、盘珠子、写小说。这一次,和少年时一样,我还是选择最后一项。不是觉得比前几项高级,而是前面的我都不会。而且,在写作《松江异闻录》那漫长的两个多月,我去哪里钓鱼打牌呢?还是写小说吧,足不出户,一张纸一支笔足矣。
抬杠式的反问是:有纸有笔,也可以继续写论文啊。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寂静的春天,我完成了一篇论文收尾后,发现对于写论文这个事,心底一片茫然。如果写作是一种交流的话,以论文的方式交流,在今天陷入困局。发表本身,正在取代文章本身,学术的根基正在遭遇严重的侵蚀。如果科研是为了发表多少篇,而不是发表的是什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作为人文研究者,我感到自己一点也不人文,而是像庞大的数字化流水线上的一个节点,保障隐形的系统之循环。对了,我那篇论文写了几年,是从人文角度反思科学主义,试图研究以控制论为基座的数字化时代,人和动物的区别何在。在越来越科学化的时代,以越来越学科化的方式探讨,我很难说清楚区别何在。
人与动物的区别或许在于,人有隐秘的激情。激情不是发情,激情有一种清澈的少年气,万物光亮,如夏日午后。抱着《基督山伯爵》兴奋地走出县城图书馆的我,和写着《松江异闻录》沉默地坐在上海书房的我,隔着二十多年彼此对望。人到中年,在梦幻泡影之间,通过重新回到文学,感受到自己还活着,而不是一个数字,这让人幸福,甚至幸福得有点奢侈。
所以我写的东西,或许因其庸俗而有一点娱乐色彩,但我不求娱人,而是自娱。
以下这一幕或是未来生活的常态:夜深人静的上海,老婆抱着女儿熟睡,我光着脚悄声走到书房,打开台灯,打开电脑,从抽屉里翻出白天藏好的饮料和饼干,之后打开被命名为“满纸荒唐言”的文件夹——从那一刻开始,我的主人公将去秦岭深处解开鲁迅遗稿《杨贵妃》之谜;将在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前夕瓦解日本阴阳师的阴谋;将从柏林大学带着一本神秘的物理学笔记和马勒《大地之歌》的唱片,来到谍影重重的上海;将从佘山的别墅来到马桥的脑科学中心,在意识深处穿越到千禧年,解开大学岁月的谜团。
在这些紧张的时刻,我不是作者,我是第一个读者,内心激动,屏住呼吸,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就像我分不清楚,门外那隐秘的脚步声,是来自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军靴,还是来自我太太的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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