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东亚研究院所藏王光祈留德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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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时为德国华欧学社[Arbeitsgemeinschaft China-Europa，此为波恩东亚研究院Ostasien-Institut （简称OAI）的前身]负责人的欧乐思[1]（Alois Osterwalder, 1933— ）开始注意到王光祈在中德文化交流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并委托其成员、 波恩大学汉学系硕士毕业的克劳斯·斯特曼（Klaus Stermann）[2]搜集有关王光祈的相关资料，特别是王光祈在柏林、波恩时期的生活、学习、工作及交友情况。斯特曼将其1968 年上半年通过通信、访谈以及在德国各图书馆、档案馆搜寻到的王光祈中德文著述资料记录于30 多张均简略标明内容及所涉及日期的A6 资料卡片上，此外，他还搜索到王光祈在波恩时所拍摄的10 张原版照片。资料卡片可分两类：Ⅰ. 王光祈在德国生活资料（17 张白色卡），Ⅱ. 王光祈的中德文著述目录（12 张红色资料卡片），加上照片，构成这份文物的三个部分。这些资料在斯特曼离开后一直存放在波恩东亚研究院（OAI）的图书馆里。2017 年9 月9 日，东亚研究院在波恩举办王光祈波恩故居纪念碑揭幕典礼。因为典礼仪式需要用到斯特曼搜集到的资料和照片，组委会事前特别征取其同意，斯特曼亦将此批资料无偿交予东亚研究院使用。近期这些资料由旅德汉满学家、波恩东亚研究院现任院长黄淑娟博士（Shu-Jyuan Deiwiks）[3]将斯特曼的卡片资料按照内容誊写整理出来，于2019 年2 月6 日完成中译。2019 年9 月，笔者经欧乐思、黄淑娟博士授权，将此批资料整理成文，在同年9 月底“中国（成都）王光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波恩东亚研究院收藏的王光祈旅德资料”为题发表。

以下笔者将对波恩东亚研究院搜集到的这三部分资料中至今仍有参考作用的部分予以分析介绍，并通过对比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来指出此资料对王光祈研究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

克劳斯·斯特曼的第一张卡片记载的是王光祈在德国柏林期间的居住地。他说“最晚从1925 年起，王光祈住在柏林的斯特利兹（Steglitz）区，阿道夫（Adolfstrasse） 街12 号”。事实上王光祈是1922年7 月由法兰克福迁居柏林的。在柏林期间，他先后住过的街区包括斯特利兹区的马兰道佛（Marandorfer）街16 号、阿道夫街2 号和12 号。

克劳斯·斯特曼的第二张卡片记载的是王光祈在柏林求学期间的德人师友圈。这一信息无论是对我们对王光祈在异国的生活或了解王光祈的知识体系构成都极为有益。我们知道，王光祈在柏林期间的中国朋友不是很多，1921 年到德国留学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沈怡在1936 年的回忆中曾提到：“德国留学界中，几乎不大知道有王光祈这样一个人，他与人落落，很少往来；即使有人知道，也只把他当作一个很怪癖的人看待。”[4]但是此间王光祈的德国师友都有谁呢？他们与王光祈有何种交往、如何互动，在他们的眼里王光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光祈的著述中提到他在法兰克福和柏林期间曾与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柏林图书馆汉文部长侯来教授（Hermann Hülle, 1870—1940）、1950 年代任慕尼黑大学汉学系主任海尼士教授（Erich Haenisch, 1880—1966）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和互动。[5]从他柏林大学的注册选课记录（见图1）及他自己的著述，我们也可确切地得知，他在1927 年正式入柏林大学前后时追随过的老师有斯通普夫（Friedrich Carl Stumpf, 1848—1936）、霍恩波斯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 1877—1935）、 萨克斯（Curt Sachs, 1881—1959）、舍尔林（Arnold Schering, 1877—1941）、沃福（Johannes Wolf, 1869—1947）等。[6]

斯特曼查证出“1932 年以前，王光祈的老师、同学及私交朋友当中，还有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沃纳·斯伯瑟（Werner Speiser, 1908—1965）、蒋复璁（1898—1990）、弗里茨·鲍兹（Fritz A. Bose, 1906—1975）、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并与其中的3 人以及时任科隆大学汉学教授嵇穆（Martin Gimm, 1930— ）等进行了通信采访。

（一）阿尔佛莱德·霍夫曼（Alfred Hoffmann, 1911—1997，中文名：霍福民、霍夫民、何弗曼）后来成为极有成就的德国汉学家。他出生于1911 年，曾在柏林和汉堡学习汉学,是汉堡大学汉学系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1957）教授的最得意门生，也是最重要的学生。1940 年底，霍福民与罗越（Max Loehr, 1903—1988）从德国来到当时的北平，在中德学会从事汉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第二次大战后，他在西德的马堡大学（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担任讲师，自1961 年起，霍福民任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自1963 年起，他又转到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 Bochum）担任汉学系教授，一直到1976 年在此荣休，1997 年去世。霍福民的研究涉及汉学的诸多领域，他对中国的语言、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和现代文学都很有造诣，早在1930 年代就将鲁迅的《孔乙己》翻译成德文发表[7]，195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南唐后主李煜词》和以李煜词命名的插图本词集《春花秋月》等。[8]晚年他也研究过中国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并出版过专著。[9]

图1 王光祈柏林大学选课记录；

来源：美国Lewis-Clark State 学院

Marilyn A. Levine 教授2001 年11 月5 日提供给笔者

我们不知道比王光祈小近十岁的霍福民是如何认识王光祈的。但从他1968 年3 月初从东京给斯特曼的明信片中可以看出，霍氏不仅与王光祈有过交往，了解他的德文学术（特别是王光祈关于中国诗学的）成就，而且对王光祈也是非常尊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认识王光祈先生本人， 且多次与他见面过。由于他友好善良， 我们大家都非常赞赏他。有关他的资讯，你也可以在 《中国学刊》（Sinica） 学刊上找到。他的英年早逝令我们大家都非常震惊。”[见图2，此图例是斯特曼从霍福民于1968 年3 月6日(邮戳日期) 从东京寄出的明信片打字誊录下来。]《中国学刊》（也有人译为《汉学》）是卫礼贤在法兰克福主持中国学院时出版物的定期刊物， 除了他的博士论文和一些报道性的文章外， 王光祈用德文所著的几篇有创建性的论文，如《论中国音乐》《论中国记谱法》《论中国诗学》等，几乎都发表在此刊上。[10]其中《论中国诗学》一文，王光祈以李后主的《望江南·多少恨》为例，讨论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11]这一例证很可能直接引发了霍福民日后研究李煜词的兴趣。

图2 霍福民1968 年3 月给斯特曼的信函摘录

（二）沃纳·斯伯瑟（Werner Speiser, 1908—1965）是德国艺术史学家和汉学家。从1951 年开始，他担任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斯伯瑟于1935 年在柏林取得博士学位。科隆于1938 年创立德国日本学会，其第一个分会设于柏林，斯伯瑟就任其柏林分会执行长。二次大战结束后，斯伯瑟获得科隆大学教授职位，从1941 年开始主掌科隆大学东亚艺术研究所。1953 年出版插图本科隆展览图录《东亚艺术与中国风》，1959 年出版专著《中国艺术：精神与社会》。[12]

王光祈与斯伯瑟有何交往，王光祈没有留下可考的线索，但从以上霍福民1968 年3 月初从东京给斯特曼的明信片中可以看出，斯伯瑟似乎与王光祈有过交往，至少他知道王光祈到波恩之后的一些情形。因为在霍福民的记忆中，有关王光祈在波恩去世，以及他在波恩的临时墓地的消息是斯伯瑟“当时告诉我的。他当时是住在波恩的！我当时在汉堡。”

（三）蒋复璁（1898—1990），字慰堂，浙江省海宁人。192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 年到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学习，并兼任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客座馆员。1932 年7 月毕业。回国后，任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专任编审。1933 年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负责“中央图书馆”建馆工作。1936 年3 月25 日，蒋复璁与段锡朋、罗家伦、徐悲鸿、方东美、宗白华、田汉、德国大使代表等三十余人借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梅庵）为王光祈举行追悼会。在追悼会之前，筹备委员会曾于三月五日商请《新民报》社长陈铭德出一张特刊，并推举蒋复璁担任编辑。在这特刊里面，有蔡元培的《王光祈先生追悼会致词》，方东美的特刊序言和蒋复璁的《特刊后记》。[13]蒋复璁1949 年后赴台湾，任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 年7 月兼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1983年退休，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图书馆管理法》（1936）、《图书与图书馆》（上、下册，1959）、《珍帚斋文集》（1985）等。

蒋复璁于1968 年4 月2 日从台北寄给斯特曼的回函中写到：

尊敬的斯特曼博士先生，

您于3 月6 日寄来一封很友善的信，还有王光祈的生平，非常谢谢您。

王光祈是我在德国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在南京听到他英年早逝的消息。随后我们也在那儿举行告别式，同时也出版了他生平小册。我们的朋友王[光祈] 终生献身东西方音乐，两者交融以及互相的了解，双方互相的取与给。因此我可以希望将在波恩举办的音乐研讨会将秉持着这个精神继续进行我们朋友的工作，并因此对东西音乐之间的了解做出贡献。

您希望我提供有关王的生平的详细资料。我很遗憾地告诉您，因为有关王的资料或是由他撰写的文字已经散失，目前我无法向您提供任何资料。[14]然而我强烈相信，至少有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再出现。

台湾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将1968 年列为音乐年，针对此成立了一个促进音乐推展小组。其主要工作是让音乐学科再度活跃起来。这个小组将会发行各个音乐家和作曲家的手稿及著述。万一有关于王的书籍出现，我将把我这个机会告知您详情。

（四）弗里茨·鲍兹（Fritz A. Bose,1906—1975）是德国音乐学家。1925年至1933 年在柏林大学，与王光祈一样，师从霍恩波斯特尔攻读比较音乐学，师从萨克斯学习乐器学，随舍尔林学习音乐史，随斯通普夫攻读声音心理学。不同的是，鲍兹在柏林时也随柏林学派心理学派大师沃尔夫冈·克赫勒（Wolfgang Köhler, 1887—1967）学习心理学，与人种学家康拉德·普汝斯（Konrad Theodor Preuss,1869—1938）学习人种学。1934 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5]同年，他的导师因为是犹太人而被解除柏林声学研究所主任一职，他成为柏林声学研究所的主任。[16]鲍兹一生著述甚丰，特别是他的有关欧洲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论著在学界很有影响。[17]他也曾主编《民族民间音乐年鉴》（Jahrbuch für musikalische Volks-und Völkerkunde）多卷。

弗里茨·鲍兹与王光祈的交往，始于1927 年4 月28 日王光祈正式进入柏林大学音乐系学习之后。在鲍兹1968 年2 月16 日给斯特曼的回信中（见图3），他是这样回忆的：

图3 弗里茨·鲍兹1968 年2 月16 日给斯特曼的回信

尊敬的斯特曼先生，

国家图书馆的Hülle 教授，我不认识。但是王先生，我认识。这位音乐学家与我同时在柏林大学进修。我们常在课堂上或练习课上碰面，也常常聊天。虽然他在柏林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的德文令人很难懂。他曾告诉我他来自中国北方，或者说是来自满洲。在中国，他去上了德国学校。他还说他替一家热河规模很大的报社担任柏林通讯记者。我大约是1927 年认识他的，一直到1932 年左右，我都还见到他。他好像是在另一个大学完成他的学业，好像是在波恩。因为他1934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中国古典歌剧一书就是波恩大学的博士论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您好像还知道他的其他著述。他在波恩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是否再回到柏林来，我也记不得了。如果他真的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过的话，我在那儿没有碰见过他，因为我都只是在音乐阅览室阅读，而他是不会去那儿的。他去世的消息，我也未曾获悉。我自己是在1933 年拿到博士学位的。1934 年我就担任大学新设的声音研究所所长。我的这所研究所位于国家图书馆暨大学图书馆内，但是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机会到国家图书馆去了。我只是偶尔拜访音乐部门主任Georg Schünemann。然而我没再跟他谈到王博士。

（五）关于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与王光祈的交往，斯特曼曾致信当时已在科隆任教的德国当代汉学家嵇穆（Martin Gimm, 1930— ）。后者在1968 年2 月6 日从科隆给斯特曼的回信中提到，海尼士也是王光祈在柏林时的师友之一。海尼士1904 年到1911 年曾在武昌陆军学校担任过德文教习，回到德国后，他历任柏林、慕尼黑等大学汉学教授。1933 年6 月，王光祈曾将继福兰阁为柏林大学汉学主任教授的海尼士的《近五十年德国之汉学》一文译成中文出版。[18]但王光祈曾与海尼士本人有过交往，这在以前不为学界所知。

1932 年11 月1 日，王光祈受波恩大学人文学院东亚语言学系的聘任，接替姚从吾特聘（编制外）中文讲师（Ausserplanmaessiger Lektor für Chinesisch）一职。从他此间的著述以及1936 年12 月出版的《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中，我们知道他当时的同事有波恩大学东方部主任保罗·卡勒教授（Paul Kahle, 1875—1964）[19]、卡勒教授的助教艾士宏（Werner Eichhorn）、 波恩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石密德（Erich Schmitt, 1893—1955）、王光祈的音乐学导师希德迈尔（Ludwig Schiedermair, 1878—1957）。但斯特曼的研究发现王光祈在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工作和学习期间的同学及学生还至少有如下六位：施密特·戈尔格教授（Joseph Schmidt-Görg, 1897—1981）、沃纳·艾士宏教授（Werner Eichhorn, 1899—1990）、奥托·斯柏斯教授（Prof. Dr. Otto Spies, 1901—1981）、汉斯·内弗博士（Dr. Hans Neef）、班迪格先生（Mr Bendig）、奥斯卡·克莱斯勒博士（Oscar Kressler, 1876—1970）。

（一）约瑟夫·施密特·戈尔格教授（Joseph Schmidt-Görg, 1897—1981），他是王光祈博士论文指导教授路德维格·希德迈尔（Ludwig Schiedermair, 1876—1957） 的接任者。[20]戈尔格从1924 年4 月到1935 年担任波恩大学修道院唱诗班指导，从1938 年到1965 年任波恩大学音乐学教授。他长期担任波恩音乐学研讨会研究员，并在波恩贝多芬档案馆任职。1945 年，他接替了希德迈尔波恩贝多芬档案馆馆长一职，一直到1972 年退休。

在1968年2月20日与斯特曼的访谈记录中，施密特·戈尔格教授提到他存有一张与音乐学系一起郊游的照片，但目前无法找着。

（二）艾士宏教授（Werner Eichhorn, 1899—1990）在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即开始在海德堡大学就读，随后又转到柏林大学与哥廷根大学。在学期间，他修习哲学，心理学，艺术史，社会学与经济学。1927 年，他取得博士学位。[21] 1927 年，他开始在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修习汉学。1932 到1935 年，艾士宏前往中国，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加强哲学研究，与冯友兰，胡适等频繁交流。返回德国以后，他就任波恩大学汉学系助理教授。于1937 年在波恩取得教授资格。1939 年，艾士宏转任哥廷根大学。1941 年，获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教授职。二战后，他随其英籍妻子和三个小孩前往英国。首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任职，随后就被聘到伦敦亚非学院及维也纳任教。1960 年，艾士宏获聘到德国图宾根大学任教，成为该校首任汉学教授。艾士宏教授学术兴趣甚广，在学界颇有声望，他的著述如1964 年出版的《中国艺术史》、1973 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信仰》，以及1976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与国家崇拜制度》等在汉学界获得不小的名声。[22]

艾士宏与王光祈的交往应该是在他1932年从中国回到德国之后。王光祈1936年1月12 日去世后，他帮助处理后事，“代为封锁住房清理遗件，封寄使馆。”[23]在1968 年4 月30 日给斯特曼德回信中，他提到：“当年我与王光祈先生相当熟识，在我记忆中，他是一位平静且具有同理心的人。他去世之后，我必须和一位刑事警官整理他的遗物。”他并不认为王光祈在波恩的生活特别窘迫，“当时我注意到您所描述的‘极为贫困’，其实他的经济状况和我们所处同样位置上的人一样，所拥有的既不多一毛，也不少一毛。”对于王光祈在音乐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坦诚地说：“由于我本人对音乐学及音乐理论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对王博士的很明显意义重大的工作可能未曾赋予我或许应该给予的注意力。”

艾士宏1968 年4 月30 日给斯特曼德回信中，对学界来说最有研究意义的信息是他提到了王光祈的暗恋者。他说“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我还记得当场大家必须用心用力地阻止一位女士因过度悲伤而想跳入王博士的墓坑里。我想如果能够找到这位女士的地址，她应该比我更能够告知更多有关王博士的情况。”（见图4）我们知道，王光祈之所以于1923 年改学音乐，与他与吴若膺的恋爱受挫有一定的关系。[24]但学界对王光祈之后的感情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艾士宏的这一信息无疑对我们全面了解王光祈在波恩时的生活情况提供了新线索。

图4 艾士宏1968 年4 月30 日给斯特曼德回信

（三） 奥托·斯柏斯教授（Prof.Dr. Otto Spies, 1901—1981）于1923年取得图宾根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1924 年又获得波恩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接着在波恩大学东方学系担任助教，直至1928 年取得伊斯兰学教授资格。1932到1936年，他远赴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th Muslim University）担任东方学系系主任。1936 年，斯柏斯返回德国在布雷斯劳大学（Universität Breslau）任职。1951年，他得到波恩大学东方学教授职位。在波恩大学，他一直工作到1970年退休。这期间，他除了教学外，还成功地将柏林的东方语言研究所[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SOS)]搬到波恩大学来，极大地扩充了波恩大学东方学领域。后又担任所长多年。斯柏斯精通多国语言，如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印度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等，此也展现于他的研究出版，如伊斯兰法，阿拉伯医学历史等等。斯柏斯也曾创办多份学术期刊。[25]

关于斯柏斯与王光祈的关系，斯柏斯在访谈中并没有提到很多，只是在1968 年6 月4 日电话访谈时告知斯特曼当时波恩大学东方语文系的地址为Poppelsdorfer Allee 25 号， 王光祈的办公室先是位于2楼，后来搬到3楼。该建物目前由别的系所运用，将于1969 年拆除。此外，他还在1968 年3 月20 日的信中提到在波恩大学东方研究院目前已经没有与王光祈有关的档案。事实上，波恩大学仍存有王光祈的一些资料，台湾学者江玉玲（1992 年）和大陆学者王勇（2003 年）都曾在波恩大学档案室中查到一些相关资料。[26]

（四）奥斯卡·克莱斯勒博士（Oscar Kressler,1876—1970）是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日语组的创始人。在此之前（1908—1923），他在日本鹿儿岛教拉丁文与德语，共达15 年之久。1923—1926，他在东京附近的浦和高中教德文和古希腊语，并同时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法政大学兼职，直到1929 年春回到德国。从1930 年开始，克莱斯勒在波恩大学东方学院任日文讲师，1932 年2 月，他获得日文任教资格，1933 年得到永久教职，直至1949 年退休。[27] 1950 年，他随同女儿移居智利圣地亚哥，同时也在当地国立大学教授德语和梵语。1957 年，回到德国，居住于黑森林地区。1961 年，他又随同女儿移居香港。[28]

克莱斯勒应与王光祈有过交往，因为艾士宏在1968 年4 月30 日给斯特曼德回信中建议他与克莱斯勒联系，“当然我们可以从克莱斯勒先生——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得知更多关于王博士的资料。”

斯特曼在波恩大学档案馆找到了“博士考试登记簿C”（Promotions-Album C）（见图5），此登记簿显示，王光祈的专业（音乐学）由希德迈尔教授为主考官。其副科为艺术史和哲学。博士口试的日期为1934 年6 月6 日，1934 年12 月22 日博士授学位正式典礼。王光祈的论文题目为über die chinesich klassische Oper 《论中国古典歌剧（1530—1860）》。该论文评比为“良”（gut）。在博士学位簿册里最先是写的“足够”（genügend）为评分，然后被删除，以“良”代之。总评比为“足够”。

图5 博士考试登记簿C 中有关王光祈博士论文页

斯特曼1968 年4 月3 日就王光祈去世情形与王光祈房东太太的妹妹玛格丽特·郝钦海姆女士（Margaret Hochheim）进行了访谈。郝钦海姆女士回忆说：“王光祈每天早餐都吃一碟麦片粥，房东太太照例将麦片粥放在他房门前的柜子上。1936 年1 月12 日，女仆发现那个碟子未被拿去时，就敲了他的房门。因未获回应，乃破门而入。发现王躺在他床前的地上，嘴唇还蠕动着，但已不能说话。他在那天早上就被送到了大学医院。”这一回忆与1936 年4 月29 日中国留德学生江鸿受王光祈纪念委员会之托，到波恩调查王光祈逝世情形后所做的以下叙述完全吻合：

房东女主人：二十五年一月十一日晚十时，王君自可恩【科隆】归来，彼曾遇之于门前，答问之间，神色有异。至十二日晨八时，女仆送麦片时，叩门不应，以后又叩门两次，亦无声息。至十一时半，房东自己上楼叩门，亦无应声。乃推门而入，见王君侧卧床前，已不能言语，惟神志尚清。于是抬至床上，一面延医诊治，问其何处不适，则以右手微指左手，抚之则已不温。然尚能以目示意，索取纸笔，书写一页。（现存公安局惟无人能识之云）并示意房东将橱上钥匙置于王君裤袋中。乃经医生送至医院，延至晚间八时逝世。嗣经解剖，断定为神经石灰化及胃病云。[29]

可贵的是，斯特曼找到了王光祈的死亡证明书（见图6）。此波恩葬事处死亡证明书（59/36 号）上写道：“王光祈博士（Dr. Kuang-chi Wang），1898 年8 月15 日生于中国成都，未婚，年37。职业：讲师，居于波恩Argelanderstrasse 33 号，死亡时间和地点为1936 年1 月12 日晚上8 点于大学医院离世，1月18 日被埋葬于波恩Kölnstrasse的北公墓的一行墓列里。”为了确定王光祈的死因，斯特曼还找到了负责1936 年大学医院全部病例表的波恩Wenusberg 大学护士茱莉亚（Julia），茱莉亚在1968 年6 月4 日访谈中提到， 大学医院之所以找不到王光祈的病例表， 是因为王光祈被送到医院时已不具生命迹象，所以院方未立病例表。

图6 波恩葬事处出具的王光祈死亡证明书（59/36 号）

波恩葬事处死亡证明书（59/36号）上有“1936 年8 月14 日，王光祈的遗体被迁往Krefeld 火化场火化”之记录。这与以下江鸿1936 年9 月4 日寄给王光祈纪念委员会的回信中所述完全吻合：

前奉惠寄三百元， 嘱将光祈先生遗骸焚化运回一节， 当与柏林大使馆谭秘书莊甫接洽，据称，以彼所知，在德国方面非经本人遗嘱火化者，官厅不准焚尸，故会商之下，由使馆致函波恩城卡勒教授，请其代为交涉。经卡勒教授之努力，始获当地官厅之允许，乃于八月十五日将王君之遗骸，运至Krefela火化场，举行火化。所有骨灰，则于同月二十四日，有该处径行寄回国内。[30]

波恩Kölnstrasse 王光祈临时墓地 （图7）。王光祈的棺木于1936 年1 月18 日至8 月14日葬在此地。

图7 波恩Kölnstrasse: 王光祈临时墓地

王光祈在波恩Argelanderstrasse 33 号租住的房子。最晚从1932 年开始，王光祈住在波恩Argelander 街33 号的一个带有家具的房间。斯特曼1968 年所拍摄该居所内外景照片见图8、图9、图10、图11。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王光祈的房东太太

图13 王光祈送给房东的礼物

王光祈的遗物中存有文下所示照片（图14）。此张照片是王光祈送给其房东夫妇的，是王光祈在波恩Siebengebirge 山中的Heisterbach 的修道院古迹园中所摄，但具体拍摄时间不详，应是王光祈初到波恩时所摄。此照片国内学者以前不曾见过。

注释：

[1] 欧乐思（Alois Osterwalder）1933 年出生在瑞士。1952 年至1960 年先后在位于波恩附近Sankt Augustin 的圣言会和在维也纳附近的Sankt Gabriel 攻读神学。在维也纳时期， 欧乐思与另一位圣言会神父Stefan Zloch（1910—1992）共同照顾在欧洲留学的亚洲学生（包括当时在维也纳学习音乐的史惟亮），并协助建立维也纳的亚非学院。1960 年，欧乐思转入慕尼黑大学， 攻读汉学，社会学和社会教育学。1962 年秋季继续在波恩大学中文系就读，并兼任系内助理，同时也在科隆大学研修社会经济史。1965年，欧乐思和一些友人在波恩成立华欧学社，此学社在阿亨大学， 波恩大学，Moenchengladbach 城，St Augustin 的人类学研究所，以及波恩莱茵博物馆分别举办音乐会，演讲和展览，宣扬中国音乐和文化。1969 年，一群年轻的日本学者加入华欧学社，欧乐思因而将之扩建为东亚研究院（简称OAI）。同时也继续和已返回台湾的史惟亮进行合作。欧乐思1970 年也曾担任《东亚经济》杂志总编。2012 年5 月，OAI 在波恩国立艺术展览馆展出为期一个月的题目为《欧洲在中国——中国在欧洲》的中西文化交流展。之后，欧乐思虽然因为年岁大而退下院长之职，担任副院长，但是他却是休而不闲。2014 年10 月，OAI 在他的领导之下举办了一场音乐学术研讨会，探讨中西音乐自从17 世纪以来的交流。20 世纪的音乐则以王光祈和史惟亮为例，因为这两位音乐家都在波恩生活和工作过。

[2] 克劳斯·斯特曼（Klaus Stermann）波恩大学汉学系硕士毕业。曾任后来出任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的罗致德（Otto Ladstätter, 1933—2005） 的 研 究 助 理。目 前 居 住 于 德 国 波 兰 边 境 附 近 地 区。Klaus Stermann 著 有：Langenscheidts Sprachführer Chinesisch （Langenscheidt, 1998），Langenscheidts Sprachführer Chinesisch praktische Redewendungen und Wörter für die Reise （1983） 等中文教学方面书籍。

[3] 黄淑娟博士，科隆大学汉学博士，辅修满学与日本学。是曾著有《纳兰性德（1655—1685）的词》（1965）、《段安节的 〈乐府杂录〉》（1966）、《唐代宫廷中民间娱乐艺术的上演节目和机构：第一卷：上演节目》（1966）、《康熙皇帝与畅春园——高士奇蓬山密記》[Ein Monat im Privatleben des chinesischen Kaisers KangxiGao Shiqis Tagebuch Pengshan mijiaus dem Jahre 1703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5）]、《汤若望与荣亲王》（Der Fall Prinz Rongim Prozeβ gegen den Jesuitenpater Adam Schall in den Jahren 1664/65 in China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 2018]），编有《中国元代戏曲》（1978）的德国汉学家嵇穆（Martin Gimm, 1930— ）的弟子。1983—1995 年在科隆大学汉学系任教，主讲汉语及清史课程。曾参与由德国研究基金会（DFG）资助的研究计划， 研究汤若望案满文史料 （Die manschurischen Geheimakten zum Prozess gegen den Jesuiten Johann Adam Schall）。

[4] 沈怡《追忆光祈兄》收入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 年12 月），第52 页。

[5] 关于王光祈与德国汉学家之间的交往，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详见宫宏宇：《王光祈与德国汉学界》，《中国音乐学》2005 年第2 期，第75-86 页。

[6] 关于王光祈与其德国师友，见江玉玲：《王光祈的音乐著述与三十年代的柏林学派——从王光祈的自传谈起》，《艺术学》1994 年第11 期，第117-122 页。

[7] Lu Hsün, Kung I-gi. Übers. v. Alfred Hoffmann. Novelle. Aus dem Chinesischen. In: Ostasiatische Rundschau，16（1935）， pp. 324-326.

[8] Alfred Hoffmann，Die Lieder des Li Yü （937—978）.Herrscher der Südlichen T’ang Dynastie （Cologne: Greven，1950）; Frühlingsblüten und Herbstmond.Ein Holzschnittsband mit Liedern aus der Sung-Zeit，960-1279 （Cologne:Greven， 1951）. Helmut Martin and Peter Merker，Der Sinologe Alfred Hoffmann （1911 -1997）: zwei biographische Beiträge （Bochum: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1998）.

[9] Alfred Hoffmann， Glossar der heute gültigen chinesischen Vogelnamen:ein lexikographischer Beitrag zur modernen chinesischen Sprache: chinesischdeutsch und deutschchinesisch; mit einer systematischen bersicht über die Vgel Chinas （Harrassowitz， 1975）.

[10] 关于王光祈与卫礼贤以及《中国学刊》之间的关系，详见宫宏宇：《王光祈与德国汉学界》，《中国音乐学》2005 年第2 期，第82-86 页。

[11] Wang Guang Ki， “Über die chinesische Poetik”， Sinica 5 （1930）， pp. 245-260.

[12] Werner Speiser, Ostasiatische Kunst und Chinoiserie, Ausstellung der Stat Koln （Köln: Staatenhaus, 1953)；China:Geist und Gesellschaft （Baden-Baden: Holle, 1959).

[13] 《南京的追悼会》收入《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 年），第104-110 页。

[14] 此处原文略去，本句为原文大意。

[15] Hans Heinrich Eggebrecht and Pamela M. Potter, “Bose, Fritz （1906—1975), musicologist”, in Grove Music online Edition （2001). Accessed: 2019-03-25.

[16] David Barrowclough, Digging for Hitler:The Nazi Archaeologists Search for an Aryan Past （Fonthill Media, 2016）.

[17] Fritz Bose, “Neue Aufgaben der vergleichenden Mussik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Musikwissenschaft 16（1934）, pp. 229-231; “Typen der Volksmusic in Karelien,” Archiv für Musikforschung,Dritter Jahrgang 1938,pp. 96-118; “Die Musik der Tukáno und Desána,” Jahrbuch flier Musikalisches Volks und Voelkerkunde 6（1972）; Musikalische Völkerkunde （Atlantis Verlag, 1953）; “Law and Freedo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uropean Epic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 Vol. 10 （1958）, pp. 29-34.

[18] 海尼士著、王光祈译：《近五十年德国之汉学》收入《王光祈旅德存稿》（上海：中华书局，1936）。关于王光祈与海尼士之间的交往，详见宫宏宇：《王光祈与德国汉学界》，《中国音乐学》2005 年第2 期，第75-86 页。

[19] K. Wang，“Musikalische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m Westen im Laufe der Jahrtausende” [The Musical Intercourse of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a], in W. Heffening and W. Kirfel eds., Studi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nahen und fernen ostens （Festchrift-Paul Kahle） （Leiden:E.J.Brill,1935）,pp.217-223.

[20] Joseph Schmidt-Görg， History of the Mass；English translation by Robert Kolben （Cologne: Amo Volk Verlag,1968）.

[21] Werner Eichhorn, Die Auffassung der Bewegung in der bildenden Kunst bei Lessing （Dissertation, Göttingen, 1927）.

[22] Klaus Flessel， “In memoriam Werner Eichhorn” Oriens Extremus， Vol. 33, No. 2 （1990），pp. 11-20.

[23] “王光祈先生逝世情形及遗骸遗物之处置”，王光祈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年12月），第95页。

[24] 详见宫宏宇：《王光祈与吴若膺关系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5] https://de.wikipedia.org/wiki/Otto_Spies. 

Gül Sen，“Der Orientalist Otto Spies (1901—1981)：Professor für Semitische Philologie und Islamkunde”，in Harald Meyer etc ed.，Die Bonner Orient/und Asienwissenschaften （Bonn: Oastasien Verlag，2018），pp. 233-252.

[26] 江玉玲：《王光祈的音乐著述与三十年代的柏林学派——从王光祈的自传谈起》，《艺术学》1994年第11期，第113-132页；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8，第78-84页。

[27] Oscar Kressler（1876—1970）， https://oag.jp/people/oscar-kressler/.

[28] Harald Meyer，“Oscar Kressler （1876—1970） und Herbert Zachett（1908—1979）：Die erste Japanisch-Lektor und der erste Ordinarius für Japanologie”， in Harald Meyer， Christine Schirrmacher and Ulrich Vollmer eds.， Die Bonner Orient-und Asienwissenschaften（Bonn：Oastasien Verlag， 2018）， pp. 125-146.

[29] “王光祈先生逝世情形及遗骸遗物之处置”，王光祈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年12月），第95-96页。

[30] “王光祈先生逝世情形及遗骸遗物之处置”，王光祈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 年12 月），第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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