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曾 | 《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中英双语版）序言

我1969年踏入哈佛大学音乐系，恩师赵如兰教授嘱咐读她刚出版不久的《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1]。我进哈佛前的十年来都研读思考物理问题，忽然要读这本书，自己怀疑能否把它读明白。开始时战战兢兢捧着一字一句细读，但是一天天过去，一页页读完，忽然领略到虽然这本书的主题内容与物理课题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其严谨的研究方法、条理清晰的资料处理和简洁的文字表达，则与物理有相似之处，使我读来犹如重回“故里”。多年后我开始负责指导年轻学者，《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是每人必读，是认识中国音乐史的入门途径，是学习研究方法的重要工具书，是人文学科英语书写的典范。

物理以自然世界为研究对象，一点一滴地衡度、搜集自然世界运作的各种现象，从中找出运作的基本原理，深入认识自然世界。同样的，音乐研究以音乐世界为研究对象，一点一滴地衡度、搜取音乐世界运作的各种现象，从中找出音乐运作的基本原理，也等于是探讨认识人的音乐性。探索古人的音乐不能实地搜集音乐世界的现象，得间接地从古人留下的文字、乐谱、图像等，辅以考古所发掘的乐器实物等，去认识古人的音乐世界。赵如兰教授精读细读宋代学者们所留下的有关音乐的文字和乐谱，探索宋代学者们对当代（时）音乐的理解和创作。

赵教授有条有理的思考程序可以从她别的文章中看到，最显著的是她1972年的论文《西皮流水板唱腔和曲词的互配》（Text Setting with the Shypyi Animated Aria）。该文深受语言学严谨的分析方法的影响，而语言学可说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最接近数理研究方法和步骤的学科，从观察现象、制订问题、阐明假设、掌控可变因素、记录迹象、寻找条理、逻辑推考、综合结论到创造理论等，都与科学研究相似。我多年学习物理，《西皮流水板唱腔和曲词的互配》一文类似数理研究，因此我也特别激赏，是我研究粤剧唱腔的灵感和动力。

多年后读教授自传才知道她不但有音乐才能，也从小精于数理。她在《素描式的自传》里写道：

我大学第一年在位于斯托尔斯镇（Storrs）的康涅狄格大学念，和中学时一样，数学物理都不成问题……父亲1941年到哈佛教书以及编字典，我便转学入瑞德克利夫学院，先是在哈佛暑期学校选了一门数学和一门音乐课。我当时虽然长年浸淫于音乐，但一直假定以后将从事数学或某些科学的专业。虽然我父母没有明示，但我总觉得这是他们对我的愿望。我二妹（新那）主攻化学；三妹来思得了数学学士和硕士，虽然后来专门写小说；幺妹小中学士和硕士以及后来的工作都和天文物理有关。

赵教授四姐妹都倾向于数理学科，遗传学理解是与父母亲基因有关：父亲赵元任大学读数学和物理，随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曾教物理，母亲杨步伟则学西医。她们四姐妹倾向于数理学科也可能与20世纪初中国提倡科学有关。无论如何，《西皮流水板唱腔和曲词的互配》一文清楚显示出教授拥有科学头脑，又受到她父亲语言学工作影响而领略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现在回想起来，教授看得起我，部分原因是否她认同我的物理训练和数理思路呢？《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是我初进音乐研究门槛的引导，随后更深受她京剧唱腔文章的影响，促使我研究粤剧唱腔的深层结构。

赵教授1967年出版的《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获得“美国音乐学协会”（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最高荣誉的“奥托·金克尔蒂奖”（Otto Kinkeldey Award），被评为当年最佳音乐史著作，确定了她在美国音乐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美国音乐学协会”绝大部分会员研究欧洲艺术音乐史，对中国历史文化大都不甚了解，甚至毫无认识或兴趣，因此这本书虽然得奖，却并未引起行内实际影响。教授的研究纵然受到尊重和敬畏，却少了几分实际的了解。可以推想的是，《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获奖是基于研究的方法和论点甚于书本的内容和主题，能以此获奖更难能可贵。

教授早年曾对我说，“在美国研究中国音乐是走一条寂寞的路”。这句话的深意几年后我才完全理解，也显出她的骄人学术成就并非轻易得来。

中国音乐研究在北美学术界横跨两大领域：汉学（Sinology）和音乐学（Musicology）。我胆敢说，北美汉学界不重视中国音乐。何以见之？每年亚洲学会年会的音乐专题小组出席听众经常仅有寥寥无几的两三位音乐界同行，极少行外人。造成如此现象的因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是很多汉学家对音乐研究所知无多，甚至误解，认为音乐除了古乐、雅乐、文人乐外，不就是弹弹唱唱？只有娱乐价值，研究价值则待商榷，甚至有人说研究中国音乐是“旁门左道”。另一因素是很多汉学家本身音乐修养有限，因为不懂乐谱，就以为自己不能了解音乐研究；就算有音乐修养的话也大都只是熟悉西洋古典音乐。重洋轻汉当然不限于北美汉学界，中国本土从20世纪初就已是普遍现象，认为中国音乐不能与中国的诗、书、画等的价值并论。

再看北美音乐学领域，把音乐研究分为音乐史和民族音乐学。两者各有其学科结构、刊物、会议等，而研究目的、方法、理论、范畴等皆有异。前者主要研究欧洲文化，即北美和欧洲的“艺术”音乐（或也叫“古典”音乐），后者则包容所有其他各民族音乐，也包括欧美流行音乐和民间音乐，各类中国音乐自然也归纳在内。这种分类法当然显示了西方社会和学术界价值观的偏见，在此不用多叙。

美国学术界的所谓“音乐史”，正确地该称“欧洲艺术音乐史”，是从曲式、结构、风格等建立起音乐曲目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重点放在分析经典曲目和突出个别作曲家在音乐演变过程中的贡献，给“优秀”作品下定义、寻找音乐作品的内在价值、辩解欧洲“艺术”音乐为人类文化的罕有成就，以此种种的结论从而肯定为何欧洲文化理所当然地能傲视世界。因为音乐史学者绝大多数是欧裔，因此也可以说音乐史的最终目标是肯定自我价值。

相反的，民族音乐学主要是研究音乐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与其在社会文化里的价值，因此把音乐研究重点安放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甚于艺术或人文领域，对音乐本体的艺术价值很少提起。两门学科把音乐学一分为二，称“相辅相成”勉强说得过去，细想则矛盾很大，在此也暂且搁下不论。

再看民族音乐学领域。既然中国音乐归纳于内，得奖的书理应引起广大注意吧？却又不是。在美国的民族音乐学者大都研究口传民间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或从活的音乐入手分析和了解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等现象。在他们眼光里教授的书是属于音乐史范畴，书中研究的理论、方法、史料处理等都和活的音乐无关。更且远古的宋代除了中国音乐学生外，对一般民族音乐学家来说也是印象模糊，直到教授后期发表京剧音乐后她的著作才稍受真正的注意。由此可见，教授虽然在西方学术界备受尊敬，但是她在理论、思想、精神上走的是一条孤寂的路。

1969年，教授和她父亲赵元任及北美汉学界几位同行成立“中国口传暨表演文学学会”，现称“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在北美建立起新的学术平台，使对中国口传和演唱文学有兴趣的各学科的汉学家们，包括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戏剧学、通俗文学、音乐学等，能有共同研究的题目，从而互相交流学习。1986年她又协助创办“中国音乐研究会”，脱出北美主流的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的框框，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相辅相成，把在北美的汉学研究推向新的境界。对她和我来说，我们走的学术道路再不像以前那么孤寂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经常受邀到中国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讲学和搜集音像资料，与当地学者认识交流。在台湾赶上遇见齐如山、俞大纲、张喜海、章翠凤、许常惠等，和年轻一辈的马水龙、王秋桂、邱坤良、温秋菊及香港的张世彬等都有来往。1976年她安排香港的中国音乐史学者张世彬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一年访问学者。凡此种种，联系上亚洲学术界不但扩展了美国的中国音乐研究网络，从个人方面说，也协助她寻找学术伴侣。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2]，教授和丈夫——航空工程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卞学鐄——经常回大陆。开始主要是陪她父母亲回去，也受邀在各音乐学院或大学讲学，探望卞、赵两家的亲戚，教授也趁机搜集音乐和戏曲的音像资料。后来她父母亲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去世后，她和卞学鐄仍然每年回大陆，继续他们的学术交流和她的资料搜集工作。身为哈佛大学知名教授和中国音乐专家，又是鼎鼎大名赵元任的长女，教授在大陆各音乐学院受到热烈的欢迎和仰慕，邀请她讲学。大陆音乐学界与海外断绝讯息几十年，教授带回西方音乐史和民族音乐学最新研究的趋向、理论、方法等，也介绍她自己的中国音乐研究成果。

教授每次回去都带着最先进的录音录像仪器，搜集各类音乐的演出，拜访许多国内知名的中国音乐专家，如杨荫浏、曹安和、李纯一、黄翔鹏、卫仲乐、贺绿汀、张子谦、姚丙炎、魏喜奎、骆玉笙、侯宝林等，不能详列。几次回国我都跟随着，静静旁听她和各专家交流，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也因此有缘认识很多前辈。八十年代后也经常有国内学者到剑桥拜访，从此老师再不走寂寞的路了。

教授每次回国离开时都会慷慨把仪器送给国内年青学者，鼓励及协助他们做实况研究工作。她认识了学生辈的学者如陈应时、田青、乔建中、戴鹏海、林友仁、滕永然等。其中对陈应时尤其看重，待我稍解释。

陈应时于1979年夏偶然在北京图书馆（今名“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赵教授《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一书。他在有限的英语程度下，借助《新英汉词典》把书读完。他多年后忆述：“（我）向赵教授发了一封信。信中谈了我读此书后的收获，又提出了涉及书中内容的几个问题向她请教。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回信。她在信中说：‘我这本书已出版13 年了，还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仔细阅读的。’而且在信中还邀我去当一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一起和她研究宋代音乐。还没有来得及等我回信，正式的邀请函随后就到了我的手中。”可惜因种种原因他未能成行。随后多年赵教授每次回上海必约见陈应时相聚讨论学术问题，可见教授何等重视陈应时的友谊。而陈应时也说：“读赵教授的书、和赵教授本人见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引导我进入了学术研究工作的新点。”

教授回国在北京初会陈应时是1980年8月，我刚好也在。可能是爱屋及乌吧，应时兄也特别看得起我，把我早年以英文发表的有关粤剧唱腔的文章翻译了三篇在国内杂志上刊登。21世纪后赵教授已不做长途旅行，我则每次回上海仍然约应时兄见面。最后一次是2016年12月4日，我住在近中山公园的宾馆，应时兄住在浦东，他坚持长途跋涉来看我，特别送我一本他的新书《琴律学》。2017年他健康劣化，2020年逝世，从此音乐学界失去了一位人才，我也失去了一位学友。

《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一书在20世纪90年代已绝版，哈佛大学出版社也不计划再印，还好各大学图书馆都有藏备，学生们都能读到。我和师弟林萃青教授为了方便年轻读者，联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把《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重印再版。但是《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一书更重要的价值是等待将来以中文出版。现在欣闻上海音乐学院的于韵菲副教授已在着手翻译，且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将在不久后出中英双语版，纪念教授冥寿100岁。于韵菲是宋代音乐史专家，为本书翻译是很适当的人选。更有意义的是，她是应时兄的高足，《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一书是赵教授和应时兄认识的媒介，影响了应时兄的研究方向。现在中文本由于韵菲负责，使赵如兰、陈应时两位学者又在学术上隔代重逢，不但得益年轻学子，也可说是中国音乐学界的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