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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如兰（Rulan Chao pian,1922-2013)，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音乐学家、汉学家。
译者简介：
于韵菲，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文章刊登于《音乐探索》2024年第4期，第3～4页。
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之前的音乐作品，迄今所知，仅尚存两份：一份是七弦琴谱《幽兰》，唐代抄本，为六世纪一个名为丘明的人所传；另一份是四弦琵琶谱，由25首组成，抄写于公元933年之前，发现于敦煌石窟。二者是其类乐谱中的孤例，其破译涉及诸多不确定性。《幽兰》文字谱是当下琴谱的端倪所在。至于敦煌琵琶谱，尚未在其他中国乐谱中发现可比者，倒是在日本有相关的乐谱资料。
宋代的乐谱更清晰地与后世中国作品一脉相承。放眼整个宋代，可见谱式各异而又不可或缺的乐谱文献。然而，不知为何，在紧随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竟然没有任何一种音乐谱例留世。正因为可用乐谱资料的这一分布状态，我方选择宋代作为样本，而非我要赋予这个政权时期任何额外的中国音乐史底蕴。从政权角度来看，宋代的三百年，被之前政权纷立的五十年和其后蒙元统治的一百年所界分，但是，其时不能作为中国音乐历史分期的依据。
我的研究基于原始乐谱。我几乎不用的乐谱资料是明清时期的乐谱汇编，即便其可能含有宋乐，以及宋代之前的音乐。此种汇编常由皇家敕纂而成，编纂者想必能利用皇家藏馆中的古本和稀本。但是，这些汇编中的乐曲出处很少被注明，而且，确定这些所谓古曲的年代是一项超出目前研究范围的任务。我仅依赖一份明代文献引述音乐谱例，其被明确地认为是确凿的宋代乐谱。
除了音乐谱例，宋代还给我们留下了音乐理论著述、音乐实践史录，以及载有音乐逸闻趣事的文学作品。朝廷官员和民间学士皆有撰写，史学家有之，诗人有之，还有若干度曲家。我们之所以拥有所有这些资料，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宋初雕版印刷的发展。众多宋作原始刻本保存至今。其他宋作则以摹本、手抄本、重印本等形式存留下来，这要归功于明清学士的努力——其以严谨的考据方法和深入的探究著称——那些精妙评注版的宋本如今依然可见。
在宋代乐谱中，计有87份不同的音乐谱例。仪礼歌曲有过半之多，但是，其间有风格差异：一些旋律源自俗乐；一些则是附庸风雅的矫揉造作，以至于让人怀疑其是否曾经作为音乐真正地演出过。俗字谱乐曲有27首，由宋代俗乐家谱写。一些由著名宋代词人填配了宋词，一些看似只保存了旋律而没有唱词。琴曲有7首，尤其是虚谱无词的5首，乃纯器乐形式，其可能是全部现存宋乐中最纯粹的器乐作品。
解译不同记谱法所涉及的问题繁杂多样。用汉字来记写音高的乐谱，其解译只需一个可靠的版本。就古琴而言，精细的指法谱体系和当下如出一辙，宋代著述印证了当今打谱之法可用于推定音高。遗憾的是，原本的节奏不能依此推定，虽因现代古琴记谱法也不记节奏，但检视现代操琴之法也能有所启发。
宋代度曲家所用的俗字谱，是第三种记谱法，但宋之后就鲜为人知了。该记谱法表现为一组谱字，其中一些可以根据所用的具体宫调来改变律高。因为要按照宫调规范推定谱写，所以宋代歌曲都标有宫调名。为此，我们要找到最匹配这些作品的宫调注解。常见宋代著述给出的注解是不完整的，只有在一本个人笔记的补笔注解，我们发现了一份大约比音乐谱例早一百多年的完整宫调说明，其记述了音阶用声中所有任何的弃用和选用。得益于此，乐谱中的每一个谱字都能被准确无误地唱读出来。为了从纯乐律角度验证所论的用声，我也加入了据此所译旋律的分析。
于中国音乐史而言，外来乐调的引入是一个大事件。然而，唐代论作中的音乐描述整体热情洋溢但又有些模糊不清，这使得后来的学士难以确切理解宫调之义。我们只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宫调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到了宋代，有了更多具体的音乐谱例和精确描述，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清晰地阐明何为宫调理论，及其如何被运用于音乐实践，至少对宋而言可以如此。不过，待解之题还是有的。比如，对基本音阶的界定存在分歧，十分常见的“寄煞”模式与曲调运用在著述中也不曾论及。
宋代的典型特征——偏好理论、崇尚复古——充分反映在了它的音乐中。很多仪礼歌曲，恍若隔世，或是模拟周风之作。当时不用的宫调也在仪礼歌曲和宴享歌曲中得以采用，甚至音乐著述也弥漫着宋之秉性。与国际化的大唐帝国不同，宋代中国是一个自觉的民族主义国家。中亚音乐在唐时传入中国，在宋时与中国音乐融合，其理论融入了中国音乐天人合一之道。众所周知，唐代的诗文与说话讴歌音乐之能、音乐之美，但是，宋人不落窠臼，以工笔之法记写了诸如定律、制作乐器、调弦与读谱等切实问题。众多博学之士之所以聚焦如此切合实际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本能地效力于古代礼乐的复兴。
我们今天熟知的一些宋代音乐著述，在它们所处的时代却得不到及时的认可。在新儒学家之中，可以看见音乐学士，他们是道教政府派别的劲敌，经常得不到宋朝帝王的支持。这些新儒学家的著作在当时被忽视（如陈旸的《乐书》），甚至受到公开批判（如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另一方面，在其后的岁月中，由于儒学史家的厚爱，这些著作有许多幸存下来，有些几乎成为经典（如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
我们应该青睐关注那些拥有实权的宋代音乐官府，如宋徽宗时期设立的大晟府，可我们现在所知甚少。庆幸的是，不乏民间编撰者，他们创作了珍贵记录和历史汇编，且完成得客观而细致。这些也幸而保存下来，我们从其音乐专论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采集到一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