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于洪洋，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学研究(长春130052);徐镜然，北华大学计财处，主要从事东北经济史研究(吉林132013)。
文章来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3 ,24 (06)：35-41+151
摘要: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启了教育兴国战略，意在通过实施教育改革来实现“富国强兵”。早期的日本教育在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和科技化进程中，对于推动日本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日本的教育制度逐渐成为服务于军国主义政治改革的一环。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日本效仿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发展道路，无可避免地沿着军国主义的方向前进。教育体系也受到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塑造，日本的教育目标迅速转变为培养顺从国家意志、服从军国主义的国民。学校教育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崇拜天皇的观念，将军国主义思想灌输给学生。随着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也随之终结。
关键词: 日本 近代 教育制度 军国主义
基金: 吉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思政专项课题“职业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研究”(SZ23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 言
明治时期日本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极力效法西方列强，通过“文明开化”等措施，积极推动近代化教育制度改革。
从1872年明治时期教育基本法颁布到1945年战败近70年间，日本政府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促进产业发展的国策取得了很大成效。在不断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大兴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推动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专职劳动力与技术实力支撑，以更好地服务于“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
一、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教育制度的确立
1868年1月日本政府欲回诸藩权力于天皇，实施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但从幕府重新将政权交归天皇过程中，国内爆发了“戊辰战争”。明治维新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而是依靠日本武士和知识分子推动的建立近代国家的改革，他们认为封建制度阻碍了日本的近代化，要通过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征兵制度、地租改革等一系列军事、行政、财政与教育制度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略目标。明治维新在推动教育改革方面成绩显著。1871日本政府下令废除藩校，成立文部省。文部省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制定全国教育发展计划。1867年，以岩仓具视右大臣为首的大型使团，开展了为期1年9个月的国外调研，并提交建议书，强调“研究学制之事”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建议设立初等和中等学校。伊藤博文则提出“开设公立学校，使每个国民都能接受新知识”,指出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的重要性。
明治伊始，日本教育基础并不牢固，出现了“复古派”和“西洋学派”之争。1868年，“复古派”以新政府的名义开办了一所“皇学所”,主张恢复研究儒家学说和国学，由于过于保守，满足不了新政府的需要，1年后该机构停办。1874年西乡隆盛鼓励维新有功者回鹿儿岛开设私立学校和立志社，学校授课以儒学和国学为主，包括《孙子》《吴子》《论语》《春秋左传》等。而“西洋学派”则提倡“文明开化”,试图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为了阻挡私学校之风向其他地方波及，明治政府招募义勇军进行镇压。1877年爆发了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战争，史称“西南战争”(1)。通过西南战争，政府沉重打击了反政府势力，确立了天皇军事统治权，日本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西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明治维新以来倒幕派的正式终结，出现了新的产业资产阶级，开启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进程，推动了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为核心的教育改革。
随着“文明开化”政策的推动，“西洋学派”的势力达到高峰。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日本第一部教育基本法《学制令》,仿效法国的学区制，将全国划分为8个学区，各个学区设立大学、中学和小学，对学区、学校、教员、考试、海外留学、学费等内容做了法律的规定，明确了由文部省统一管理的体制。意图实现“邑无失学之户，家无文盲之人”,主张教育机会平等，消灭身份、门第、性别差异，实行小学最少八年义务教育。文部省把发展初等教育和培养师资作为第一要务，设立小学，培训师资，同时，政府下令停办藩学。1873年小学入学率为28%,1882年50%,1904年就已经达到了98%,[1]106义务教育迅速普及(见图1)。
资料来源：根据文部省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https: ∥www.mext.go.jp/)。
在师资培养方面，1872年创办了东京师范学校，1875年又成立6所省师范学校，地方政府成立82个师资培训中心。[2]日本政府不断调整教育政策，1879年颁布《教育令》,取消强制入学，推行地方分权式教育。1880年颁布《改正教育令》,重新强调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权。经过10年的教育政策调整，1880年日本小学校就已经达到28 283所，中等学校194所，高等学校21所。13年间小学增加了15 725所。《学制令》的颁布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日本政府还聘请美国教育家在职业学校和大学任教或任政府机关顾问，派遣教育工作人员与学生出国留学等，如大卫·麦莱，1873年至1878年间任文部省“视学官”,直接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
“文明开化”政策导致日本社会结构发生变化。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工人，原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工业方面转化。1872年日本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为84.9%,1880年下降为82.3%,1890年又降到76.2%。[3]155尽管如此，农民仍占80%,大部分地区被豪农、豪商、地方望族所控制。随着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向城市涌入，东京、大阪的人口急剧增加，如1880年东京人口为82万，1890年增至116万，大阪人口从1880年的29万，增至1890年的47万。[3]183人口的转移，代表着产业类型的转移。19世纪80年代殖产兴业扶植了许多财阀，形成了新的富商阶层。职业教育改革推动了产业发展与日本资产阶级的形成。
尽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得到了发展，但“复古派”主张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也在同时加强。1883年3月伊藤博文(1885年任日本首位总理大臣)去欧洲考察各国宪法，效仿西方实施“文明开化”政策，并采纳普鲁士君主专制与议会相结合的宪法模式。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11月29日起正式施行。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4]285,突出了君权神授思想，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立宪君主制国家。继《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1890年10月颁布《教育敕语》,强化传统的国学与儒教思想，如“孝父母、友兄弟、夫妻相和、朋友相信”,当时日本政府规定，每个教室里都要悬挂明治天皇的照片，教师和学生每天清晨要行礼膜拜，并背诵《教育敕语》。该敕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被废除。《教育敕语》也融合了儒学、国学和西洋文化，尤其是在技术及实践层面，广泛采用西方原理，如“广行公益，开辟业务，常遵国宪，时守国法”等。由此来看，日本教育只是在教学方法与技术方面的西化，其教育思想、教育任务、教育宗旨并没有脱离其集权统治和皇权思想。如果说《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了天皇的政治权力，而《教育敕语》则进一步确立了天皇的精神权威。正如参与国民教育制度制定的森有礼曾指出：“教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5]
《学制令》的颁布拉开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序幕。这个新式教育制度改革并没有提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统的教育思想，显示出当时整个教育任务是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增强国力。然而，随着西方文明与传统民族主义的冲突和碰撞，以及一系列政策法规的调整，日本的教育近代化发展受到了来自“西洋学派”的推动。最终，虽然实施了代表近代天皇制传统思想的《教育敕语》,但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教育体系也逐渐形成。
二、“移植政策”推动了军事产业化教育制度的发展
明治政府为了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脱亚入欧”思潮盛行。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公开发表《脱亚论》一文，强调“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之东，其国民精神则已脱出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4]312,进一步奠定了“移植政策”的思想基础。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受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冲击，“移植政策”盛行，文部省通过移植欧美教育模式，大力加强提高全民文化水平的初等教育和培养国家高端人才的高等教育，以促进产业迅速发展。当时产业工作主要由工部省、内务省和陆海军负责。1870年12月工部省成立，推行“移植政策”,雇用大量外国专家学者，培养工业技术人员。1871年8月，工部省在东京创建了最早的公立工业学校——工学寮，工学寮由小学部和大学部组成。小学部2年制，招收16岁以下的学生，成绩合格者进入大学部；大学部4年制，设有矿山、电讯、机械等6个专业，成绩优秀者派遣出国留学。工学寮聘请的外国教师多以英国人为主。1877年明治政府废除了小学部，将大学部和工部美术学校(1876年成立)合并，改名为工部大学校。1882年增设造船专业，专业增至8个。1886年工部大学校与东京大学工艺学部合并为工科大学。
1872年《学制令》颁布后，文部省成立了国立大学东京开成学校，该校是在幕府时期成立的研究所基础上建设而成，开设了法学、化学、工学、物理学4门学科，学制为预科3年、本科3年。1874年开设了速成职业教育(制作学教场),增设冶炼和制造专业，学制为预科2年、本科2年，主要是开展初级工业教育，培养擅长百工技艺的民间企业技术人员，聘请的外国教师多为德国人，这是日本近代工业教育史上第一个公立中等工业学校。由于当时日本机械化程度不高，社会上对中级技术人才缺少认识，甚至有部分人认为工业就是没有知识的人去干的工作，不需要学习，导致学校停办(1877年)。除工学寮、开成学校等工业学校外，工矿业、农牧业、纺织业、商业、造船业等职业学校和机构也相继设立。
“移植政策”盛行时期，无论工业还是农业，均为国营官办企业或是国营“示范企业”。日本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鼓励私人资本介入，1880年颁布《官业下放令》,把一些工厂、矿山等国营产业以及“示范工厂”相继出售给私人，明治政府大力扶植三井、三菱等财阀，史称“殖产兴业”政策。1880年起，日本实行民营官助的经济政策，职业教育也进行了相应改革。文部省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积极发展普及初等教育，提高了全民文化水平，为发展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1880年颁布的《改正教育令》重新确立文部省统一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将新增的“传授各种工人职业技能”条款解释为“于社会广兴实业，并专门学校占学校类中之要部者，以职工学校为最”[6],可见政府对兴办职业学校的重视。随着国内政治的稳定，“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基础教育的普及，日本开始着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殖产兴业”政策促使日本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扩展到所有产业部门，特别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重工业的需求迅速提升。在这种战争需求下，日本政府着重发展初等、中等职业教育，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发展。如，日本工业化最早是由纺织业带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的蚕丝有3/4是机器制造；煤矿开采业也迅速发展，当时日本的足尾铜矿及提炼厂是20世纪初世界最大产铜地之一；矿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运输业的进步，1880年代末日本铁路已经超过1 000哩(约1 609公里),1900年总长超过3 400哩(约5 472公里)。
1893年井上毅任文部省大臣，展开对欧美职业学校的调研，1893—1894年先后颁布了《实业补习学校章程》《徒工学校章程》《简易农业学校章程》,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899年制定了《实业学校令》《工业学校规程》《工业教员养成条例》等一系列法令。1903年日本政府颁布《专门学校令》,将专门学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3种，各种专门学校也逐年增多。法令的颁布标志着职业教育朝着体系化方向发展。工业类的实业补习学校从1895年的9所增至1913年的174所，实业学校从1899的40所增加到1913年的148所(见图2)。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编制的《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10卷)》内容整理。
1903—1913年高等职业专门学校从7所增至19所。此外，其他教育机构以速成为宗旨，培育了许多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与明治初期重点发展初等职业教育的模式相反，这一时期侧重点是以创建工业类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为主，其次为商业，最后为农业。从日本工业职业教育结构的整体上看，有全日制的实业学校，意在培养中坚技术力量，也有非全日制的实业补习学校，意在培养初级技术人员，还有高级的实业专门学校，意在培养高精尖人才，并且3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呈均衡发展态势。一系列的教育立法，为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日本战败后，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造，但重视发展职业教育的国家发展目标没有改变。1947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学校教育法》,取代了战前的《教育敕语》。各阶段教育都对职业技能教育目标做了规定，如小学阶段进行“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衣、食、住等技能学习”;中学阶段学习“对社会所需职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重视劳动的态度和根据个性选择未来道路的能力”;高中阶段培养“学生履行社会使命，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能力。
在“脱亚入欧”思想驱使下，日本以西欧发达国家教育为典范，采用西欧的教育模式，其“移植政策”不仅受到“脱亚入欧”观念保守色彩的影响，而且日本“脱亚”逐渐演变成了“侵亚”的帝国主义教育思想。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1904年进行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韩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入协约国阵营，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明治政府不断调整职业教育政策，强力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军国主义的疯狂扩张服务。
三、战时体制下军国主义教育制度的强化与终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乱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契机，“为日本参与此次世界大战加入欧美列强，提供难得的国运天佑。”[7]此后，日本利用“天佑”,向亚洲大陆扩张。随着对东亚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日本由东亚强国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的经济规模迅猛扩大。日本出口额从1913年的84 500万日元，增至1919年的324 000万日元，进口额由95 100万日元增加到290 900万日元，整个外贸由入超变成出超。1914—1920年日本由10.9亿日元债务国变成27.2亿日元债权国家。[8]1910—1920年10年间，日本第一产业人口的占比，从64.3%降为52.8%,农业人口占比降为50%,人口持续向城市流动。1916年众多大型企业开始扩建，很多集中于电力、纺织、矿山、钢铁、造船、海运等行业，如，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纺织工业国；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城市圈成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地带。一战结束后，日本快速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成功完成了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在此背景下，1917年日本政府颁布《国防新计划》,提出建立25个师团和8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的海军舰队军备计划。为培养军需人才，1918年公布《诸高等学校创设与扩充计划案》,提出从1919—1924年增加17所专门学校以完善军备教育，集中精力发展高等教育，支撑军事大国地位。
1916年原敬内阁时期，文部省向帝国议会提出了“高等各学校创设及扩张计划”,1917年9月成立了内阁教育咨询委员会，为高等教育发展出谋划策。1918年召开教育会议，改革高等教育，兴办传统帝国大学、专门大学，谋求科学技术和应用教育的发展。为纠正学校过于偏重职业技能培养，提出要加强国家主义的道德教育。同年9月，颁布《诸高等学校创设与扩充计划案》,12月修订了《大学令》,强调大学教育要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端技术人才，重点强调国家主义教育观。1919年2月7日公布了《帝国大学令》,3月29日制定了《大学规程》。在新的大学令中，除国立大学外，还鼓励公立大学及私立大学的创设。允许地方设置公立大学，私人团体设立私立大学和专科大学，日本迅速掀起了大学扩张热潮。从1919年到1940年设立国立大学5所，公立大学8所，私立大学57所。职业专门学校从1918年的24所增至1924年的47所，增加了23所。其中工业类职业专门学校由9所增至20所，增加了11所，工业学校的设立几乎占增长总数的一半，超额完成计划(见图3)。该计划是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制定的最大规模的扩张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以满足工业等产业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对中级职业教育也进行了调整。1920年12月修改了《实业学校令》,相继制定了有关工业、农业、商业等学校的章程，重点加强国家主义教育观念的培养，增强职业学校之间的相互联系等。大学数量的空前扩张与国家主义教育的加强，日本政府精心维护的传统国学迅速融入近代化工业浪潮中，极大促进了国家主义教育观念下的高等教育的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编制的《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10卷)》内容整理。
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物价飞涨，劳资斗争频起，导致大量失业问题，学生运动也高涨起来，日本对内专制镇压从未停止，军国主义思想教育越发强化。如1918年爆发的“米暴动”事件(米价暴涨导致国民生活困难),累计涉及人数高达70万人，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死伤一千余人。1924年，日本全面实施中等以上学校“军事预备教育”,强化了学校军事训练，将军事训练放在教学任务的首位，军事训练教育占了全年教学任务的一半课时，学校变成了半军事化教育基地。1928年1月，日本政府颁布《专门学校令》,其中第一条中增加了“要加强陶冶人格及培养国体观念”的内容，同样的规定也写入《大学令》《高等学校令》等法令中。从大正到昭和时期，日本专门学校数量大量扩充。特别是实业专门学校中的高等工业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等成为扩大的主要对象。此时的日本基础教育都采取了以尊崇天皇为核心的“皇国史观”教育，高等教育虽然以欧洲为样板，但“皇国史观”的教育方针贯穿始终。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日本要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秩序之际，在日本国内也建立了一套与之相应的法西斯专制制度。1937年近卫文麿组阁，提出建设“新秩序”的口号，“新秩序”试图重建工业及农业结构，由商工省负责(1943年改为军需省),岸信介担任大臣，提出要“合理化”控制工业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同年，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次年发布《国家总动员法》,该法规定，国家一旦宣布进入“紧急时期”,政府无需国会同意便可以“掌控所有物资和人力资源”,政府权力无限制地扩大。表明日本开始进入战时体制，强化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政府管制。1941年颁布《国防国家纲领》,提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机，发展总力战。动员国家一切力量，推进国家的产业能力乃至经济力、人力资源成为总力战的重要因素”[9]。同年设立“统制会”,统制会的功能是在战争时期分配原料及资金，设定价格，规定生产量及市场占有率，各大财阀总裁均要入会。1943年，各生产企业设立全国性组织“工业组合”,各大中小企业强制入会。与经济改革同时，日本亦推行“教育新秩序”。1941年先后颁布了《国民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教育令》等集中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一系列法令。战时动员体制的确立改变了国家、社会和教育的方向，尽管高等教育的数量增加了，但教育的方向却愈来愈窄，日趋走向反动。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体制”及战争动员措施极大改变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教育的根本性结构。
在战时体制的管理运营下，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从轻工业国转为重工业国，棉织品产量在1935年占世界总产量的15.1%,出口量达世界第一。[10]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重化学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42年大型制造业生产总额的91%都是重化学工业产品，大型制造业中88%的雇员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工作。[1]130军需生产直线上升，急需技术人才。1939年，日本政府实施以理工科大学和实业专门学校为对象的高等教育扩张计划。1940年教育委员会制定提升高等院校科研与教育质量的计划。1943年，颁布《专门教育令》,扩充理工科类与实业专门学校，缩小文科类专门学校。将大部分商业专门学校转为工业专门学校或工业经营专门学校，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数量和专业门类迅速增加，工业学校从1918年的221所发展到1944年的262所。[11]194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开办了第二工程学院，在战时体制下，肩负着总体战中发展高科技的任务。日本拼命充实自然科学和技术，扩张理工科类学校的高等教育，直至1945年3月颁布《决战教育措施纲要》,除国民学校外，其他学校停课4个月至1年，军国主义教育制度宣告终结。
结 论
日本教育发展具有吸取外来文化的特征。古代引入汉学，江户时期吸收“兰学”,近代吸取欧美元素，吸纳别国长处与其社会发展相适应，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教育发展道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启了教育兴国战略，职业教育迅猛发展，其发展历程充分显示了“洋为日用”的特征。在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向西方殖民帝国看齐，通过实施教育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可以说，日本早期教育在完成日本帝国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科技化的进程中，对于促进日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军事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言之，明治初期从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入手，开启了日本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在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下，其教育制度成为服务于军国主义政治改革的一环。明治时期的近代化在“脱亚入欧”口号下毋庸置疑效仿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无法避免地沿着军国主义方向一路前行，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也随着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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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明治十年(1877)2月至9月间的西南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