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职普融通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背景下，职普融通是指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个教育类型间的融通，具有深刻的发展逻辑和时代价值。从发展逻辑来看，职普融通是我国教育结构调整和教育体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基本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职普融通的深入推进面临制度、观念、主体等多元困境。针对这些困境，应构建职普融通的系统支持体系：建构学习者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融通的桥梁，建立完善的职普融通保障机制和服务体系，建设尊重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均等认可的社会文化环境。
关键词: 职业教育 普通教育 职普融通 教育现代化
基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教育学一般项目“职普融通中学习者流动的多元障碍与支持体系构建研究”（BJA220246）,主持人：李玉静
作者简介:李玉静（1981-），女，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职业教育（长春，130052）;岳金凤（1981-），女，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
文章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 2022 ,43 (33) ：19-25
推进职普融通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传统的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是两种基本教育类型，前者主要指学术型教育，后者主要指技能型教育[1]。从教育改革发展历程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融合与沟通并不是一个新问题。198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首次在中央文件层面强调“深化职普融通”。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职普融通作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关注点。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职普融通已经成为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基本方向，成为我国加强教育体系内循环及实现教育体系与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互动的关键环节。本研究旨在对职普融通的核心内涵、发展逻辑、实践困境及未来突破路径进行系统分析。
一、内涵释义：职普融通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个教育类型间的融通
近年来，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推进，很多研究者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实现两者协调发展[2]、融合发展[3]、等值发展[4]。还有研究从类型教育的角度提出，职普融通具有三大特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平等地位上的融通，基于技术技能人才类型特征的融通，服务培育具有现代素养的社会公民的融通[5]。
从实践的视角来说，2012年，四川省在落实省部共建广安市改革发展试验区的试点探索中最早提出普职融通的概念。有研究从实践的角度提出，普职融通也叫普职融合，是指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合作，双方共同设计课程、互派师资，实行学分互认、学籍互转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职普融通的重点放在中小学中职业教育元素的渗透和高中阶段的职普沟通。
从国际的视角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共同支持实现一个综合性的终身学习目标，创建一个融通性（permeability）、开放性的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建立沟通衔接的桥梁，促进学生从一个教育类型和层次向另一个教育类型和层次有效过渡，一直是国际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国际教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6]。201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通过的《上海共识》提出，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TVET）与普通教育衔接起来，以增强所有层次教育路径的灵活性，并促使TVET学习者向高等教育层次晋升，这也是终身学习战略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学者杰克·基延等通过对九个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比较研究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衔接与沟通愈加紧密，随着对课程融合、学分转换的尝试，两种教育水乳交融的局面将不再遥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存在着一种整合趋势，课程之间转移的障碍正在减少[7]。卢卡斯·格拉夫提出，融通性主要描述学习者从一个教育体系、学习项目或学习路径转向另一个。加强职普融通，有利于保障教育公平、为学生创造更多教育选择机会[8]。
总体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于职普融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融通的含义来看，其是指使学习者在不同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以及不同层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徒制及高等教育）之间实现自由流动。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进行系统谋划，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本研究认为，在我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职普融通已经超越了仅仅高中教育阶段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间的融通，成为一个具有宏阔视角的问题，其代表了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间关系的新方向，指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个教育类型间的融通，成为我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强教育体系内循环及实现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交融促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范畴上，要推进各类型职业院校与各类型普通学校实现沟通、衔接与融通，并在基础教育阶段融入职业启蒙教育、基础技能教育；在教育层次上，职普融通涉及从基础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到高等教育；在内容上，涉及教育机构、教育内容以及学习者等多方面的融通，其最终目标是为学习者提供更为丰富、更加多元、更多通道的成长机会和路径，实现促进学习者个体全面发展和人生出彩的教育现代化目标；在功能上，职普融通不仅是教育体系的特征，其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促进人力资本有效供给、人才流动、公平机会、社会包容等重要功能[9]。
二、发展逻辑：职普融通在我国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从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历程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融合与沟通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其已经成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职普融通在我国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历史逻辑：职普融通是教育体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作为教育结构调整中的重要问题，自改革开放之初就进入到了我国教育政策的视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虽然我国相关政策对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定位和要求，但建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衔接沟通的桥梁，为学习者提供多元发展机会和路径，一直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教育体系现代化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追求。
198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要求统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实行普职融通，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提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首次在中央文件层面强调“深化职普融通”。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提出，“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把“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作为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核心要求。2022年5月1日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国家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教深度融合，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进一步从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高度，把职普融通作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第一要务。
总体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强调的加强职业教育与普教育的沟通，到2020年首次在中央政策层面中提出职普融通，再到二十大报告以建设教育强国的角度提出推进职普融通，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在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教育结构调整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关注点。
（二）理论逻辑：职普融通是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及时总结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制度模式。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追求。推进职普融通对于建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职普融通彰显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价值追求，是我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基本要求。二十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其核心要求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职普融通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和成长路径，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现代化终极目标。
第二，职普融通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内在要求。2019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一论断明确了我国“一体两翼”的现代教育体系，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入推进职普融通，有利于彰显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平等地位，实现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促进学习者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
第三，职普融通有助于完善“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为每个人提供人生出彩机会”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念。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满足个人成功成才及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这是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10]。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中提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深入推进职普融通，有利于实现学习者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间的横向、纵向及双向流动，增强教育体系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这是对“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这一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念丰富内涵的深化及实践。
（三）现实逻辑：职普融通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基本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高度，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了一体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党中央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整体布置，凸显出党对教育、人才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推进职普融通，是我国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的战略选择。
第一，职普融通有利于促进人才的社会流动和全面发展，从整体上提升人力资本的供给水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职普融通是我国加强教育体系内循环以及实现教育体系与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互动的关键环节[11]。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教育结构主要指一国教育体系的构成形式与性质。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能否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成长机会是衡量国家教育结构优劣的标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两大类型，两者间的融通与融合不仅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其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促进人力资本有效供给、社会人才流动、机会公平、社会包容等重要功能[12]，可以从整体上提升人力资本的供给水平。
第二，职普融通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技能人才终身学习机制的关键环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大国是二十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职普融通是我国教育结构调整和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有利于实现各类型教育纵向衔接、横向融通，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机制，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关键。
第三，职普融通有利于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性。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必须密切联系新发展格局，全方位、多层次地增强适应性，为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深化职普融通，有利于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培养更多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实践困境：职普融通的深入推进面临制度、观念、主体等多元障碍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近年来，在国家宏观政策驱动下，我国若干地区开展了职普融通试点，初步形成了校内课程渗透、校际课程合作、校际学籍转换和综合高中等职普融通模式[13]。但整体而言，大部分融通实践停留在资源共享、课程合作、校际合作等层面，没有从根本上打通学习者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间的转换和流动渠道。究其原因，实现职普融通是一个关涉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体系整体改革及学习者意愿和自身追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其中，既有制度建设的障碍，也有相关主体的能力、意愿和观念障碍。本部分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双重视角，厘清职普融通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制度困境：职普融通面临一系列制度障碍
教育制度是指国家教育机构与组织的体系及其管理规则。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凭借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制度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及社会分配公平性的提高起着根本性的动因作用[14]。从职普融通的实施来看，目前学习者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间流动面临着一系列关键制度障碍。具体来说，职业院校和普通院校在招生、学生管理、资格授予等环节，学习者在两个教育类型间的身份和学籍转换缺乏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支持，面临一系列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困境。比如，在招生方面，现在最普遍的一个问题是，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在职业院校和普通高中间的学籍转换还不能实现，中职学校毕业生进入研究型高等教育的通道很少甚至没有；在基础教育阶段，面向中小学的职业体验以及职业启蒙教育还没有纳入到相关的课程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中；学分互认和学习成果转换是实现职普融通的最重要载体，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同时涵盖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综合性资历框架及学分转移制度，普通院校和职业院校之间的学习成果还不能实现互认。
（二）观念困境：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较低
教育观念指个体或社会群体对教育现象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观念形态。社会主流教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制度应实现的价值目标和遵循的基本准则，对于教育制度的推进实施具有重要影响[15]。自1985年以来，我国确立了实行初中后“职普分流”的教育体制。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在人们的主流教育观念中，学术教育或普通教育普遍处于强势地位，职业教育处于弱势地位，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低于普通教育，接受普通教育和接受职业教育后在学习成就、未来收益、社会认可、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差距，这种观念势必造成职普融通的不均衡发展。从学习者及其家长的角度来看，有可能出现不对等的职普融通，过多的学习者及其家长希望从职业院校转到普通院校中实现学历提升的目标，而有意愿从普通院校转到职业院校的普遍较少；从教育机构的角度来看，学术及普通教育机构对于职业院校学习者存在一定的不认可情况，不愿意接受职业院校的学习者来校学习，这使得职普融通的深入推进面临困境。
（三）主体困境：学习者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的流动面临多元障碍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任何一项制度的有效供给都必须有相应的社会需求[16]。因此，职普融通制度的具体设计和发展也要适应并满足相关主体的教育需求、能力和意愿。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框架下，实现学习者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间的横向、纵向及双向流动，从整体上增强教育体系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是推进普职融通的核心目标。然而，由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关注重心存在差异，学习者在职普融通过程中还会面临学习困难、学业和心理不适应等各种问题，造成职普融通推进的困境。国外相关研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如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大学的罗杰·哈里斯等通过对49名有从职业教育机构向高等教育机构流动学生的跟踪研究发现，学生的流动模式是非常复杂的，学生的学习历程常常面临曲折和障碍[17]。
总体来看，在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背景下，职普融通不仅是教育体系和制度层面的问题，也不局限于高中阶段教育，其是一个关涉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教育体系整体运行、学习者意愿和能力以及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认知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职普融通中，既有制度建设的困境，也有各相关主体的意愿和能力障碍，并受到一定社会观念和文化认知因素的影响，而且制度、意愿和文化的障碍与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四、突破路径：建设整体性的职普融通支持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题，对教育工作作了系统的安排部署，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职普融通作为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对于实现教育公平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影响。针对职普融通中面临的多元困境，要统筹考虑制度供给与需求因素，建构整体性的职普融通突破路径。
（一）制度建设：建构学习者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融通的桥梁
职普融通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间的融通。因此，实现职普融通的首要环节是通过加强政策和制度建设，构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融通的基本规则，在两种教育类型之间搭建可等值、可对比、可沟通、可衔接的桥梁，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职普融通机制及路径。制度的重要性就在于提供一种社会可以遵循的、普遍的、共同的游戏规则，它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并且还要进一步引导人们应该怎么去做[18]。
一是在顶层设计上，建立包容性、开放性、融通性的国家资格框架以及学分认可和转移机制，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沟通建立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的学分积累和转换为两者的融通建立清晰可行的通道。二是改革招生制度，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显著影响教育体系的融通性，其关键是建立更加多样化的升学或衔接路径，为职业院校毕业生提供更为广泛的学历晋升路径。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加文·穆迪研究认为，学生在两种机构间的转换和流动比学分转换更加重要，应把学生流动作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的核心问题[19]。根据OECD发布的数据，高等教育入学率较高的国家中，一般都有更畅通的转学和升学路径，使学生在职业和学术两种教育项目间更方便转换。职业教育体系高效运行国家的经验表明，高效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学习者提供了融入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方式，以及继续学习及个人成长的开放路径。使学生在不同类型的教育项目间转换，为学习者打开继续学习和自我成长的大门[20]。三是加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机构间的联系，如支持职业学校与普通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办学，探索建立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间的学籍转换机制，在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间建立更加密切的专业与课程衔接机制。
（二）体系完善：建立完善的职普融通保障机制和服务体系
职普融通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学习者在教育体系中的多元发展和顺畅流动。但是，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学习者自身的学习意愿、动力和能力等因素。在这一背景下，职普融通支持体系不仅涉及促进学习者流动的制度建构，还要从两种教育类型均等认可、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元主体有效互动、高度协调的保障机制和服务体系。
具体来说，保障维度旨在从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管理、学生资助等层面，形成有利于学习者流动的促进举措；服务维度针对职普融通中学习者流动面临的多元障碍，构建包括生涯指导、学业辅导等在内的个性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支持措施。此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还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的职业和专业导向，并充分发展所有层次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通识知识以及横向技能和能力；另一方面，减少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技术技能培养的窄化以及对个人能力提升的限制，使学习者实现终身学习、广泛学习，提升适应不同学习环境的能力。
（三）观念重塑：建设尊重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均等认可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评判系统，可描述、诠释社会形态，亦可整合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观念、行为，从而构建新的社会形态[21]。党的二十大明确2035年要建成文化强国，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在职普融通中，学术教育普遍处于强势地位，社会公众及教育机构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不能实现均等认可，教育观念的偏颇是制约职普融通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通过文化建构，引导社会文化转型，重塑社会对于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认可，使职业教育获得社会公众、教育机构、学习者及其家长的支持及认可，是深入推进职普融通的核心策略，其目标是为融通制度、保障机制、服务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积极的社会文化氛围。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构建“技能型社会”的理念，以期形成“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尊重技能、人人学习技能和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形态。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为载体，应逐步建立并完善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发展的相关制度，使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在社会流动、成长机会、社会包容和生涯进步四个方面获得均等认可和尊重，不断拓展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落实并提高技能人才待遇，实现技能人才人尽其才、尽展其才，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使每个技能人才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以促进整个社会尊重技能人才文化的形成[22]。
总体来看，针对职普融通中的多元困境，本文分别从制度、保障、服务三个维度，构建职普融通的支持体系，并通过文化重塑为体系的实施提供积极、良好的社会氛围。见图1。多个维度紧密结合，增强制度间的互补性，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从整体上克服职普融通中面临的多元困境，实现学习者在教育体系中多元选择、全面发展、人生出彩的教育现代化目标。
参考文献
[1]朱益明，王瑞德，等.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规划到实践[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15.
[2]邢晖.试论高中阶段职普教育关系及其协调发展策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79-84.
[3]孟景舟.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的历史演进[J].职教论坛，2011(31):4-8.
[4]姜大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理性追问[J].教育研究，2011(11):70-75.
[5]李政.职业教育类型属性下的普职融通：特点、使命与行动[J].职教通讯，2020(9):21-25.
[6][9][11][12]李玉静.新发展格局下的职普融通：内涵与价值[J].职业技术教育，2021(10):1.
[7]杰克·基延，等.变革的影响：九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比较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165.
[8]LUKAS GRAF. The hybridization of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austria, Germany, and Switzerland[M].Budrich UniPress Ltd.Opladen, Berlin&Toronto 2013.
[10]李玉静，刘海.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发展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17(24):21-28.
[13]刘丽群，刘家伟.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融通困难的原因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2):75-79.
[14][16][18]汪洪涛.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68.75.89.
[15]裴娣娜.对教育观念变革的理性思考[J].教育研究，2001(2):4-7.
[17]ROGER HARRIS,LINDA RAINEY,ROBERT SUMNER. Crazy paving or stepping stones? learning pathways within and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higher education[R].Centre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Equity and Work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6.
[19]GAVIN MOODIE. Transfer of roles and students between VET and higher education[R].NVCER, 2012.
[20]PHILLIP TONER. Workforce skills and innovation:an overview of major themes in the literature[R].OECD, 2011.
[21]袁平凡.我国技能型社会构建的文化逻辑[J].职业技术教育，2022(19):60-67.
[22]李玉静.技能型社会：理论根基与建构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