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阳，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讲师，教育学博士;徐程成，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外国教育研究 . 2024 ,51 (08) ：86-98
摘要:在社会急剧变革、教育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日本高等教育为“最大化发展每个人的潜能”确立了“学习者本位”的改革方针，以提高教育质量、回应时代要求。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人才培养目标聚焦核心素养，希望实现从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的转变，通过学习成果的可视化重构质量保障，让高等教育融入终身学习体系。为了达成这一改革目标，近年来日本高等教育广纳多样化学习者，扩大教育对象范围；推进文理融合教育，从学习者的角度进行专业重组；强化出口质量保障，建立教学管理体制、凸显各大学的优势与特色；同时积极完善大学撤并机制，以保护学习者权益。
关键词: 日本 高等教育改革 学习者本位 核心素养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研究”（项目编号：22JJD880006）
近30年来，为应对21世纪社会变革以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在教育政策、教育目标上都体现出强烈的“素养本位”意识，其本质是“教育质量的升级运动”。[1]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第一个达成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2018年提出的“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实际上正是“核心素养”导向的教育质量升级运动的典型案例之一。我国也同期从2013年开始全面开启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2016年公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及基本内涵，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确定了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方向。[2]高等教育领域里，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等为核心理念的高等教育专业认证与评估等改革，也体现了基于素养的改革导向。解析日本近年来“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目标与进展，可以对我国完善核心素养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参考借鉴。
一、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
日本高等教育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不仅在工业社会发展时期持续稳定输出高质量劳动力，还在21世纪初创造了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但近年来社会急剧变革、教育人口减少等问题向日本旧有高等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诉求和挑战，“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应运而生。
（一）社会急剧变革要求高等教育更新人才培养目标
当今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其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核心特征，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进入了日趋复杂、不可预测的所谓“乌卡时代”。在这样一个乌卡时代，日本希望“21世纪型市民”不仅要具备某个领域的专业性，还应拥有思考力、判断力、俯瞰力、表现力等广博的人文素养，保持高度的公共性和伦理性，适应时代变化积极支撑社会发展，基于逻辑思考能力推动社会向好。[3]这种人才所掌握的文理融合的知识、技术、能力，是未来能够发现社会问题并推动问题解决的基础。高等教育要回应时代诉求，必须相应变革人才培养目标。
过去，社会对于高等教育在应对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时的滞后性持有一种容忍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学历”和“真理”的盲目崇拜和追求。[4]然而，随着知识和技术的高速更新迭代，面对未来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既有知识和技能的有效期限急剧缩短。尤其在人工智能（AI）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更是需要充分考虑未来人类真正能够发挥的功能。在传统高等教育模式下，教师作为知识和信息的权威来源，负责制定教学计划、主导教学过程，并在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中扮演关键角色。这让学习者在未来社会需要具备的“适应变化的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以及“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素养”等主体性能力并未得到有效培养和训练。以“记忆知识”和“习得技能”为目标的传统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象牙塔”幻想，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深刻审视。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逐渐转向那些具备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等素养的个体。面向未来，日本高等教育要培养的“学士力”是以“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基础性、普遍性的知识和泛用的技能”为核心的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5]即培养学习者成为能够基于“核心素养”发挥个人才能破解未知困境、积极主动承担责任的新型人才。为此，日本高等教育以“最大化发展每个人的潜能”为目标，转向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灵活多样的教育体系，有意识地培养个体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持续学习的能力，应对21世纪社会变革的挑战。
（二）教育人口减少推动高等教育范式转型
在日本的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学历作为一种符号，具有工具性、秩序性、选拔性等多重价值，[6]既可以像职业、技能、财产那样作为“业绩”通过努力获得，又可以像性别、年龄、出身家庭等属性一样，作为衡量个体价值的指标，发挥永久性功能。[7]因此，有良好声誉和强竞争力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历证明能得到民众的充分信任。与实际“学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相比，当时人们更加关心的是学历所带来的符号效应。但随着日本在世纪之交之际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18岁人口显著下降，从2003年的150万人跌至2022年的112万人①，预计到2030年将减少至103万人，2040年则仅有88万人。[8]2010年之后日本超过50%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出现了“跌破定编”，即无法招满学生的情况。[9]面对常态化的生源不足，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不得不降低入学门槛，或调整教学方针和内容以适应学力水平较低的学生，这也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受到社会质疑。此外，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教育课程的多样化导致高等教育的边界不断拓宽，也进一步加大了保障教育质量的难度。[10]随着日本进入“大学全入时代”，高等教育学历具有的业绩原理和属性原理随之失效。
与此同时，在科学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加持下，学习活动的去空间化、去年龄化、去时间化趋势显著，推动了高等教育供给主体的多样化发展，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在教授“高深学问”上的特权已被打破。[11]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间还存在超越国境的开放性合作与竞争。日本高等教育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必须要主动适应社会和个体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向学习者、学费负担者以及社会各界提供更明确且高质量的教育成果证明，基于产出导向从侧重学生“学什么”转向以学习者“学到了什么”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二、“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
基于上述背景和原因，2018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简称“中教审”）报告《面向2040年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简称“2040总体规划”）明确了未来高等教育向“学习者本位”教育转换的基本方针。透过“2040总体规划”，大体可以把握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目标。
（一）培养目标革新：聚焦核心素养
日本中教审咨询报告“2040总体规划”提出的“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逻辑起点是对未来日本“希望什么样的人才支撑社会、引领社会”的分析，也就是说改革的起点是人才培养目标。“2040总体规划”指出，高等教育需要培养能够支撑并引领2040年社会发展的人才。那么，能够支撑并引领2040年社会发展的人才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对此，报告援引了OECD有关核心素养的研究报告和中教审近年来有关高等教育的咨询报告等中使用的术语来描绘新时代高等教育需要培养的人才之素养，即“核心素养”（keycompetencies）、“21世纪技能”、“通用能力”、“应对社会变化所需的能力”。[12]
“核心素养”由OECD提出，该组织于1997开始讨论“能力的定义与选择”相关问题，并于2003年完成最终报告。“核心素养”具有“对人生成功和社会有益”“在各种情境中应对重要要求（挑战）所必需”“不是对特定专家而是对所有个人都重要”等特征。在后续对“核心素养”的修订过程中，OECD又提出“变革素养”，即“以个人人际关系为核心的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克服对立和困境的能力”“负责任行动的能力”。[13]
所谓培养“21世纪技能”是日本学校教育信息化恳谈会所提出的观点，即在21世纪的信息社会中，学校教育需要从重视“物质创造”的教育转向重视“知识创造”的教育。“知识创造”并不是否定工业社会所重视的“物质创造”，而是更好地创新“物质创造”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21世纪技能”除了“信息创造力（知识创造）”之外，还应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沟通能力”“项目管理能力”“ICT应用能力”等。[14]
关于“通用能力”，2011年日本中教审咨询报告《关于未来学校生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应有形态》中列举了“社会性、职业性自立”以及“由学校向社会、职业顺利过渡”所需的能力要素，其中包含“基础、通用能力”。该报告指出，“基础、通用能力”无关乎专业领域或职业种类，是实现社会性、职业性自立所必需的基础能力，如交流和沟通的能力、热情和意愿、行动力和执行力等。[15]
“应对社会变化所需的能力”是日本中教审报告中多次出现的术语，意指在任何时代都被视为核心的“基础的、普遍的知识与理解”“通用技能”“态度、意愿”“综合学习经验及创造性思考力”等能力。除此之外，报告还列举了“数学和数据分析”“思考力、判断力、俯瞰力、表达力”“广泛的知识”“高尚的公共道德”“逻辑思维能力”、“阅读理解能力”“数学思维”等“AI无法完成的、真正适合人类角色的”的素养。[16]
以上提及的素养尽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且根据培养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但它们本质上均属于近年来被广泛认可的“核心素养”，即“为了适应21世纪的社会变革，人所应该具备的关键素养”。与传统的“全面素养”不同，“核心素养”被视为各种素养中的“少数关键”和“优先选项”，是指具有“跨学科”和“综合性”特征的“高级素养”。[17]这些能力和素养贯穿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中，需要通过包括学生自主活动在内的整个教育活动来培养。[18]因此，从培养目标来看，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可以说是一场指向“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
（二）教育范式转型：从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转变
“2040总体规划”提出，为了培养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通用技能，并能够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自主地采取负责任行动的人才，高等教育要转变为“最大化发展每个人潜能”的教育，为此高等教育必须从关注教师“教了什么”（教学范式）转变为重视学生“学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学习范式）。[19]这一范式转型内含的是由教师本位向学生本位、由关注投入的内容本位向关注结果的产出取向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范式下，知识被视为单向传递的对象；而在学习范式下，知识被视为一种可获取、可组合、可利用、可探索和可创造的资源。这一转变与传统教育中的学生本位不同，它建立在21世纪各种新发展、新变革的基础之上，着眼于复杂、多变的未来社会，具有强烈的危机应对意识，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为了适应并支撑教育范式的这种转型，教育课程的编制、教学环境与方式以及学习评价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首先，教育课程编制必须始终着眼于确保学生能够“学到什么，掌握什么”，从授予学位的课程体系整体而非只是单位课程的视角进行统筹设计安排，并充分考虑学生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这里强调的即是“反向设计、正向施工”的课程设计和实施理念。其次，为了建设使学生和教师免受时间和场所制约的教学与研究环境，同时培养其终身持续学习的能力和独立性，教学手段与方式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变革，减少大规模课堂教学，引入“小规模课堂的主动学习”和充分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手段来辅助教学。再次，学习评价体系也应随之改变，即从以学年为单位的期末考试和同步升级、毕业、结业的“学年主义和形式主义”体系，转向更加直观地评价个人学习成果的达成情况。[20]
概而言之，日本所提出的“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所强调的是高等教育机构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或产出意识）——明确学生“能学到什么，能掌握什么”，在此基础上要在课程编制、教学手段方式、学习评价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转型，真正开展能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学习成果的教育。
（三）质量保障重构：学习成果的可视化
质量保障是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出发点。日本提出“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强调“学习成果的可视化”，提升教育的透明度以及可信赖程度，重构学习质量保障。之所以将学习质量保障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原因在于“学生需要了解入学后的个人成长，而大学也需要了解自身的教育成果，以便进行教育改革。另外，考虑到高等教育依赖于包括公共资金在内的社会支持，因此有必要公开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以赢得社会信任。”[21]
所谓学习成果，包含目标成果（预期的学习成果）和实际成果（取得的学习成果）两部分。要实现学习成果可视化，高等教育机构首先需要正确设定学习目标，即学校的学位政策（DP），并与学习者共享，在此基础上，需要能够用证据说明学习者接近学校学位政策所设定目标的程度。[22]从实际操作来看，一方面要求学习者能够“感受到学习成果”，并能够证明对“毕业认定和学位授予方针”规定目标的达成度，即学习者的个体获得感；另一方面要求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位课程能够证明他们能够培养出具备“毕业认定和学位授予方针”所规定能力的学生，即教育成效的评估。[23]
学习成果的可视化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成效的衡量，也是对高等教育机构教学质量的评估。通过可视化学习成果，可以更好地理解教育过程，识别学生的优势和不足，以及教育过程中的成功和挑战。此外，可视化的学习成果可以为教育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帮助高等教育机构调整教学策略、优化课程设置、提高教育质量。
（四）体系定位：融入终身学习体系
鉴于未来社会的难以预测性，学习者必须始终保持持续学习的主动性。因此，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明确了高等教育要融入终身学习体系的改革目标，强调各高等教育机构要关注学生从入学到完成学业期间的成长以及毕业后的发展，建立灵活多样的教育治理体制以保证教育质量，同时还要允许学习者和教师具有“流动性”，使其不被组织所束缚。[24]
在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中，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提供灵活的学习路径和多样的学习机会，以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和背景。这包括提供在线学习、混合学习、远程学习等多种学习模式，以及提供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回归教育等多种学习项目。此外，高等教育机构还应加强与企业、社区、国际组织的合作，以提供实践、实习、研究等多种学习机会。通过这些措施，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更好地支持学习者的终身学习需求，帮助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保持竞争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和认可度，使其成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学习者本位”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进展
“2040总体规划”提出实现“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这一改革目标之后，相关改革方案和建议在国家层面逐步获得讨论和实施，在大学层面，也得到了广泛贯彻落实，但存在落实的两极化现象。为此，日本中教审大学分科会根据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研讨，于2023年2月发布了《今后为实现学习者本位大学教育的振兴方策》（简称“振兴方策”）报告，继续探讨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改革方向以及今后各大学应采取的改革举措。迄今为止，日本在此方面的改革大致在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广纳多样化学习者，扩大教育对象范围
日本18岁人口在1966年达到峰值，2022年降至历史低点。预计到2040年，大学入学人数将维持在约51万，这一数字在2040至2050年间将保持相对稳定。[25]此前许多大学通过降低入学门槛，吸引更多的18岁适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以弥补生源的减少。然而，这种策略不仅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还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社会参与积极性。因此，日本为实现“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一方面着力通过“高大衔接”深化18岁适龄学生的大学入学选拔改革，另一方面扩大以社会人士和外国留学生为主的教育对象范围。
针对接受高等教育的主力群体“18岁高中生”，日本立足“学习者本位”思想进行了新一轮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改革，更加注重高中和大学阶段学习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致力于在共同框架和语言的基础上，实现学习者从学校到社会的顺利过渡。[26]2021年“大学入学共通测试”正式实施，取代“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1990-2020）”。这是日本高等教育入学选拔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向“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转变的尝试。“学习者本位”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更加注重对“学力三要素”的考察，即“基础的、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运用知识和技能，自我发现问题、探究解决方案，表达成果等所需的思考力、判断力、表达力”以及“与多样化人群协作学习的主体性态度”。[27]从学习者视角出发，高等教育选拔结合各高等教育机构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基于“高大衔接”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进行综合考量，“承上启下”进一步延续和拓展学习者的“学力三要素”。从这个角度看，学习者和大学的契合度是大学的考察重点，高等教育选拔从传统的“分数主义”选拔模式向更加注重核心素养发展的选拔模式转变。
为扩充高等教育生源，日本曾提出“留学生10万人计划”（2003年实现）和“留学生30万人计划”（2019年实现）。近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留学生人数有所下降。因此，日本优化留学生政策，推出了“后留学生30万人计划”，从单纯追求数量转向提升质量。该计划强调高质量的国际流动性，重视引入和派遣高质量优秀国内外国留学生，以增强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该计划也注重留学生的社会融入度，希望培养“亲日派”和“知日派”外国留学生。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此次的留学生计划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狭隘国家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如维护日本的“技术领先性”，强调加强大学“技术流出防止措施”。[28]这些举措可能对在日外国留学生的国际贡献力产生负面影响，限制他们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为广纳学习者、融入终身学习体系，日本高等教育还针对社会人士推进回归教育（re-current education），以满足在职人员、职业转换者以及再就业人员的需求。教育形式包括短期课程、履修证明课程（约1年）和长期硕博课程等。[29]灵活的课程类型既能满足学习者需求，也能减轻学习者经济负担、降低企业培训成本。截至2020年，约有41万社会人士在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回归教育，另有约118万人听取大学公开讲座。[30]
（二）推进专业与课程重组，促进文理融合教育
日本传统的学士课程教育一般是基于特定学术领域设置相关院系，大学生入学后就开始接受该院系领域的专业教育。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在人口剧减、超高龄化的日本，个人已越来越难以依赖单一专业领域的知识技能面对未来多样化、复杂化的社会课题。因此，“2040总体规划”提出高等教育要超越学科界限和组织（院系等）界限，以“学习者为本位”进行专业知识重组，推进文理融合教育，回应产业界的人才需求。[31]
2021年日本内阁第六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知”与”自然科学“知”相融合的“综合知”概念，并明确日本未来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方向是建立“依靠综合知的社会变革”和“对知识、人的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32]2023年“振兴方策”中进一步指出跨专业领域的“文理复眼”①思考能力以及知识储备是未来高等教育人才必备的素养，并正式提出推进“文理交叉、文理融合教育”的具体方法。如施行“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学位课程计划”，即学生入学后先学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在获得广泛的学术基础和跨学科思维基础上，二年级以后选择专业，并可导入双专业制和主修辅修专业制；开展“重点涵养课题解决能力的学位课程计划”，即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和思维逻辑，让学生掌握设计思维、数据分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学术技能，培养学生真实活用技能解决课题的实践能力；设置“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学位课程计划”，即开设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学术领域为基础的学位课程；除此之外还有“在通识教育中开展跨学科教育”“开设现有院系未涵盖领域的辅修课程”等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文理交叉、文理融合教育”与旨在培养具有广泛知识和丰富人文素养的一般教育、通识教育、素养教育等不同，文理交叉、文理融合教育强调在跨学科专业知识组合和综合知识应用的背景下，提供超越传统专业领域深度和广度的教育。[33]
（三）建立教学管理体制，强化出口质量保障
为了实现“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摒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体系，转向建立让学生明确“学到什么，掌握了什么”以及“学习成果可视化”的质量保障体系，2020年文部科学省大学分科会在“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思想指导下，对以往提出的质量保障相关措施进行系统性梳理、整合，最终制定了《教学管理指南》，敦促各大学认真建立教学管理体制、加强信息公开。因此，《教学管理指南》实际上是为“尚未真正站在学习者视角改革的大学”亦或“尚未取得充分改革成果的大学”提供一个易于理解的展示框架，使其能够明确改革注意事项，并努力促进这些事项得到落实。[34]
如果说“教学管理”是实现“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提升日本高等教育质量的起点，那么反映各大学优势和特色的“三大方针”则是这一起点的起点，是建立教学管理的重中之重。“三大方针”即“毕业认定和学位授予方针”（DP），明确学生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的最低标准，确保学习者在完成学业后能够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教育课程制定和实施方针”（CP），明确教育课程的组织体系以及教育内容、方法、学习成果的评价方法，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学习路径；“入学选拔方针”（AP），明确录取时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并展示具体的录取选拔方法，助力学习者能够进入适合自己的教育环境。[35]三大方针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紧密相连的。这三个方针对于教育者和学习者都具有重要的筛选功能，这种相互筛选极大程度上规避了教育资源浪费、教育目标难以达成、人生理想难以实现等问题，不论对于个人、大学还是社会都有积极的意义。
为确保教学管理得到恰当且充分的执行，2022年文部科学省从“确保客观性”“提高透明度”“确保领导力和创新性（提高灵活性）”“保证严谨性”的角度重新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36]要求各个学位课程单位能够有效地进行内部质量保证，各大学需要针对每个学位课程适当地公开信息，并且在认证评估时，掌握每个学位课程的学修成果，确认教育研究质量。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修订设立了“教育课程特例制度”，其目的是在大学内部质量保证等体制充分运行的前提下，允许大学在不完全遵循特定教育课程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实施教育和教学活动，并在对其有效性进行验证的基础上，促进今后大学等设立标准的完善。[37]这一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促进基于大学创意和创新的先驱性举措，对于突出各大学优势和特色，丰富高等教育多样性等有着积极的作用。
此外，针对一些现实困境，如此前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在改善教学方面两极分化，且有改革形式化、表面化倾向，“学分限制制度”（CAP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确保国际通用性等，2023年“振兴方策”提出了“充实、强化‘出口质量保障’”的建议并规划了具体改革措施。如通过活用GPA促进“学分限制制度”落地，精选和整合课程等方式改善教学管理制度；明确学习目标和评价标准，从低学年开始系统性学习，与地方及企业协作等方式有效提高毕业论文、毕业研究、研究小组的水平和实用性；在高学年设置必修课程，以综合、客观的方式评价DP所规定的资质和能力；鼓励信息公开化；注重与产业界的协作；尽快扩大国际合作和确立相互认证机制等。[38]
（四）完善大学撤并机制，保护学习者权益
日本社会急速少子化现象导致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营环境严重恶化，内部治理功能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威胁到学习者的教育权益。为应对这一挑战，日本高等教育领域从预防和应对两个方面探讨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家的责任与义务，以期通过完善大学合作、合并和退出机制，确保学习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2023年“振兴方策”立足于保护学生视角，从五个方面列举了大学撤并的相关举措。
第一，大学破产的早期预防。要求学校法人（大学）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持续改善经营状况，并通过财务分析等手段，及时掌握经营恶化的迹象。在不可避免破产的情况下，要迅速做出撤并等经营决策。同时，避免设立招生前景不明确的大学或学部，以防止经营恶化。
第二，大学破产的积极应对。在撤并过程中，学校法人需要保证在校生直至毕业的教育和就业支持，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适当的转学支持。在做出撤并等经营决策时，参考《学校法人经营改善等手册》，建立学校间的合作体系。
第三，国家降低大学破产风险。国家根据经营指导强化指标，筛选并掌控有经营恶化倾向的学校法人，并要求其制定经营改善计划，每年确认改善情况并发出指导通知，鼓励学校法人及早做出适当的管理决策，包括缩减规模和撤并，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
第四，国家在大学破产时保护学生的具体措施。尽管目前尚无特别规定，但强调国家要考虑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现实问题，例如在没有邻近的大学、相同学术领域的大学等情况下如何帮助学生延续学业，转学生如何接收，毕业生的相应业务如何处理等。
第五，完善大学的撤并及破产程序。目前日本与撤并或破产有关的高等教育行政审批包括“废止学校的认可申请”和“解散学校法人的认可申请”两种。如果大学法人提出“解散申请”，在获得认可后将转入清算程序，学生权益能够依照相关规程得到保障。但提出“废止申请”并停止招生的大学，即便在程序上并未违背相关法规，但实际上却可能因管理运营不当而影响学生应有权益。因此，今后需进一步探讨这些停止招生的大学的处置程序以及废止过程中的管理方式。[39]
四、关于“学习者本位”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考
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本质上是一场以“核心素养”教育为核心的质量升级运动。当前各国尝试建立了各自的核心素养框架，但在素养教育的落地问题上却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改革困境。面对这一困境，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种应对策略，即通过改善高等教育内部环境，基于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推动“核心素养”教育的落地实施。
日本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实现“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的基础。此次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和培养学习者的个人能力，为此需要向学习者提供多种多样的学习机会和内容。网络学习平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途径，但由于其评价标准尚不完善，学生难以获得可视化成果以及社会认可。因此，通过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来实现这一目标更为实际且紧迫，同时也使各机构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更好地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为学习者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适配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选拔和评价观念的转变对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导向作用。有学者指出素养本位的教育评价观“将评价本身视为教育过程”，而不只是“对教育结果的检测”，这首先需要确立一种“不评价”的评价观念，因为任何评价都会带来“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变成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由此滋生傲慢与控制”。[40]日本高大衔接、大学入学选拔一体化改革中体现了这一点，让个体和高等教育机构更加明确自身发展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有效地相互选择。而建立在“三大方针”基础上的教学管理制度，有助于辅助学习成果的可视化操作，让学习者和高等教育机构都能够真切审视和评价教育成果，同时不断促进和完善高等教育机构自身的改革，从而推动日本高等教育整体改革。
此外，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中的素养框架不够明晰；在国家层面的功能期待上，国、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等级化结构性不平等仍在持续等等。由于日本“学习者本位”高等教育改革尚处于初期阶段，其成效评估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仍需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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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文部科学省.令和4年度大学設置基準等の改正に係るQ&A[EB/OL].(2022-09-30)[2023-12-02]. https：//www.mext.go.jp/mext_02039.html#q54.
[38]中央教育審議会大学分科会.学修者本位の大学教育の実現に向けた今後の振興方策について（審議まとめ）（概要）[EB/OL].(2023-02-24)[2023-10-09].https：//www.mext.go.jp/content/230313-mxt_koutou01-000027826_4.pdf.
[40]张华.迈向素养本位教育评价观[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06):3.
注释
(1)本论文引用数据，均以日本文部科学省历年公布的《学校基本调查》数据为依据，需要时依据此数据由笔者进行必要的计算。以下不作标注。如有其它来源的数据引用，会另作标注。
(1)2022年12月2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第170次大学分科会会议上，高等教育政策室长柿泽雄二解释了“文理复眼”的相关含义：“在日本，本科教育一般按特定学科划分为院系，并从一年级开始为这些院系的学生提供专业教育。然而，在一个需要超越传统院系界限的专业知识组合的时代，有必要通过跨学科课程的实施和主辅修专业的使用，培养学生的鸟瞰视角、横向视角以及利用多个不同学科的方法进行思考的能力，即‘文理复眼’。”（详见：大学分科会（第170回）议事录[EB/OL]. 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4/gijiroku/1422632_00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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