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飞（1981-），山东莒南人，通化师范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教学管理研究;*汤颖（1981-），黑龙江五常人，通化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研究。
文章来源：教育理论与实践 . 2024 ,44 (24) ：9-13
摘要:文化是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在关注发展中的“人”、诉诸“全面”“充分”“长远”“创新”的建设取向，具有“适应性+超越性”的时代内涵和建设过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有赖于理性的观念理解、有效的制度条件建设、共生的师生日常教育生活以及社会舆论力等文化条件。新时期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建设，可以围绕大学精神的新时代厚植、关系型教育理念的主体践行、多元化文化资源的教育融合以及评价体系的平等有差别式构建等路径展开。
关键词: 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 文化 大学精神 关系型理念 文化资源 1+N评价体系 文化意蕴 文化条件
基金: 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地方高师院校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实践模式研究”（课题编号：DIA220369）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要全面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和建设目标。高等教育如何实现从规模的“大”转向质量的“强”，如何从建设的标准化转向建设的高质量，都是亟待探索的问题。新时期实现高等教育从大国迈向强国，亟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文化的引领、建设和实践推动。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意蕴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物质环境、制度环境与精神环境的融汇，是高等教育建设质量体系中主体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知行表现。具体有三个基本特征指向：首先，直面并积极回应高等教育发展中“人”的主体关切。与高等教育初级阶段所关注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要素不同，在高级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所关注的主要是不可见的“人性”，包括人的知识、情感和意识在智育、德育、体育等方面的发展[1]。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拒绝一切形式的“去主体化”，将人作为发展中的主体，面向主体需求建构通过主体力量实现的教育发展格局。其次，诉诸“全面”“充分”“长远”“创新”的建设取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内涵与外延上涵盖了所有地区、所有层次和所有高校的发展，是全面规划、稳扎稳打的创新性发展，是谋长远，谋全局的发展[2]。最后，具有“适应性+超越性”的时代内涵和建设过程。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等要素的组合理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包括适应性和超越性两个基本文化特征。“适应性+超越性”所彰显的是高等教育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坚守的“不变”与主动开启的“求变”，二者融汇所形成的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性变化力、变化性适应力的发展文化。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意蕴为新时期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新的文化视域。当下，结合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后需要应对的教育教学方式、教育治理体系、教育国际化形势等诸多挑战[3]，积极探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条件及建设路径，对于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破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囿，深化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机制与路径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条件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在成果表征上包含了物质的、精神的成果形式。文化形成的过程包含了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交流，涉及地域之间、人际对话的不断丰富和拓展。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一方面，文化有赖于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自然获得，有赖于高等教育发展文化的能动建构；另一方面，形成的文化规约着高等教育体系里“人”的价值理解和能力发展边界，进而作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一）理性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及其价值理解
理性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是构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条件，其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可持续的质量观，以及有张力的发展观基础上。基于这三个维度的价值取向认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及其价值理解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高等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具有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的价值功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正是依托这三种基本功能而延展、深化。其发展路径、载体是高等教育三大功能，主要基于高质量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高质量实现社会服务、高质量开展科学研究等功能建设。在这一层次上理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功能体系的自我深化和持续建设。第二，高等教育的质量特征具有历史性、社会性、时代性，新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含着高等教育对开放性、公平性、差别性的质量关怀。高等教育质量就是作为事实或行为的高等教育满足人们需求的程度[4]。人们需求获得满足的路径和达到的程度，受规约于高等教育质量建设过程中对教育系统内外在和软硬件条件建设、差异化学习需求、供需矛盾的公平调适等问题的良好把握和治理。第三，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国际性和本土性、主体性与客体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等多重边界和基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质量取向具有视域的弹性、实践的张力和文化的交融。高等教育发展的高质量内涵包括其在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化发展理念的认知吸收和行动理解，对本土化、在地化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建设范式的经验概括和体系化输出；对高等教育体系中“人”这一生命主体的人本关怀，对影响人发展的诸多教育资源的物质性、制度性财富的累积和建设；对高等教育理想的价值性追求、人文性构建，对现实困境和问题的体验性剖析、工具理性应答等。
（二）有效的“质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制度条件
制度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是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且在文化生态中发挥积极作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条件中，制度对高等教育系统中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具有显在性，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向“质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建构有效的制度条件。“质量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条件，在内涵定向上凸显的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围绕质量、发展等制度的教育性建构，质量建设制度和高质量发展制度的有效建设需要彰显和反映高等教育文化的个性品质，关心制度建设的人本性、主体性，通过对高等教育系统中“人”的制度关照优化高等教育质量及其发展的规范体系，进而形成主体发展与教育制度持续更新建设的良性互动格局。具体而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制度条件的有效建构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在制度目标建设方面具有宏观、综合、整全与互动的建设视域。“高等教育质量理想或理想质量不能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内部，而应该从社会发展进步、人的发展和人才成长的综合视角来审视和把握。”[5]有效的“质量建设”“高质量发展”不能固封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来理解，而是形成基于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宏观、综合、整全与互动的制度建设视域。第二，在制度的自我更新方面充分重视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积极效用。质量文化不仅包含着质量建设文化，也包含了质量发展文化。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制度建设过程中对“公平”“开放”“效率”“创新”“共享”等价值的文化建设。第三，制度评价遵循理想性与现实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融合取向。“质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制度评价应建立在合理性、合法性和现实性等标准之上，并积极诉诸制度效率、制度公正、制度实现力的评价取向[6]。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评价需要综合考量制度目标的教育性、发展性，制度内容的主体性、现实性，制度实施过程的科学性、有效性等评价要素。
（三）共生的基于师生主体价值体验的日常教育生活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文化条件之一，是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和学生基于价值体验形成的共生教育世界和共享教育生活。大学师生日常教育生活构成了高等教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路径，同时也是一种隐性文化路径。师生日常教育生活呈现的是教育融入生活的文化实践，而日常教育生活及其文化的积极影响在于，将主体内在的精神力量作用于“润物无声”的高等教育文化建设中。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是“看不见”师生日常生活的理想规训，而是充分挖掘习以为常却不自知的文化力量的实践教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理念引领、制度建设方面，都需要有意识、有设计，乃至有系统地将高质量发展、理念、时间内涵等潜移默化地融入、渗透到师生的日常教育生活，提升高等教育系统内师生主体的文化体验，增强对高质量发展目标的价值共识、内涵认同和过程性理解。
日常教育生活为师生提供了共同的成长空间，同时构建了具有立德树人指向性、教学对话关系性和共同体建设可能性的存在和发展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师生能够产生对高等教育发展价值目标、过程方向等的认同感和高质量发展的大学文化的归属感。被看见、被发现、被关注的日常教育生活，将不再被忽视、被堆砌、被遮蔽、被淹没，而是具有主体价值活力、师生自我实现力量、教育文化持续赋能等原动力的教育资源。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中，需要及时、科学、有效地实现对师生日常教育生活中教育元素的挖掘，对教育日常生活中主体体验价值的关注，对师生日常生活中“文化规定性”的把握等。
（四）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及其社会舆论力
社会舆论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相伴而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表现为人们关于某一特定认识对象的各种不同意见的集合，区别于制度安排，社会舆论在文化赋能中起到的作用是弹性的而非刚性的[7]。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亟待多场域、多主体、多时空的社会舆论力建构，社会舆论力的构建过程也是优化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的舆论场，进而形成对高等教育体系中“人”的思想行为的积极作用力，为教育主体指明行动方向。社会舆论力的建构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在完善自身高质量发展体系过程中，以开放的视野和民主的姿态实现机制、路径的自我更新，为高等教育发展范式的不断优化提供监管推力。同时，作为一种“民意”的反馈和观念反映，社会舆论能够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困境、观念冲突、文化失范等问题的消解，形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批判性思维力量。
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也可能是消极的、负面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舆论力需要发扬积极的舆论作用，克服乃至消解消极舆论影响。有利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舆论应在四个方面实现建构。一是面向立德树人，把握社会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价值性、持续性，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积极、正向的文化作用；二是综合考量社会舆论环境的现实性，尊重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基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规律回应社会期待和舆论关怀；三是凸显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发展评价的过程性取向，在认知层面对高等教育人文价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运行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人才成长的关系，有更高质量或更高水平的认识[5]，优化完善过程性评价的开放性、公平性、增值性与精神性等；四是及时规范和谨慎引导数字、技术等对社会舆论作用方向的影响，组织专业化实践队伍引领信息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手段、人工智能等方式服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性评价。
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建设路径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关涉到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实践。新时期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建设，可以围绕厚植大学精神、关系型教育理念的主体践行、多元化资源的教育融合以及评价体系的平等有差别式构建等路径展开。
（一）厚植新时代大学精神以聚凝高等教育发展目标
大学精神涵盖大学中“人”的文化自觉，且呈现和反映了大学发展与改革中国际性、本土性的文化间性交融和关系优化。新时代大学精神承载着教书育人的价值使命，成为文化力量的大学精神有赖于大学师生基于共同体式共鸣和历史性精神传承形成的主体价值追求，这一追求呼应时代对大学发展的召唤，也对应于现实性诉求。因此，大学精神在新时代的厚植将成为价值观念隐渗和彰显于高等教育文化建设中，表现出其对高等教育面向何处、走向何处、路在何处的目标取向。大学精神的厚植作用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而言，即聚焦于、服务于、敦促于“高等教育是什么、为什么”的价值探寻，同时，其也受制于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过程性认知、理念、实践。新时代的大学精神当突出对开放、公平、人文、生态、在地、对话等价值品质的理性关照，这些关照需要建立在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社会文化支撑、主体精神素养、过程方法机制等方面的全面内驱力。
大学精神作为一种聚合性力量，在实践中需要各高校对自身发展文化、办学历史的理性自觉和体认，对现代化和传统化制度设计的力量权衡，对个体与集体对话性理解的推动性达成。总之，大学精神构成了文化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蓄航力、深刻力、内驱力。
（二）践行关系型教育理念以改进主体间对话机制
高质量的教育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教育关系来支持，高质量的教育关系是促成教育系统内部、教育系统内外有机合作、良性对话的理念性基础。践行关系型教育理念意味着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既要侧重于教育内部关系圈的建设与互动，也要侧重于教育内外关系的交流与沟通。一方面，需要关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师生作为教育主体在教育生活中所形成的人际观念、互动意识、问题解决秩序等，优化教育主体间基于文化理解消解文化偏见，基于文化对话促成协同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在形式和内容层面破解来自观念层面的认知藩篱，真正将高等教育发展同社会、社区，将教育改革同文化、生态等有机结合，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圈和互动体系，营建对话式而非独白式、共同体式而非原子化、价值理性取向而非工具主义取向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形成高等教育系统内部、高等教育系统内外有机对话的关系型视域。
就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而言，关系型教育理念的实践关注高校人际文化的建设。这一关注所致力实现的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发展观念、价值取向，对关系圈中“人”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影响力。
（三）融合多维多元文化资源以唤醒日常教育生活力量
高等教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对资源建设的多元诉求等，都使得“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在资源建设和开发、应用支持方面具有更优质要求和更有效建设取向。促进文化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日常化路径在于，对高校日常化教育生活力量的夯实和培育。具有文化特质和力量特性的高校日常教育生活，实际上是融合了多维教育价值的生活实践。高等教育高质量的文化建设扎根于高校日常教育生活，是生活样态与教育品质相融合的高校文化实践。对于高校日常生活中所自然呈现出来的想法、做法，只有当其自然融入、自觉纳入、自动化引入教育发展的价值品质时，高校文化才会成为影响师生生活实践的内在精神力，进而形成一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赋能自觉力、自动力。
日常教育生活的自然性、包容性、全面性、随机性等，使得体系化、力量化的日常教育生活被唤醒，有赖于“生成+计划”“引进+本土”的多维性、多元化高等教育发展资源建设。资源包含了价值思想类、艺术审美类、传统民间类、数字信息类、个例具身类、创新发现类、体验反思类等，当多元资源成为“润物无声”“无为而为”的作用力时，资源所形成的高校日常教育生活建构力和文化赋能发展力将更富有成效。
值得说明的是，多维多元的文化资源中当尤为关注校内外合力资源的协同建设作用，特别是“人”作为主体力量本身的生活体验价值，在校内外、教育系统内外，基于不同角色、机制形成的关系体中，文化交融对高校日常教育生活的体系和教育力建构价值当得到更充分、真实的关照。在资源建设中当以和谐适切的原则形成多元资源对高校日常教育生活建构力的正向价值力，消解关系体中可能存在的对话失范、文化失语、主体间失调等问题缺口，让资源与高校日常教育生活样态的建设建立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机理与融合（共同体）机制之上。
（四）构建“1+N”评价体系以促成差异高质量发展格局
“1+N”的“1”为高质量发展的共性指标、核心框架，“N”为差异化发展体系。差异化发展体系的构建亟需高等教育评价视角的立体化、多维化，评价范式的多维化、综合化。在评价的类型方面应充分考量类型化、特质化的学校发展情境。例如，对理工类、综合类、语言类、财经类、师范类、农业类、军事类等不同类型高校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个性化、类型化建构。不同类型学校对师生发展条件、学校教育治理要求、资源建设取向和社会服务机制的发展要求也有所不同。由于教与研的指标体系不同，产教融合的层次不同，在培养目标取向差异下，对学术型、应用型等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定位“倒逼”高校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差异化建构。
“1+N”评价体系的构建实际上是致力于推进普遍性标准和个性化评价要素的融合。“1”担当凸显高等教育普适性功能的价值定位，即各高校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优质化功能、周延性价值的实现；“N”则凸显两方面取向，即“1”的课程化、层级化认定，“N”的制宜性、特色性定位。“1+N”评价体系依托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面向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时代目标，建立于中国大地、扎根本土文化，探索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评价推力，构建评价促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范式。当然，共识性和差异化的评价指标遴选的过程，也需权衡好国际化和本土化、定性化与定量化、历史性与未来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政策性与理论性等关系的理性认识和合理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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