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仝联勃，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24 (08)：104-109
摘要:“大思政课”开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深入阐释“大思政课”的学理依据为我们透视理论本质，明晰思想内涵，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并理解其实践意义具有重要作用。“大思政课”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活”维度，因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既存在按照“教材理论—教学理论”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教育逻辑的维度，也有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建构“实践—理论—实践”的教育逻辑的维度，后者构成了“大思政课”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结构。“大思政课”所具有的强烈“实践亲和力”和“现实针对性”，彰显了其“理论引导现实”的实践论指向。
关键词: 大思政课 唯物史观 认识论 实践论
基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研究”（20JZD004）的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中指出，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要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大思政课”拓展了传统学校课堂的教育范围、教育空间和教育功能，深入挖掘“大思政课”的学理依据，对“大思政课”中的存在论要义、“大思政课”中的认识论结构、“大思政课”中的实践论指向等方面进行学理阐释，能帮助我们更深刻把握其理论本质，明晰思想内涵，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并理解其实践意义。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思政课”中的存在论要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501)在马克思看来，真理性的认识总是基于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理论教育”，必须扎根于社会生活实践，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大思政课”要求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习近平明确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2]因此，社会生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大课堂”。“大思政课”既立足于传统“小课堂”的思想政治教育，又拓展了基于“社会大课堂”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小课堂”和“大课堂”之间的关系加以深刻认识，才能真正领会“大思政课”的真实含义。
“社会大课堂”正如通常所说的“社会是一所大学”一样，它表明，社会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所充满学问的“大学”，而依托“社会生活”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大思政课”不是对传统学校课堂的否定，而是学校课堂的必要延伸，它进一步拓展了学校课堂的教育范围、教育空间和教育功能。具体而言，传统的学校课堂主要是立足教材以“理论”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在讲授教材中的一系列概念、论断、观点、命题的时候，需要着力于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和“理论的深刻性”，因此，在理论展开的过程中，有时就需要用更多的概念讲授某一个概念、用更多的判断讲授某一个判断、借助于更多的理论来讲授某一个理论。为避免教师课堂教学“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从理论到理论”，理论脱离社会生活而失去它所表征的真实内涵，教师对教材中思想理论的讲授就需要紧密贴合社会生活与日常实践，否则容易变成“空洞的教条”“理论灌输的说教”。所以我们说，“大思政课”既要注重“学校课堂”的理论阐释，也要注重讲道理的社会生活来源，将思想理论所展现的概念逻辑的内容与现实中生动、多样的社会生活有机融合。“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3](P165)“社会生活”是“大思政课”的重要来源，这是最鲜明的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马克思始终强调，理论要关注“现实的人”，即要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家的头脑出发，不是从先天的观念出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根本认识论原则。“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P526)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即“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P525)这一著名论断为“大思政课”奠定了坚实的唯物史观基础。人们每天都要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活动，人们对世界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的认识和把握，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思想理论总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只有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才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理论不断地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总之，“社会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课堂”。马克思对社会生活和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为“大思政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2]等重要论断正是唯物史观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生动应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做到“以理服人”，以思想理论的深刻性、前瞻性、逻辑性、实践性让思想政治教育入脑入心，达到铸魂育人的目的。而如何做到以理服人，马克思也有明确的说法，这就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P11)因此，我们强调“大思政课”社会生活来源和基础的时候，也要准确地把握理论与实践、“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二、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大思政课”中的认识论结构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认识开始于感性认识并上升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经验事实为认识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首先强调物质相对于精神的“第一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P22)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因此，感性认识是一切认识的开端和起点，离开这一起点，认识就容易陷入误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这一认识论原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大思政课”的教育规律和教育特点上也有集中体现。
“大思政课”拥有来自“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正是这些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大量经验事实构成了感性认识的基础。当人们质疑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的时候，实际上从认识论原理上就偏离了“感性认识”的起点，因而使理性认识变成抽象的“说教”，脱离了经验事实的“具体”。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为感性认识开辟了巨大的空间。因此，“大思政课”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鲜活的经验事实，从这些事实中概括总结和凝练出中国精神，塑造和引导学生的家国情怀，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端，但认识不能停留在经验事实的“感性认知”，而是要进一步上升为“理性认识”。“摆事实讲道理”是“大思政课”的鲜明特征，不仅要“摆事实”，而且要进一步“讲道理”。“摆事实”就是要从社会生活的重大现实问题、现实成就和现实需要出发，特别要从典型的社会事件和国家战略出发，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感性素材，以便讲好中国故事。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一切认识都要从感性直观开始。[5](P序)因此，“摆事实”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个认识论环节，它为“讲道理”提供了感性直观的支撑。所谓“道理”就是“理性认识”，所谓“讲道理”就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将经验事实中的客观规律、价值观念呈现出来，从而使人们形成“普遍的观念”，使学生达到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把经验事实中蕴藏的真理呈现出来，这一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可见，“大思政课”开始于对社会经验事实的“感性认识”，但也需要上升到人们对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理性认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关切的、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事件，往往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因此我们说，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重大社会事件中所彰显的伟大精神，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极具有说服力的素材。用“摆事实”的形式实现“讲道理”，就会避免单纯理论教育的抽象性，这是符合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
“讲好中国故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一般来说，人们的认知和价值判断总是要基于某种经验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则展现着自身的价值选择、价值追求。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思政课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为生动的“中国故事”，在此基础上开展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教育，同时也引导学生以理性的目光观察、认识、理解和评判现实的经验世界。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必然要运用大量案例，而“案例”一定是来自于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大思政课”要把社会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案例库”，从而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经典的实证经验素材。另一方面，“大思政课”要把这些社会经验事实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来，从而既使人们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也使人们以“理性的目光”重塑和理解“感性经验”。总之，“大思政课”离不开大量的经验事实，不仅要发挥它们作为案例的作用，更要从这些经验事实中，总结和概括出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从而在这一教育过程中实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
三、用理论引导现实：“大思政课”中的实践论指向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P13)这段经典的论述旨在突出理论对于现实的能动作用，这是唯物史观中实践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强调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但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意识对于实践来说的能动性。忽略后者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为何成为“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真实意义。“大思政课”的观念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需要并且应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的双向运动过程。价值认同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引导人们把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行动，做到“知行合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应用学科”而非一个纯粹的“理论学科”，原因就在于它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有基于“社会生活”的维度。“大思政课”把社会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素材和内容，是对学校课堂思政的丰富与拓展，充分彰显了其实践论优势。
“大思政课”在实践论意义上具有独特优势。对于“大思政课”来说，当把社会生活中的中国故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时候，这种从生活中凝练出来并真切地使学生感受到的价值力量，就会直接激发他们的实践动力。因为对于学生来说，通过“大思政课”，理论已经成为引导现实的价值力量，在理论中“照亮了现实”，为现实指明方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趋向于思想。“大思政课”要求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发挥两者的协同优势，在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课内与课外的有机联动中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在“大思政课”所遵循的“实践—理论—实践”的教育逻辑中，“实践”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这一教育逻辑充分彰显了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原理和实践论原理（在马克思那里，认识论和实践论是紧密相连的，但实践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落脚点）。
“大思政课”的亲和力为学生打开了广阔的社会实践空间，增强了社会实践动力。习近平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6](P378)“大思政课”的独特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加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更多地来自于“经验对象”，来自于人们置身其中所形成的直接的认知和切身的感受。正是因为这些社会生活的内容是“先于理论”而存在的，因此是和大学生的感性认知直接相关的。当思想政治教育关涉到具体而“接地气”的社会生活的时候，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心理排斥”就会被打破，因为这些社会生活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是“亲切”的。为了区别于“理论亲和力”，我们可以把这一基于社会生活而产生的亲和力称为“实践亲和力”。凭借这种“实践亲和力”，“大思政课”激发了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兴趣，为学生打开了广阔的社会实践空间，增强了社会实践动力，充分彰显了基于社会生活而开展的“大思政课”所具有的实践论意义上的价值导向。
“大思政课”的“现实针对性”具有实践论指向。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的针对性”，另一个是“现实的针对性”。前者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针对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回答学生的理论关切，解决学生的思想理论困惑。如果离开学生的理论关切，就无法满足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需求，也就无法达到教育目的。后者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是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因此要针对“现实问题”“现实成就”“现实需要”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现实针对性”是“大思政课”所具有的实践论层面的独特优势。教材中提出的理论一般来说具有“概括性”“抽象性”“普遍性”“一般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教材中的理论内容总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对学生进行一般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因而缺少“特殊性”“针对性”。“针对性”是指针对某一些特殊而具体的状况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求“言之有物”，即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也就避免了教材纯理论的抽象性，赋予理论以生活的现实性。案例教学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就在于“案例”是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它能够赋予抽象的一般理论以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内涵，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理论，是教材理论教学的必要的辅助。总之，“现实针对性”是“大思政课”建设中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实践论意义之所在。
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02)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改变人们的精神观念、价值信仰的方式，从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的教育活动。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意识的能动性”。马克思也曾经批评以往的旧哲学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1](P503)进而提出在实践的层面上发挥意识的能动性的唯物主义主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最终是为了“改变世界”，这一深刻道理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绝不仅限于形成对某种价值观的“认识”，而是要实现对世界的改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回答社会发展所面对的重大的价值问题，即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大思政课”用强大的理想信念来凝聚共识，引导学生充分认知“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而把这些思想观念贯彻落实在实际行动之中，这是“大思政课”所具有的“理论引导现实”的实践论指向。
综上所述，“大思政课”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依据，是遵循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逻辑的重要变革。如何充分发挥社会大课堂作用，不断增强思政课针对性、吸引力，实现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是“大思政课”建设的重大任务所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现实需要出发，如何深刻总结建党百余年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的历史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大思政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新形态肩负着重大使命。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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