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悟：
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体系里，黑色宛如一个神秘莫测的深邃渊薮，它绝不仅仅只是简单地作为一种颜色而存在。黑色与光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特殊且微妙的关系。光，作为照亮世界万物的明亮使者，当它被完全吞噬、隐匿之时，黑色便磅礴而现，犹如宇宙深处那无尽的虚空，没有一丝光亮能够穿透其浓重的帷幕，这种与光的对立又依存的关系，使得黑色天生就带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气质。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溯源而上，在原始时代，黑色往往与未知紧密相连。那时的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极为有限，黑暗中隐藏着无数难以解释的现象和危险，黑色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笼罩着人们的内心，引发了本能的敬畏与恐惧。与此同时，在某些情境下，黑色又能给予人们一种奇特的安全感。比如在那危机四伏的荒野之夜，隐匿于黑色的洞穴或者茂密丛林的暗影之中，仿佛就能够躲避野兽的窥视与侵袭，黑色成为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色，这种安全感与危险感的奇妙交织，构成了原始人类对黑色复杂情感的重要部分。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黑色在不同的文化、宗教以及艺术等诸多领域，都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彰显出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与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在宗教语境里，黑色常常被视作死亡的象征。那庄严肃穆的葬礼之上，黑袍加身的神职人员，以及那象征着逝者安息之所的黑色棺椁，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黑色与死亡之间的紧密关联。这种对黑色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宗教仪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里，黑色也长久地被与生命的终结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悲痛、哀伤与肃穆的情感载体。
然而，黑色的象征意义并非仅仅局限于死亡与恐惧。在艺术的殿堂中，黑色却又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画家们巧妙地运用黑色，通过与其他色彩的对比与融合，创造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杰作。黑色能够勾勒出深邃的轮廓，营造出凝重的氛围，使画面在简洁之中蕴含着无尽的张力与力量感。在时尚领域，黑色更是经典的宠儿，一袭黑色的晚礼服，优雅而神秘，彰显着穿着者的高贵与独特气质，它以一种低调而奢华的方式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成为了时尚潮流中永不褪色的一抹亮色。
从历史的滚滚车轮中一路走来，黑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象征意义也在悄然发生着演变，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方面。在古代的某些王朝，黑色被视为尊贵的象征，与皇权、贵族的威严相联系，只有特定的阶层才有资格使用黑色的服饰或者器物。而到了现代社会，黑色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既可以是商务场合中稳重、专业的代表色，也可以是年轻人追求个性、表达时尚态度的独特选择。无论是建筑的外观、汽车的设计，还是家居的装饰，黑色都以其独特的魅力，不断地诠释着人们在不同情境下对未知、安全、吸引力以及死亡等多元情感和认知的融合与变迁。
读后感悟：
胡安焉通过《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开始引起公众关注。在他的文集《生活在低处》中，他主要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家庭生活，解释了自己从事写作的动机，并对写作经历进行了反思。这本书也包含了他对日常观察和感想的记录，其中一些文章是他写小说时的副产品，也算是一种写作练习。可以说，这本书是他的一部自传。
1979年出生在广州的胡安焉后来搬到中山大学对面的一栋仅56平米的单位宿舍，和外公、外婆、父母、姐姐一家六口挤在一起生活。这种拮据的生活状况启发了他将这本书命名为《生活在低处》。
胡安焉的母亲是上海人，六岁跟随外公外婆迁居广州。父亲是客家人，原籍广东省陆河县，一个直到2012年才摆脱国家级贫困县名单的地方。父亲16岁参军，与母亲在农场相识。父亲做过食道手术，后遗症影响深远，而母亲在职业生涯结束后也曾因癌症接受过化疗。因此，从小作者家庭就一直在困顿和疾病中挣扎。
尽管困境重重，作者仍清楚记得他2009年10月开始写作的时刻。他受到一些奇怪客户和街头乞讨者的启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即使在平凡或不幸中也要坚强面对，写作成为记录这些感悟的有力工具。
在开始写作之前，作者热爱阅读。他在做女装店工作时，抽空阅读手头的小说。那家商场每天下午才开始有客人，给了他大块时间阅读。他读过妥斯托耶夫斯基、卡佛和赛林格等作品，这段阅读经历深深触动了他，让他意识到生活本身才是最大的启示，而非作品。写作开始于对生活的感悟，而非对文学作品的崇拜。
作者承认，开始写作的原因之一是写作成本低廉。他认为写作是其它事物无法替代的特殊意义，而非比做菜更容易或更重要。
贝克特和卡夫卡是对作者影响深远的作家。最初难以理解他们，后来意识到贝克特是人道主义者，而卡夫卡可能是一个幽默作家。语言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超过内容，这是作者从中领悟到的。
综上所述，胡安焉或许并非出于喜欢写作而写作，而是将写作视为记录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低处》中还记录了他在大理、上海等城市的打工经历，虽然这些经历平凡，却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读后感悟：
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本书描绘的世界异常纯净，然而“纯净”这个词在这里似乎带有一些贬义。当我在近两年前第一次阅读这本书时，我就觉得它与众不同，不同于陀老其他小说那种能给人带来混乱、狂热感觉的作品。相反，它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冰封的西伯利亚平原，一切都像是被冻结般毫无生气，而陀老的叙述就像是一缕明亮的阳光穿过灰暗的天空缝隙，照耀在铁栏围成的牢笼中，为这个纯白色的绝望世界注入了一丝神圣的色彩。也许我说得有些抽象，但事实上，我并没有用分析陀老其他作品的模式来理解《死屋手记》。
与陀老后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不同，我认为这部作品最值得探究的地方在于它与陀老真实生活的紧密联系。陀老后期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和回忆都来源于他在书中所谓的“死屋”中的真实经历。例如，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在西伯利亚平原做苦役时得到了救赎；而在《白痴》中，梅诗金公爵回忆起他朋友在执行死刑前的那段时间，这与作者本人在最后时刻被赦免的经历相对应。显然，正是这段在监狱中的经历使陀老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也让我们得以见证他后期几部伟大作品的诞生。
这部与陀老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的小说到底是如何呈现给我们的呢？理论上，由于与真实经历紧密结合，应该会有更直接、更强烈的情感表达或思想诉求。然而，有趣的是，它与我之前想象的叙事模式有所不同，也与陀老其他作品的叙述方式有所出入。通常情况下，他的作品叙述角度不外乎两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前者中，叙述者以“我”的身份讲述故事并成为重要角色，比如《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白夜》等；而后者中，小说要么全程采用第三人称，要么虽然出现“我”作为叙述者，但“我”基本上不参与故事（或许会有些许联系），比如《白痴》和《群魔》。然而，在《死屋手记》中，首先出现的是第一人称的“我”视角，接着提到“我”遇见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曾被流放的俄罗斯贵族，他留下的手记描述了他在西伯利亚监狱中的经历，然后下一章从手记中的“我”即彼得罗维奇的视角展开讲述整个故事。更进一步地说，虽然故事中涉及许多彼得罗维奇的个人实践、思考和情感，但由于他的贵族身份导致他与其他囚犯疏远，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大团体”，因此故事大部分都是通过彼得罗维奇描述其他囚犯的故事来推进，导致整体结构相当松散，似乎没有明显的主线，甚至一些只在一个章节中出现的囚犯角色比叙述者自己更加引人注目。换言之，这本本应该最贴近陀老真实经历的小说，一个理所当然以“我”为中心的故事，其主要叙事模式却是转述的转述。陀老在这本书中设定了前后两位叙述者，将他作为作者的身份与故事本身拉开距离，给人一种微妙的疏离感。因此，我将从这种特殊设置的叙述视角出发，谈谈我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