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至25日，“浙江大学中国大遗址考古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顺利举办。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主办，大遗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所承办，主题为“大遗址考古与中华文明”，来自全国各地文博考古行业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活动。
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党委书记方志伟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浙江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兼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浙江大学大遗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考古学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周江洪表示，浙江大学作为国内首批设立文博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近年来在长江下游史前文明、大运河考古和石窟寺保护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学校通过多学科协作，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考古学和文物数字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未来，浙江大学将继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方案。
郑建华回顾了浙江省在大遗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成果。他认为，本次研讨会为专家学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将有助于推动大遗址考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并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传承。
林留根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大遗址考古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强调了大遗址考古在传承中华文明、保护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大遗址考古的理论基础在于其整体性和系统性，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多学科融合与国际合作，推动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发展。
会议现场
学术交流研讨环节，8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分别作大会主旨发言，涵盖大遗址考古与中华文明前沿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20位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学术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教授以《大遗址与文明探源研究——以探源工程为例》为题，深入解读了大遗址考古的现状及未来发展重点。他表示，大遗址的发掘为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文化交流及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强调了大遗址考古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关键地位。
匈牙利Eǒtvös Loránd大学考古科学研究所亚历山德拉·安德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史生物社会考古学视角下的Polgár微区（匈牙利东北部）墓葬》。她从生活史生物社会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展示了匈牙利东北部Polgár微区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多学科分析成果，并通过多元化研究方法，揭示了该遗址中人类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及其文化互动的丰富性。
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人文研究所考古部主任瓦季姆·雅古丁教授的报告《Bolshaya Kyrk - Kyz – Kala城堡遗址2019-2023年发掘》由浙江大学陈晶鑫老师代为发表。报告详细介绍了该遗址的发掘过程及其学术成果，探讨了城堡遗址的考古价值，并展望了未来的国际合作计划。
日本金泽大学中村慎一教授作了题为《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地位》的报告。基于良渚遗址群的最新发现，他提出了遗址中可能存在“异乡人”，并推测这种文化交融对二里头文化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马韩研究院院长林永珍教授汇报了《韩国马韩·伽倻古迹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成果》。报告重点介绍了韩国伽倻古坟群（Gaya Tumuli）的考古发掘与保护利用工作，以及未来推动马韩古迹申遗的计划，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创新性思路。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郭伟民教授的报告题为《大遗址理念指导下的鸡叫城考古》。他从鸡叫城考古项目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入手，详细阐述了项目的发掘过程及其在大遗址考古领域的独特价值，强调了大遗址考古的整体视角和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韩国河教授的报告《“亡羊补牢”：巩义宋陵大遗址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详细总结了团队在巩义宋陵保护项目中的实践经验。借鉴北宋皇陵的保护经验，提出了遗址保护和利用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胡耀武教授作了《大遗址科技考古的一些思考》的报告。他总结了现有大遗址科技考古的最新技术和相关成果，并对大遗址科技考古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构想，强调技术创新与考古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研究馆员的报告《仰韶文化中期核心区域聚落考古与文明化成就》介绍了仰韶文化中期核心区的考古发现，并对该区域聚落的文明进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示了聚落发展的特征与重要文化成果。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方辉教授在题为《大遗址考古视野下琅琊台聚落群的政区、人口与交通》的报告中，回顾了山东大学团队在鲁东南区域的系统性考古成果。他通过考古资料分析了秦汉时期琅琊地区的政区划分、人口规模及交通网络，提出了大遗址考古对理解古代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
加拿大斯特瓦特博物馆策展师张东先生的报告《从北美唐人街活态文化遗产看华人文化在他乡的传承与传播》探讨了北美华人群体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适应和文化传承。他以唐人街为案例，提出了活态文化遗产对大遗址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教授的报告《西汉帝都长安中轴线的成立与象征性》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方位观念出发，详细解读了西汉长安中轴线的布局、象征意义，及其对东亚地区后续王权都市建设的深远影响。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秦小丽教授介绍了《陕西临潼康家大型聚落遗址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新进展》。康家遗址是反映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地域性聚落形态、一般大型聚落功能分布的范例，是窥见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关中地区一般民众聚落社会生活组织与结构形式的考古实证。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宫希成研究馆员作了题为《武王墩考古项目与保护利用的探索》的报告。他展示了该遗址的墓地分布与出土文物，并探讨了考古队在保护利用方面的多学科协作模式。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李岗研究员以《秦始皇帝陵大遗址考古实践与收获》为题，从多个角度分享了秦始皇帝陵大遗址考古历程和收获，秦始皇帝陵大遗址为秦统一前后的物质文化及制度设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刘朝晖教授在题为《文明的时空：良渚遗址综合保护的历程、经验与启示》的报告中，深入探讨了良渚遗址在综合保护方面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其在管理机制和参与式保护方面的创新性模式，并认为这些模式对后续遗址保护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王芬教授作了《焦家遗址考古实践的几点思考》的报告，系统介绍了焦家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模式，并强调了博物馆与公众互动在文化遗产科普与传承中的作用。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王咸秋研究馆员在题为《邙山陵墓群的考古研究与遗产保护》的报告中，系统介绍了邙山陵墓群的考古进展与遗产保护经验，尤其是近年来对东汉帝陵的发掘与研究成果。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马涛研究馆员的报告《南京明代官窑山遗址的发掘和保护》从南京明代官窑山大遗址考古发掘概貌和保护利用实践两部分阐释了近年来官窑山大遗址考古与保护利用的成果。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征宇研究馆员作了题为《吴越国衣锦城址的大遗址考古》的报告，介绍了衣锦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及其历史地位，并分享了对遗址保护利用的思考。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锁强研究馆员以《岩山寨遗址的聚落考古工作与收获》为题，介绍了自2019年起在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该遗址揭示了岭南地区史前复杂社会的开端，考古成果对研究岭南地区聚落的演变及大遗址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戴向明教授在《晋南夏商时期大遗址与铜、盐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报告中提出，晋南地区在史前晚期和夏商时期的繁荣与运城盐湖的开发以及中条山铜矿的利用有直接联系，铜和盐作为早期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对青铜文明的持续繁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研究员以《殷墟考古发现和研究、保护利用和存在的问题》为题，探讨了殷墟巨型土坑的考古发现及其重要性。他还分析了殷墟都邑布局的动态发展模式，并提出了遗址规划与保护的相关思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常宏杰馆员以《多学科合作研究下的郑韩故城考古》为主题，介绍了郑韩故城的考古工作。他强调，通过与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多学科合作，极大提升了考古成果的利用效率，展现了跨学科协作在提升考古工作效率和研究质量方面的关键作用。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宝山研究馆员的报告《浅谈江苏省大遗址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当前江苏省在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他强调，需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以充分发挥大遗址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唐军主任以《立足大遗址，依托大考古，发展大事业》为题，分享了凌家滩遗址的考古成果。他提出，未来应通过加强文化遗产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使大遗址考古成果“活”起来，推动大遗址考古事业的发展。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陈筱副教授的报告《破碎与重构——浙江宁绍平原史前聚落遗址的虚拟复原与阐释展示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智技术的建筑考古记录、复原与虚拟重建方案，并以浙江宁绍平原史前聚落遗址的研究为例，展示了虚拟复原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创新应用。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李强研究员在《生物技术助力大遗址保护和研究》报告中表示，生物技术如微生物测序和ELISA检测在文物保护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他以高句丽墓葬壁画微生物病害防治为例，说明了如何通过生物技术指导文物病害的检测和防治工作，从而推动文物保护的科技化进程。
会议闭幕式上，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委会主任孙英民作了总结发言。他强调，青年学者是未来大遗址考古领域发展的希望，大遗址考古工作正面临理论深化与技术创新的双重挑战，未来需要在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方面加大力度，以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管理与可持续利用。
本次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大遗址考古的未来发展开拓了思路。未来，浙江大学将继续发挥在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优势，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文字整理/林留根、郭怡、杨素雅、李晨然
摄影/刘太平、孟笑、孙毅彬
本会议纪要未经发言者审核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学良
